又明年，八国联军人京师。王懿荣殉难。刘鹗当时正在京津间活动，王懿荣所收藏的甲骨完全为刘鹗所收买。后来有人告发刘鹗在庚子之乱时曾通款于外人，以粮米资敌．刘鹗因此充军新疆，他所收藏的甲骨至此几全归罗振玉．罗振玉拓印后，又把它转售于日本人．
然而当时先生正沉淫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国事的蜩螗和早年生活的阴黯，使先生很自然地成为叔本华的崇拜者，对人生世相的观察，充满了悲观的色彩。甲骨文尚未为他研究的对象。廿九岁，先生至张季直故里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师，并常常写文投到《教育杂志》去发表，《红楼梦评论》即作于此时。同时，《宋元戏曲史》也开始在《东方杂志》连载。《国粹学报》在当时是一个鼓吹革命的刊物，但先生当时对革命并无兴趣，投刊于《国粹学报》的是先生另一种整理戏曲目录的撰述一一《曲录》。次年(也就是我的生年)，罗振玉任苏州师范学校校长，先生也随罗振玉到苏师任教。苏州山水秀丽，徘徊光景，创作益丰。由卅一岁到卅三岁，这三年，先生的《静安文集》、《人间词话》、《苕华词》、《宋元戏曲史》陆续出版。在《人间词话》里先生提出境界之说，名言妙理，如一串串晶莹的智珠，这时先生似已自甘将自己封锁在艺术的象牙塔里，世事的风云似已不能在先生古潭似的心境里荡起涟漪．艺术与宗教可以使人摆脱生存欲的困扰，在宗教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远离尘世的悲欢扰攘，而达于涅槃的境界，在艺术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生”给予他的痛苦，而得到片刻的安息。这是叔本华的宗教观与艺术观，也是先生当年所崇奉的说素。先生既沉淫于这样的世界，所以虽和刘鹗认识，而罗振玉更是先生最初的知己，但对甲骨文的研究，殊无意趣。光绪三十二年，英人斯坦因赴新疆考古，“敦煌学’因以大显于时，而先生对之，亦复冷漠。
宣统元年，先生三十六岁，在先生治学的生涯中，这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先生治学的兴趣，在这一年完全转变了。这以前，先生是词人，是文学史家，是文艺批评家，是叔本华的崇拜者，这以后，先生却尽弃其所学，埋头在中国古史这一新处女地，从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学家播誉于世界史坛。这一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学部尚书，罗振玉北上任学部参事，先生随行。那时张之洞创立京师图书馆，缪荃孙任馆长，先生由罗振玉介绍，人馆任编辑。次年，《国学丛刊》出版，先生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所以不能以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功利观念，来作学术的绳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当然极易导先生人于史学研究的途径。这时先生开始为罗整理《殷虚书契前编》，其中一部分曾分载于《国学丛刊》。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室退位，对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罗振玉却毫无理解，他仍衡之以旧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斥武昌起义为“盗起武昌”。清帝逊位后，罗振玉逃往日本，先生也随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如今清社已覆，因罗振玉以遗老自居，先生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又重新蓄发留辫，服马褂长袍，俨然是一遗少了。
先生东渡后，乃完全沉潜于中国古史的探索。先从事金文拓片调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这是企图将中国古史系统化科学化的基本准备工作。同时，并为《殷虚书契前编》作考释。民国元年，《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在日本出版。那时日本的小林忠太郎刚在德国学玻璃版印刷，学成回国，看到《殷虚书契前编》刊载于《国学丛刊》的印得太糟，乃向罗兜揽这笔生意。所以这两部书印得极其精致。
P116-118
138年前，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88年前，还是那一个王国维，悄然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费人猜度的是，这位举世公认的大师，竟用其50年的有生之寿为世人荡起一片轻微的涟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弃世遗言。88年一倏忽过去了，历史风云变幻，世事云诡波谲，除了解不开的谜，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对于这位遗老，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说了“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这样一句话，陈寅恪更称其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今天，新时代的我们则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褒扬、赞叹或者称颂，总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人会过多在意。提起这位瘦小嶙峋的大学者，投影在读者心底深处的，除了一个投湖的背影外，大概就是一册薄薄的《人间词话》了吧。
1908年至1910年间，也正是多事之秋。对王国维来说，先有夫人病故，后有光绪、慈禧接连下世，宣统帝溥仪登基，而革命之变也悄然隐伏。他自己忙于词曲考证，偶尔也写些序跋，《人间词话》就零星完成于此期间。全书尽言其主观感受和一己之体验，体例上并不丝丝入扣，而是一则一则写起，写到哪算哪，颇为松散。在内容上，所选之词亦有侧重，他点评百家，独不选李易安就是明证。此外，他在考证上也略疏于谨严，譬如“衣带渐宽”一句其实出自柳永，而并非欧阳修；又譬如“众里寻他”一句出自辛弃疾，“回头蓦见”应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应作“那人却在”，此几处当为王氏误记。但瑕终究不掩瑜，《人间词话》的价值自在别处。
作为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近代以来极富盛名如《人间词话》者，还未曾有，关于这部书的注释、考证、研究，却是非常之多。大凡文学中人、古典诗词爱好者或文科学者，无不诵读此书。而王氏提出的三层“境界”，也已成为古典文艺美学集大成的理论，每有言《人间词话》者，则必少不了其“境界”论。
容我在此冒昧揣测，想来王国维先生当年写此书，或许未料到以后青史垂名，更不会有想当“最杰出学者”的心思，恐怕他也是兴之所至闲来试笔，无聊时偶而为之，少了许多考证时的谨慎和羁绊，条条框框少了，自然才会流露出心头之言，也才能言为心声。世事端的难意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承想他无聊之时却做了有聊的事，倒是写出了一部旷世之作。
自王国维写出《人间词话》，其后20年间，掩于尘埃之中，不被学界所知。后有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刊行，方有《人间词话》学术史的肇端。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的北大讲坛上有两位学者讲授传播《人间词话》，一位是许文雨先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自不必论，许文雨何许人也？许文雨，浙江奉化人，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是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的学生，曾做过蒋经国的老师。1948年前后，沙孟海先生曾邀其为蒋介石整修蒋氏家谱，但他因不愿介入时局，于是推脱之。
许先生和蒋介石有着同乡之谊，但是淡泊于名利政治，宁愿在战火硝烟的时代寻觅一间窗明几净的斗室，专注于中国文论理论体系的董理。其《钟嵘诗品讲疏》、《文论讲疏》、《人间词话讲疏》、《唐诗集解》等一系列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问世，奠定了许文雨作为中国文论大家的地位和一生治学的方向。
《人间词话讲疏》初版于1937年，是首次对全书进行疏理讲解的专著，于王氏论词之意多所发明，不仅是“创为”，而且有不少“创获”。当代学者彭玉平评价说：“整个三四十年代所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无一将王国维《人间词话》列入研究物件的情况下，许文雨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列为中国文论的殿军，这种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角度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定，比单纯的个案研究，更显出一种深邃的理论眼光。……许文雨从文学批评历史角度对王国维文论的慧眼拈出，其贡献当然是不容遗忘的。”
斯人已远去，没人能追得上，也无法追得上，他们只好带着那一代人的传统和旨趣渐行渐远了。
幸运的是，闲翻眼前许先生这本《人间词话讲疏》，得以望见他与王国维的相通、他们的传统和风致相通、他们的气节和学问相通，是故许先生讲王先生讲得好，疏朗有间，疏密有度，那样的相知才能称得上临水照花的解人吧。而今天，有心人如若能偷得浮生半日捧起来读一读，也算不负昆明湖的那朵涟漪，也算对得起高山流水的知己，可以相期了！
林东林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闲翻眼前许文雨先生这本《人间词话讲疏(精)》，得以望见他与王国维的相通、他们的传统和风致相通、他们的气节和学问相通，是故许先生讲王先生讲的好，疏朗有间，疏密有度，那样的相知和相懂才能称得上临水照花的解人吧。而今天，有心人如若能偷得浮生半日捧起来读一读，也算不负昆明湖的那朵涟漪，也算对得起高山流水的知己可以相期了！
许文雨先生终生治中国文论，用力颇深。他对《诗品》的研究，“其时无人能出其右”；学者评论其《唐诗集解》：“先生加议加评，文章如秋水得风，无痕可照，真第一流之散文鉴赏也”。他还是《人间词话》经典化的过程中，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其《人间词话讲疏(精)》是首先对全书进行疏通讲解的专著，在文献征引和义理解说方面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为《人间词话》后续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