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著的《扪虱谈鬼录(修订版)》用荒腔野调说鬼事，嬉笑怒骂论人情。

以侦探般的眼光爬梳典籍，搜罗异事，揪出那些可悲可笑、可怕可爱又可叹的鬼！

“其实有些虚妄的东西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某些供于庙堂、昭示天下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本来就是虚妄一样。”

本书堪称“鬼”知识的百科指南！

活着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穿滚滚红尘，死了，就一定能释然于人间的温情冷暖、名利欲望吗？由文字和故事筑就的鬼世界到底是何种景象？冥界的生死薄籍由谁掌管，鬼的户口如何解决……鬼的世界，依然是人的世界。栾保群著的《扪虱谈鬼录(修订版)》用幽默的笔触和旁征博引的考据，令读者洞窥中国传统民间传说中光怪陆离的幽冥世界！

小序

也谈“水里的东西”（夹带一章·梁上的东西）

说　僵

避煞之谜

哀　伥

那一边的吃饭问题

阴山八景

 鬼门关

 奈河桥

 剥衣亭

 望乡台

 恶狗村

 破钱山

 血污池

 孟婆店

恩仇二鬼

髑髅的幽默（外一章·髑髅与巫术）

鬼的死亡

 新鬼大，故鬼小

 鬼死为聻

无债不成父子

纸灰飞作白蝴蝶

罗酆山的沉没

野调荒腔说冥簿（上）

野调荒腔说冥簿（中）

野调荒腔说冥簿（下）

尸变——续《说僵》

黄泉无旅店

入土也不安

修订版后记

在古代，自杀的方式显然没有现代那些“光电化气”的时髦多样，但可供选择的方式还是有一些。然而像楚霸王和尤三姐那样壮烈的自刎，就不仅需要相当的勇气，还需要老百姓不能具备的利刃；跳楼坠台，在古代是要有一定特权的，起码要有登台的资格；服毒，如冰片或大烟，费用不说，一时也不易物色得到。说来说去，还是投河上吊最为廉价，而其中的上吊更是于时于地都无须挑剔，一般来说，一根不拘质地，只要能承受体重的带子就能达到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自缢让平民百姓几乎与王公贵胄平等了。

少量的是个人的遭遇，大批的则是饥馑和战乱。古书中常有大量逃荒流民或苦于劳役者“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的记载，一条大道上，每隔百数十步就是一具挂在树上的饿莩，这场景真是不堪细想。(当然，如果有一个王朝连饥民逃荒的自由都不给，那么这路上的惨状也就遮掩过去，只见形势大好了。)而战乱时期，则可以从《夷坚支志·癸集》卷七“光州兵马虫”一条记载中知其大略：

光州(今河南潢川)经建炎之乱，被祸最酷。民死于刀兵者，百无一二得免。……淳熙初，上饶郑人杰为郡守，邀乐平士人李子庆偕行。既至，见西廊一库，扃钥甚严而尘埃堆积。问之吏卒，云：“旧甲仗库，怪物居之，累政不曾启。”郑素贪，意其中必有伏宝。破锁入视，凡械器弦刃，皆断裂损蚀，无一堪用。惟梁上挂数十百卷，或麻或绢所为。彼人言：“方离乱时，民逃匿无地，悉自经于兹室，此即缢索也。”

屋梁上数十百条缢索在悬挂着飘荡着，真是异类的壮观，不由得人不为当时数十百人一齐悬梁的惨烈而震栗。

老百姓的自缢人数虽然众多，但为国史方志所特别着墨渲染的却是另一批忠臣节妇，他们的自缢人数代表着一个王朝的道德高度，而匹夫匹妇的自缢只能给神圣的统治抹黑，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特别是宋元以后，理学对民众思想的浸淫，使得自杀成了实现节烈忠义的简便手段，好像缢索一套就身登龙门(自然这是指有身份的人家)，不仅家族乡梓为之荣光，就是国家，虽然已亡或将亡，也有了一段供后世肃然而敬的遗唱。旌表、立牌坊、书于史册，当世或后世的当权者总是利用各种表彰手段来鼓励这种畸形的道德完善，成了宋元明清几朝的传统节目。崇祯皇帝一上吊，能够对面相陪的只有一个随身太监，其他人是没有这种机遇的，于是消息传来，一些(其实也没有几个)“忠臣”们就纷纷在自己府上的屋梁上荡起秋千。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名载于青史了，相比之下，这比漆肤复仇的豫让要轻松多了。女婿一死，老丈人知道年轻的女儿守节很苦，或者怕她守不住给自己丢人，宁可让她在缢索上一死了之，翻翻各种旧方志的列女传，这样的记载太多了。  所以，虽然没有统计数字，却大致可以断言，自缢应是自古以来自杀者中最多采用的方式。但古代很长时间都没有对缢死者的鬼魂予以特别的关照，“缢鬼”这一专称出现得很晚。（P10-11）

虱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扪虱”写到字面上却被人视为一件雅事，那起因自然在于王景略的“扪虱而谈，旁若无人”，此时用到本书做了书名的一部分，便有些让人感到酒鬼自附于李白似的。

但细想此生，也不是完全与虱公无缘。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随着串联大军北返时，身上起码拥有江浙皖三省的虱公，如果加上从外省学生身上串联过来的，那么除台湾以外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可能就齐聚一堂了。但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骚扰，或许是济济于藐尔一身的诸虱们此时开始争王争霸，正忙于内斗而无暇顾及活人，但更可能是那时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时刻准备被“触及”的灵魂极为敏感，于是皮肉躯壳就高度麻木了。可是一进家门，母亲便让立刻把衣服脱下，然后煮了几大盆开水，狠狠地把衣服烫了几遍，此时只见浮虱千百，顺流而下，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就这样“聚而歼旃”了。——记得当时就有些怅惘，而现在想起，则更多了一层遗憾：虽然与虱公有了肌肤之亲，竟连那一扪之缘也错过了！

所以“扪虱”一词在这里只是借了二十个世纪一位自称“扪虱谈虎客”先生的冠冕，做装点门面语，其实完全是吹嘘的。

真实的则是“谈鬼”。但鬼又“谈何容易”！苏东坡谪于黄州，最喜与人谈鬼，那是厌闻人事，更是怕说人事。文与可曾与东坡诗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郭功父赠诗更好：“莫向江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诗不能吟，月不能赏，形势如此，不说鬼还干什么！但那时竟无说鬼之禁，没有搞出一个“乌台鬼案”，也是舒亶之流失于疏忽吧。这“疏忽”拖了近千年，终于到了二十世纪补上了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禁鬼戏，是简单的破除迷信，并没有更深刻的用心，往好处想，是颇有“爱民如子”的美意的。我记得小时候看奚啸伯的《九更天》，吓得我一夜没有睡好，只要一闭眼，就见无头鬼跑来告状。所以禁了这些戏，也是考虑到老百姓智如孩提，不要吓出个好歹甚至中了邪吧。但后来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舞台上出现了《聊斋》里的《画皮》，多少剧种一齐上阵，各剧场中几乎全是这出戏（剩下的就是不那么叫座儿的《百丑图》了）。看了之后，夜里再闭眼就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扑上来，比无头的鬼魂更可怕。但那是用披着美女人皮的恶鬼来影射“右派分子”，大约老百姓被吓上几吓就更能体会“右派分子”生吃人心的凶残吧。

但用鬼来“说事儿”从此就成了那时的“《春秋》笔法”，于是而用心深刻了：既然我用鬼来骂人，那么别人倘若谈鬼，怎么知道不是在变着法儿骂我呢？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反击国内外反动派，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便奉旨而编了出来。但同时却“不慎”给一些“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开了天窗，于是《李慧娘》《谢瑶环》之类的大毒草也趁机冒出来了，因为李慧娘大骂贾似道，正如海瑞的骂皇帝，而这位半闲堂中的贾平章据说就是影射着什么。更不能容忍的是，“有鬼无害”的歪腔邪调也唱起来了，这不是公然提倡用鬼来“反党”吗？原来鬼是只能奉旨而谈的。于是“旗手”初露峥嵘，一篇署名“梁璧辉”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鬼禁”便正式地开始，时在一九六三年。有人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轫之作，批《海瑞罢官》的先声。如此说来，“鬼”在政治斗争史中能占据

这么重要的位置，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吧。

及至那“起于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风“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鬼的禁令自然更形于严厉了。但好像那禁令并不大有效，因为即使是至高的革命权威，实际上对草民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也起不了消灭或扭转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以后我在农村，白天搞大批判，夜间说鬼故事，两不相干，也是大革命中的乡村一景。但老百姓绝对没有用鬼魂反“文革”的意思，（他们并不是怕什么，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轻蔑，一种新“精神”下来，说起来就是“又扯××蛋了”。）以我的浅薄之见，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需求”。自然也不是不说鬼就活不下去，更不是说了鬼就可以填饱肚皮，只是学了一天大寨，与天与地斗过，再搞一阵大批判，与人也算斗了，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其乐无穷”的感觉，于是就到鬼这里找感觉，不仅有趣、刺激，而且比现实还多些人味儿，让人总算有些短暂的快乐。可是也不知不觉地把中国的幽冥文化传承下来，其中也难免有让“四人帮”一流不愉快甚至恐惧的成分，比如冤魂的复仇之类。

“鬼禁”的开放，当然是在“文革”之后了，虽然四凶既歼，百废待举，但要想公开地说鬼，却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被束缚多年，血液已经僵滞了的头脑，一时半会是不好舒展开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过了将近十年，冯骥才先生才在一篇随笔中试探性地提出，应该研究“鬼的文化”，然后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鬼文化》的翻译小书，虽然书里谈的西方的“鬼文化”与中国的“幽冥文化”并不是一样的概念，但从此封闭的大门总算悄悄地打开。时至今日，鬼的禁令已经荡然无存，只要看一下网络上的“莲蓬鬼话”，就可以知道开放到何种程度了。

我是自小就喜欢听鬼故事的，听了怕，怕了还要听，到了识得一些字的时候，就要自己找来看。现在能勉强读一些文言文，也正是少年时硬啃《聊斋》的结果。鬼故事看多了，便对中国的幽冥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多少能看出，哪些故事较能代表俗民的幽冥观念，哪些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创作，在纷纭众说中，也或许摸索到一些共通的东西；而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觉得曾经可怕的鬼故事其实并不比人世中的东西更可怕，认真琢磨起来，往往能得到会心的趣味。于是到了赋闲无聊的年纪，忽然就萌生了自己也谈谈鬼的念头。

虽然如此，要想在一本像样的刊物上登载专门谈鬼的文字，其实也并不容易。那倒未必是因为怕触犯什么禁令，更多的可能是觉得鬼这东西荒诞无稽，不值得一谈吧。其实有些虚妄的东西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某些供于庙堂、昭示天下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本来就是虚妄一样。虽然如此，我试着写下第一篇的时候，也是缩手缩脚，怕吓着编辑，更怕给人家平添麻烦。所以把稿子寄出，被退回或者从此杳无声息，对我是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的。意外的倒是《万象》杂志不但慨然接纳，而且竟然建议为谈鬼开个专栏。于是两三年间，就断断续续地有了这二十来篇。而这期间，除了《万象》编辑先生的支持之外，前辈学者和年轻朋友的扶掖及鼓励，都是让我这个最怕作文的懒人破例坚持至今的动力。对此我是深为感念的。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愿意把这些谈鬼的文字集成一册，供那些有谈鬼同好的朋友聊发一粲。这在我自是感到荣幸的。于是就把这两三年内的谈鬼文字，包括没有在《万象》上发表的，按照成稿的时间顺序排在一起，并把自己能看出毛病来的字句做了一下修正，然后就交了出去。同时也算把“谈鬼”告一段落，暂且停下，想在听了读者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不是还谈下去，怎样谈。

栾保群

二〇〇九年立秋日

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重版《扪虱谈鬼录》及《说魂儿》两本小书，给了我一次修订的机会，使书中文句中的错误得以改正。除此之外，还做了以下修订。

《扪虱谈鬼录》各篇的写作，前后用了大约四年多，最旱的几篇距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十年的时间不算短，文中或涉及到与时间相关联的事情，有些就是我自己也有些淡忘了。所以这次特别在篇末补上了写作的时间，以作参考。而《说魂儿》用的时间比较集中，就是二〇一〇年底至二〇一一年初这几个月，所以就省去了这累赘。

二书都在材料上做了一些补充，但《说魂儿》补充得更多些，以致要对一些段落做较大的改动。另外，有些篇原来没有分节的，六七千字囫囵一块，食物粗糙而又做得太大，更加让人难于下咽了，所以这次就略做分割，算是一些补救。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两册书的字数相差太大，现把第一册中最末两篇，与“魂儿”关系较大的，移至《说魂儿》一册的最后。

栾保群

二〇一七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