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安全。那些使世界变得不安全的凶险力量时时在变。曾经排在人类历史上致命杀手之列的黑死病，已经不再令现代人恐惧；当年法国、德国、俄国各自野心勃勃地想要扩张领土，促使欧洲再爆发一次战争的历史也不可能重现；我们不像父辈和祖辈那样担忧爆发核战争；冷战时期指示美国人核战避难所位置的黄黑标识也几乎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
然而，2001年9月11日，一种新的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紧接着，恐怖袭击又相继发生在马德里、伦敦、孟买等地，整个世界弥漫着不安。早期的未知疾病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相继出现；一些痼疾和人类已经很熟悉的疾病如肺结核和疟疾，又再度出现，并且具有抗药性。这就提出一个疑问：假如灾难性流行病重新回归，近代医学能否提供有效保护?过去，世界面临的是军事强国带来的威胁，而现在面临的却是由弱国和难以统治的国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公海海盗行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人道主义灾难，这些问题都亟待关注。此外，还有两种虽无形却最为严重的威胁：一是各国和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的网络战斗力；二是使用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过量，其增长缓慢却持续。前者威胁着创造财富的工业化进程，后者则威胁着维系生命的自然进程。
不安全折射出世界的现状，同时也折射出一种心理状态。因此，威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临近度，能够影响其不安全的程度。此外，“恐惧”心理也是不安全的一大要素。人们经常对不可控的未知事件比如突然爆炸等感到恐惧，而且这种恐惧远超过事件造成的威胁本身。我们在理解不安全的主观性时，还要将其社会维度——集体恐惧的产生及其扩散考虑在内。不安全的因素随时间而不断变化，集体对于不安全的理解亦如是。应当说，安全以及不安全是构建于社会之中的。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柏林、古巴和中东等地僵持对立；而在朝鲜、越南、阿富汗等地，则因为核武器问题爆发一系列“代理人战争”(proxy war)和大规模冲突。此后，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后冷战时代前期，变化甚巨。那时，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二战时期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抵制共产主义的军事设施，除非加以改造以适应国际维和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需要，否则就不再合乎时宜。冷战之后，美国人曾自满于世界安全的维护，可是不久就被“9‘1 1”恐怖袭击所震慑，后又经历了耗时耗力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全的意义就一直在发生改变。由此，对于安全的追寻从未停止，只是当今的安全问题比后冷战时代前期来得突出，也比冷战时期显得复杂。
新安全议程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一是世界上将近七十亿人所面临的威胁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恐怖组织无关，二是只着重关注军事威胁的发达国家应该转移一下自身视角。仅举几例，以示新安全议程所讨论的安全威胁所涉及的范围及其严重l生。
(1)世界上超过3000万人染有艾滋病病毒。自首次发现艾滋病，已有2500万人因此身亡。
(2)每年有400万儿童因营养不良或者医疗不足在出生一个月内夭折。
(3)据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估计，每年有60万至80万人口被跨国贩卖。至少3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被迫卖淫。嘲
(4)最严重的可能是国家内部冲突以及种族暴力。1983年至2002年，苏丹约有200万人死于内战，其中只有约3％死于战斗。1998年至2001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约有250万人死于内战，其中只有6％死于战斗。可悲的是，还有大量类似的例子。总体来说，二战结束之后，估计有2500万人死于国内冲突。
以上简要介绍几个当今世界不安全的原因，由此又引出一些我们在探讨当今世界安全意义时值得思考的问题。发生在欧洲、亚洲、非洲、北美等地的恐怖袭击都有力证明，不论你生活在何地，不论你多么有钱，或者你的国家多么强大，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不过，虽然不安全显然会超出社会经济以及地理范畴，但是造成不安全的因素却会因你生活在北美、西欧，抑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南亚而各不相同。由此，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在谈论谁的安全。
紧随这一问题的便是到底什么是安全。我们可以将恐怖袭击和内战恰如其分地归于“安全研究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可是疾病和饥饿呢?如果因饥荒和艾滋病所产生的威胁也是安全研究合适的课题(假设我们已经解答了“谁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又该怎样限定这一课题?为什么疾病(或者至少某种特殊的流行病)引起的威胁可作为安全分析的课题，而世界某些地方的野生动物、雨季或者地震引起的威胁却不行?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却最难回答。
为解答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就应认真研究安全的意义。在开始分析之前，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历史，以增进对安全的理解。P1-3
作者总览国际安全问题全景，并详尽阐释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明确指出，当前发达国家间因战争造成的威胁大幅减少，发展中国家却仍面临政治动荡、内战、犯罪、传染病以及持续的环境问题等挑战。此一系列问题先前虽未列入动态威胁行列，但影响广泛、波及数国，直接导致其逐步安全化，由此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范式下，人的安全时常受到整个国家安全状态的威胁。
本书对当今安全形势的判断可谓慎重全面。作者一方面就后续政策导向给出相应建议，一方面又向高度关注短期内国际安全前景的读者展现了作为21世纪地缘政治学通病的不安全的程度。总之，作者深入研究国际安全威胁，并严密分析公共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本书兼具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强烈推荐所有读者阅读。
——迈克尔-克雷庞(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联合创始人)
事情的变化，常常是如此之快，又富有戏剧性。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击毙的消息登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自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开始的搜捕至此达到顶点，而这注定会对宗教恐怖主义的未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以及其他国际安全事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具体作用如何，现在还不甚明了。世事变动不居，此书之所以再版，主要是考虑到学术圈和现实世界中与此书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些变化，以及意识到变化不息，应探求不止。人无法一直预见变化，《危中求安》亦如此。
本书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便更容易地理解变化。来自同事、学生以及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对第一版的评价，让我深感我们的写作是有益的，如果对其进行补充和改进，也是意义颇大。因此，当有再版的机会，我们就欣然接受了。 再版时，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正忙于另一个研究项目，所以由我主要负责新版的修订，不过，在撰写有关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政策的著作的同时，丹通读了本书，并提出很多好的建议，给予我种种支持。在此，我谨向丹·考德威尔表示诚挚的感谢：在第一版时，他明确了本书的方向；再版之际，他又放心地交给我来负责修订。
丹和我还要感谢许多大学生，他们读过第一版之后给出了中肯的评价。最近，他们又读了新版的初稿。其中，斯蒂芬·E·威廉姆斯(Stephen E．’Williams)和娜塔莉‘古铁雷斯(Natalie Gutierrez)所做的早已超出协助研究的范围。在此，特向两位致谢。
几年前，丹佛大都会州立学院(现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的埃米·埃克特(Amy Eckert)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道格·贝克尔(Doug Becket’)在美国西部国际研究协会年会的“作家与评论家”座谈会上对第一版作出了评价，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建设性意见。同时，感谢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卡伦‘金特里((~aron Gentry)筹备了此次座谈会。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公司的苏珊·麦凯克伦(SusanMcEachern)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我们耐心细致且极富水准的指导。珍妮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在生产过程中对手稿的写作进行了有效指点。此外，我的同事鲍勃·埃斯库德罗(Bob：Escudero)和克里斯’劳((2hris LOW)也自始至终给予了技术支持。
此书的封面图片是在达尔富尔派发救援物资的队伍，由海勒文紧急救助协调员沃伊特’奥斯塔斯基(Voitek Asztabski)于2007年为无国界医生拍摄，完美地阐释了本书的主题。沃伊特·奥斯塔斯基授权使用，我对此表示感谢。 最后，要特别感谢桑迪‘哈里森(Sandy}tartison)，我的妻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感谢她的爱与支持。 罗伯特‘E‘威廉姆斯
于加利福尼亚马里布
丹·考德威尔、罗伯特·E·威廉姆斯编写的《危中求安(如何在动荡的世界寻求安全)》全面简明地对国际安全问题作一介绍，并深入探讨不同时期导致世界不安全的因素。冷战期间，美苏核对抗引发不安全。此后，基于国家的核威胁逐步减弱，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增加。随着极端恐怖主义、持续的州内战争以及环境威胁在全球的激增，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思考安全威胁与应对策略。作者认为，当今的安全议程，包括但不限于传染病的蔓延、贩毒、石油竞争、民族叛乱、跨国犯罪、恐怖组织、网络战、地面战等。换句话说，当今对安全的寻求远比后冷战时期来得更为突出，而随着威胁越来越呈现跨国、互联、无国家等特征，这一问题也远比冷战时期变得复杂。全书除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作一概述外，还通过清晰有趣的论述、引人入胜的实例以及扎实的理论知识，介绍了当今安全的意义以及在动荡的世界获取安全的方式，可供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以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危中求安(如何在动荡的世界寻求安全)》作者丹·考德威尔、罗伯特·E·威廉姆斯首先介绍安全的意义以及传统安全范式概念的延伸，进而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范畴对常规武器与战争、核生化武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传染病、跨国犯罪、网络战等问题作了详尽解读，并最终提出在当今动荡的世界获取安全的方式，以探索有效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