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彩插珍藏版)/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作者李长之是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厚的抒意味……在他的笔下，两千五百余年前的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经常活跃在字里行间。它是一部通俗读物，也有斟酌史料的严肃性，他对史料的取舍拣择都有根有据，全书不过七万余字，而脚注多达239条，引书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其中凝铸着作者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

李长之，1910年10月30日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之一。《孔子的故事》是他写给青少年的通俗读物，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

李长之著的《孔子的故事(彩插珍藏版)/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用通俗而富有情感的笔法讲述了孔子上下求索的坎坷一生。全书截取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片断，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有十五岁便“志于学”的少年意气，有夹谷会齐时牛刀小试的喜悦，有见君王“好德不如好色”的悲叹，有率领众弟子奔波辗转如丧家狗的艰辛。有命悬一线却不改从容的气魄，有至死不渝追寻理想的执着。

引子

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

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

在挫折中前进

教育事业的开端

孔子和老子的会见

走向成熟的道路

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

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和影响

孔子在混乱的鲁国中的寂寞

孔子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从中都宰到司寇

孔子在外交上的胜利

孔子和鲁国贵族的斗争

孔子终于出走

在卫国受到监视

过匡城被拘留

到了晋国的边界上

仍然回到卫国一一不愉快的三年

过宋国的时候遭到迫害

孔子停留在陈国

孔子绝粮

孔子勾留在楚国的边缘

孔子再到卫国和归鲁

孔子归鲁后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态度

专心从事教育工作

编写春秋

整理诗歌和音乐

弟子颜渊和子路的死

孔子最后的歌声

后记

南宫敬叔做了孔子的弟子以后，曾向鲁昭公建议派他和子L子一块到周的京城洛阳去观光。鲁昭公答应了，便给他们一辆车子．两匹马，还派了一个仆人，打发他们到洛阳去。

好学的孔子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历史悠久的京城洛阳有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且大思想家老子也在那里。老子这时担任保管文物的工作，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院院长①。

老子听说孔子来了，便套上车，到郊外去迎接。又叫他的僮仆把路打扫干净。孔子也依照当时的礼节，从自己车上下来，把作为见面礼的大雁捧着，送给了老子①。

老子比孔子年纪大得多．经验阅历也丰富得多，他所接触的文物史料也远比孔子这时所接触到的广博得多。因此，这一次会见，对孔子是极其有益的。这时孔子还在壮年，在求知和修养方面，积极和热情有余。但是还不免有些急躁、粗枝大叶，仿佛还需要更阔大的胸襟，需要在精神内容上更加丰富一些，还需要从更高的眼界对自己所已经获得的学识技能加一番审量。而在这些方面。老子恰是有资格对孔子有所助益的。从老子方面来说，他似乎缺乏孔子那样的积极和热情，好像缺少什么朝气似的，但是和孔子的精神凑合起来，却就可以构成一种宝贵的东西了。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杰出的人物．他们的会见是灿烂的古代文化史上饶有意义的一页。

孔子向老子请教了很多东西。甚至就是孔子所熟悉的礼数方面，也证明老子比他懂得多。例如出丧的时候逢见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近处还是远处。国家有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战争的时候应该把已死的国王的牌位带着还是不带，等等，老子都根据事实和情理给孔子作了明确的解答②。老子也深深器重像孔子这样一个虚心求知的人。

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要离开了。老子依依不舍地给他送行，并且根据自己的处世态度，告诉他道：“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送钱，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赠几句话。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第一．你所钻研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可是古人已经死了，连骨头也烂了，不过剩下那么几句话。你不能把那些话看得太死。第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生的是时候呢，固然应该出门坐坐车，阔绰一下：如果生的不是时候，只要过得去，也就算了。第三，我听说有句老话，会做买卖的都不把东西摆在外面，有极高的道德的人都是很朴实的。你应该去掉骄傲，去掉很多的贪恋，去掉一些架子。去掉一些妄想，这对你都是没有好处的。一切事不要太任自己的性．这样在家庭也不合适，在朝廷也不合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了。”①

孔子深深地玩味了老子的叮嘱，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洛阳。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入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常被人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种东西，我们不能控制它，它爱云里来就云里来．它爱风里去就风里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没法捉摸老子这个人，老子就像龙一样吧。”②

P19-21

《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长之对于现在的读者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那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李长之，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的故事》出版于1956年，是年李长之46岁，却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他是诗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颂歌》；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的《童话》；他尤其在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他出版有《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他的《鲁迅批判》，写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经过鲁迅过目的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译本；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他勤奋，也有才气，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纪录，使得朱自清先生赞叹不已。

李长之写作《孔子的故事》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饱学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写得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正赶上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李长之撰写《伟大的思想家》一书时他就有写关于孔子的专著的打算，不过当时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他只写了《伟大思想家的盂轲》，而且即使是此书也没有写完。此后，李长之对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去观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运动简单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五四运动“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喊得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见1942年5月4日《大公报》)。1939年他写《积极的儒家精神》，发表于《新民族周刊》3卷18期，后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1年他写的《孔子与屈原》一文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好评。经宗白华的推荐，他得以担任中央大学的兼任讲师，讲授《论语》和《孟子》；1942年他写《孟子所传之孔子》《从孔子到孟轲》，后者发表在《理想与文化》第二期上；1944．年他写《司马迁和孔子》，发表于《读书通讯》第91卷上。1948年他和冯友兰、朱光潜等人联名发起纪念孔子诞辰2500周年纪念，在《大公报》上发表《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联系当时的形势，痛斥了贪官污吏借祭孑乙尊孔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丑恶嘴脸。

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李长之撰写有关孔子的通俗读物，李长之非常高兴。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一个虽只是部分开花结果的机会。

李长之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写孔子一一孔子的故事一一“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 (见《孔子的故事》后记)。

无疑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讲儒家，就先要讲孔子一一孔于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4年)。但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争议最大的人物。李长之选取讲“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孑乙子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争议，避开了挑战的尖锐，从而以比较客观地讲述历史的方式，以当时广大读者最容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反映在其人格精神上则是他一贯的坚持疾愚妄和刚直不阿。李长之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他没有消沉屈服，依然保持着健旺的活力和独立的观点。“文革”初起，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曲阜扫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

李长之是1978年12月去世的，他赶上了粉碎“四人帮”的喜事，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却在迎接祖国进一步昌盛的时候不幸赍志以殁。

《孔子的故事》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在李长之的著作中并不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作，从1956年出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45个年头．但历史是公正的，隋珠虽小，尘埃难掩，读者并没有忘记它。1979年日本守屋洋翻译了它，以《孔子的思想与生涯》为书名，由德间书店出版。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编辑《祖国丛书》时特意收录了它。更有意味的是，1983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石穿的《孔子的故事》，不仅书名雷同，而且毫不掩饰地大段大段地抄袭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以成书。这虽然是一桩文林丑事，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出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难以磨灭的价值。

《孔子的故事》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在李长之的心目中．它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李长之在书后的跋中写道：“1954年8月1日至8月21日写毕，8月30日修改一过。1955年9月16日至9月28日，重改誊抄一过。1956年1月27日，改定。同年5月22日，再改定。”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修改，在才气横溢、下笔千言的李长之的创作经历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故事》撰写的难度，反映了李长之的严谨和不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故事》在李长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一一他希望笔下的孔子的形象完美无缺，以无负于历史1 1962年，头戴右派帽子，被剥夺了教书和创作权利的李长之又提起笔来修改《孔子的故事》，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应承改后再版，但终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搁浅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李长之的修改稿连同修改意见一起灰飞烟灭。现在，国家昌盛，万象更新，《孔子的故事》有机会再版了，而斯人已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记于2001年11月16日

孔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所以我们要讲他的故事，

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我们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进步性，但是正如嵇文甫同志所说：‘‘承认孔子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是要提倡尊孔读经。”① 对于孔子要不要加以评价呢?当然要。这笔账总要算，应该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但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是不是就要“给以总结”呢?不能够。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水平有限，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缘故。就是前面所讲的故事。也只能是从作者的思想水平出发而编述下来的，在选择取舍之间，在解释评论之间，错误一定难免。写出来，也只是请读者指教!这不是客气话，是实话!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给以总结”了。那是要留待更辛勤的、更精通的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来完成的。

可是读者中也许有人要追问我究竟对于孔子是怎样看法的。我在这里，也就把我极不成熟的看法谈一下。谈得不对的地方也一定有，还是诚恳地向读者讨教!

第一。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来看孔子。孔子处在春秋时代。以我理解，春秋和战国实在是一个整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形成的过渡期。春秋和战国诚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不同，在我看来，只是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表现得不同罢了。在春秋时期，社会变动还没有达到质的突变，而在战国时期则完成了这一变革。郭沫若先生说：

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纪元前

475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

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①如果划界的话，这样划界自然也可以。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历史是可以截然划开的。而这样的划界，我觉得还不如把春秋战国当作一整个过渡期，因为这样对一些学术思想的演变要好解释些。只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在这点上，我是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整个时代。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这一整个过渡期的剧变中的意识反映。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一一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一一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蓝图，他研究了已往的政治经验，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封建社会总比奴隶制社会前进了一步。所以就当时看，孔子的大部分政治理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的落后面主要是他还带有奴隶社会中的等级思想，甚而是就貌似妥协，而事实上是避免绝对化、片面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思想方法，这就又不能一笔抹煞了。至于孔子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就更复杂，有好影响，也有坏影响；在坏影响中有的是孔子本来不对，也有的本来是有益的东西，而因为不正确的理解，就变为有害的东西，关于这方面，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孔子来负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孔子要有总的把握，一方面对他个别言论的实质和影响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第二，在估价孔子时，我认为不能照我们主观上的认识，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来对待，也不能拿后代由于演绎孔子的思想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系统来派作孔子的思想。孔子虽然说“吾道一以贯之”，但究竟子乙子的思想还没有达到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学术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发达到这个地步的缘故。所以我赞成侯外庐先生等所提出的“不均衡”，“自论相违”①。很多人过高地估价孔子，或过低地估价孔子，主要是由于没考虑到这一点。

第三，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贡献如教育事业、编写历史、整理诗书上，在孔子个别有价值的言论(包括着智慧和经验)上，在孔子本人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积极态度上，大多数现代学者几乎没有异议，我认为这也就是应当肯定下来的东西。所以，所谓对孔子也还不能“给以总结”，并不等于对孔子来一个‘‘不可知论”。我们应该把可以肯定的东西和还在争论的问题分别开来。 第四，无论谈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好，无论谈孔子的具体贡献也好，我们一定要避免个人崇拜。这不只因为个人崇拜是不应该的，是会产生毛病的。而且因为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实的，是不科学的。孔子无论有多高的成就，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分不开的。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推动的。孔子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就像同时的政治家子产、晏婴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相近的才能(虽然发展的方向不同)；就像同时的普通人长沮桀溺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对社会变动同等的关切(虽然看法不同)；就像“士”这个阶层，当时一般也都在活跃着一一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呵。孔子一生经过了一些发展，这些发展也都步步可寻，都和他的丰富经历、刻苦努力分不开，而这些丰富经历、刻苦努力，也只有在他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才有可能实现。绝不能把孔子当作奇迹!

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粗枝大叶而又肤浅的看法。至于本稿之成，也经过了一些岁月。中间阿英同志提过宝贵的意见，也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很多帮助，这样才写完。(但是并没有写好!)我要谢谢他们，并期待读者给我更多的教益!

长之1956年5月26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