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望别人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后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四十年，在他晚年期间，以他亲历、亲见、亲闻写下了这部以回忆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十年》。这是第二部。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着重介绍建国前的事情，第二部是建国后的事情。由于作者童小鹏身体原因，第二部分有的章节是由他人根据作者口述撰写而成，最后一章“周恩来在我心中”则是作者本人执笔。陈云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杨尚昆同志作序。本书包括：协商大政 擘划开国、在恢复和发展经济岁月里、为新中国外交奠基、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等内容，展示了周恩来的风范。

为《风雨四十年》序

协商大政 擘划开国

 “五一”口号与群贤北上

 沸腾的李家庄

 “进京赶考去”

 国共和谈破裂前后

 为了开好新政协

 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出任开国总理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岁月里

 接收了一个烂摊子

 为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新中国外交奠基

 到莫斯科签约

 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拨正万隆会议航向

 把友谊之路铺向非洲

 在中法建交谈判中

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开拓政协工作的广阔道路

 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在和平改造的道路上

 心系少数民族的发展

 关心宗教工作，关怀宗教界人士

 华侨、侨眷的贴心人

建设强大的国防

 关注解放军的“三化”

 和平解放西藏

 抗美援朝的后方总指挥

 指挥金门炮战，加强边、海、空防

 组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援越抗美，再举义师

 托举两弹一星的巨人

“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益友良师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脱帽加冕风波

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让以前的战犯为祖国统一效力

 李代总统的回归

 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

 新中国的勤政典范

 言行处处见高风

 勤俭治国的总管家

 廉洁奉公正己率下

 不许亲属有丝毫特殊

 西花厅的日日夜夜

“大跃进”的前前后后

 反冒进及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从农业开始的“大跃进”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挽狂澜于既倒

 厨恩来的“救火队”

 “吃掉”江青的“车马炮”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二）

砥柱中流撑大局

 呕心沥血稳定经济

 机智、果断处理“九·一三事件”

 批判极左思潮，解放干部

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

 顶住来自苏联的压力

 中美解冻举世震惊

 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在批林批孔的潜流中

 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

 支持邓小平复出和“全面整顿”

 回击“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

最后的光辉永恒的丰碑

 语重心长的嘱托

 举国同悲、追悼人民的好总理

 世界将永远记住他

周恩来在我的心中

后记

早在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工作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分局负责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钱之光到港后，住在铜锣湾希云街27号，就和香港分局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共同把民主人士北上的接送任务紧张又审慎地开展起来。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同时，他又起草发出中央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征询对名单的意见，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作了仔细周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香港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分别联络。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由负责同志陪同下船，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在中华贸易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都参加了护送工作。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了4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由祝华、徐德明随船护送，于9月29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因为这一批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10月3日，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的第四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欢迎他们安抵东北解放区，并告知准备于1949年适当时机举行新政协会议。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搭乘的是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10月底才送走。他们中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冯12月27日在沈阳病逝）等人，由连贯陪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在航行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在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表演了节目，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朗诵诗作，充满胜利的欢乐。他们的船驶至大连、安东（今丹东）间的大东沟海面抛锚停航，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负责同志去安东迎接，他们经安东转赴哈尔滨。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由李嘉仁陪同，徐德明随船护送，于12月26日晚上乘“阿尔丹”号轮离港，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

P6－7

童小鹏同志要我为他所写的、以回忆周恩来同志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十年》写个序，说几句话。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因而，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文章和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故此，用各种体裁、从各个角度介绍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供正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的人们学习，是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童小鹏正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童小鹏是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几天，他就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年又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直到1947年3月7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又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为此，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李维汉率领城工部机关随叶剑英和我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工作。童小鹏任城工部秘书处长，负责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秘密电讯工作。1948年10月，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后，童小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革”浩劫，童小鹏也未幸免，被打成“走资派”，又以“特嫌”为由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到1973年才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这时，周恩来虽患不治之症，仍关心并指导统战工作，直到弥留之际。

童小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近四十年，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尽早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他早在1984年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陈云同志还为他题了书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极表赞成，并同意作序。可是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忙于负责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党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同时出版了他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无暇动笔。现在上述工作都已结束，他决心“叶落归根”定居到福建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文字的叙述外，他还准备按内容插载当时当地他亲自拍摄的珍贵照片，堪称文图并茂。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深受读者的欢迎，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来完成革命先辈未竞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祝愿《风雨四十年》的早日问世和取得成功！

1991年11月

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起，到周恩来逝世为止，我在他的身边或在他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很早以前，我就想把自己在40年间亲历、亲见、亲闻写出来，以便让后人更加了解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但周恩来在世时，从不赞成宣传他，龙飞虎同志曾写过一本《追随周副主席十年》，受到他的批评，因此我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中。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周年，我曾写一篇介绍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情况的文章，送到一家大报。该报编辑部说，奉“宣传口”负责人指示，不要以个人名义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稿件被退回了。这不但没有打消我写文章纪念周总理的念头，相反地更激发了我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决心，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反映出来，使更多的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也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贡献一点力量。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繁忙的工作使我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加强党史工作，为此，先后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党史征集、研究机构，负责征集、研究和出版党史资料及有关著作。1982年，中央决定由我兼任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因为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工作，于是分工要我负责征集和编辑出版上述3个中央局的党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出版，以供党史界研究。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南京局的书记，所以这3个中央局同周恩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资料为我写作周恩来的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1982‘年，我向中央请求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门从事党史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在中征委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孔原任组长，我和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任副组长，在四川、重庆和南方有关省、市党史部门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6册200余万字。后来又在中央和地方有关党史部门的支持合作下，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些工作还正进行中，我向陈云和杨尚昆同志报告要撰写回忆周恩来的书，书名为《风雨四十年》。他们都表示支持。陈云同志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写书名，杨尚昆同志也惠允作序。我也向邓颖超大姐谈了我的打算，她很赞成。后来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问我：“你的‘四十年’怎样了？”由于上述党史资料出版工作没有最后完成，我还不能着手撰写，只在1985年12月，和杨村、田俊江、紫非4人到福州座谈了一个时期，并由杨村整理出一个撰写提纲。’

为了摆脱在北京的各种活动，专心致志地投入撰写工作，我向中央写了报告，打算回原籍福建，定居于漳州。经中央和福建省委批准，1990年底，我与老伴、战友紫非来到漳州。在福建省委、漳州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了，紫非不顾年老多病，全部负起家务和接待工作，使我开始了撰写工作。

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单是我了解的情况，内容也是够丰富的。要在纷繁的头绪中理出一根红线，并非易事。由于我在1981年患过心肌梗塞，而且年事已高，不能过于劳累。如果全书都由我亲自执笔，既力不从心，也会迁延时日。我邀请原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陈清泉同志给予协助。他欣然同意，在我提供资料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部将近一半的章节。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赵权璧和红岩纪念馆玉明湘、王弘、刘英等同志，起草了开创大后方工作：皖南事变、隐蔽精干蓄积力量、重开国共谈判大门4章的初稿，由陈清泉作了修改补充。第一部的初稿完成后，我认真作了修订，再由陈清泉作文字修饰。

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的秘书戴学平、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叶平霞，也做了不少辅助工作。

1993年9月下旬，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李庚奇同志，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廖心文同志，应邀来漳州进行审稿，他们对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镡德山、廖心文，在核对资料、调整结构以及文字加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于1994年1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不是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单纯个人的回忆，而是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参酌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和档案资料、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和许多同志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它不可能全面反映周恩来前半生的丰功伟绩，只是着重介绍建国以前我在他身边和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所经历的事情，他所遭遇到的风风雨雨。这里大量的是他的业绩，也直书了出现的失误。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我写这本书的邓大姐，未能看到《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的出版，已于1992年去世。老伴紫非也于1993年7月14日去世，不能和我分享夙愿实现的喜悦。我只能在她遗像之前放置一册，让她在九泉之下得到告慰。

1993年10月初，我正准备着手撰写《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内容是建国以后的事情。不料因劳累过度我再次发生心肌梗塞。医生告诫我必须静养配合治疗，不能继续紧张地进行写作。中共漳州市委书记曹德淦同志、市长韩玉琳同志、秘书长杨琼等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十分支持我完成第二部的创作。于是由组织出面，邀请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等几位同志组成编写组，协助我整理资料，列出编写章节，根据我的口述和有关资料撰写初稿。并指定原漳州市委副秘书长李栓义同志负责有关写作的后勤工作。陈清泉同志仍负责起草了重要章节和统稿工作。

1994年12月，第二部的初稿已基本完成。其中：召开新政协、创立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两章，由肖林执笔；统一战线和为台湾回归奋斗部分，由熊展威执笔；知识分子工作部分，由陈方执笔；经济和外交两部分，由陈清泉执笔。有关国防建设的章节，由曾担任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执笔后由曾一石稍作增删，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同志作了重要补充。“文化大革命”部分，1965年至1973年这一段，由巩玉闽执笔，1974年“批林批孔”至周恩来逝世这段，由阮黄南执笔。“9·13”事件发生时，我已靠边站，在五七干校劳动，周恩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我不了解，但事后听到传达，听过参加当时工作的纪登奎等同志的叙述，特别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高振普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最后一章“周恩来在我的心中”，则是我自己执笔的。

第二部的初稿基本完成后，于1994年12月中旬在漳州举行了审稿会。我的老战友、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和周家鼎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熊华源同志，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毛祥瑞、副主任林强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审稿会，并对本书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罗青长、周家鼎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本书增色不少。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同志、周总理外事秘书马列同志，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力平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青同志、王仁同志，看过部分稿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此外，在第二部编写期间，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湘、朱汝宁、苏滨英、叶平霞、陈振煌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是全面的政府工作，而《风雨四十年》第二部没有包括诸如内政、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只是写我所了解和接触较多的方面的事情，所以是很不全面的。其中也不乏疏漏或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风雨四十年》一书是中共福建省委特别是漳州市委和上述许多同志的鼎力支持的结果。在第二部出版之际，我特向所有支持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童小鹏

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