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现在文学史的写作、教材编写与课堂设计、文学评奖、作品研讨会和撰写评论文章等各个领域，不能实事求是，无原则的恭维捧场，既不批评质量差的作品也不善于发现好的作品，这样的确不利于读者的阅读欣赏也无益于作者总结经验，提升写作水平。还有更甚者，有的评论，脱离文本，玩弄名词概念，说一些作者和读者都听不懂的话，这非但不能正确地引导读者阅读欣赏，培育审美修养，反而制造阅读障碍，以致让人感到厌倦。文艺批评，作为车之一轮，鸟之一翼，对于整体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当下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敢于负起相应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大英帝国是很强大的，同时这个国家的文化意识也很强。在他们眼里，莎士比亚比一些殖民地还宝贵。莎翁也确实扮靓了英国的历史文化，提升了英国的形象，增强了英国的软实力。美国在20世纪称霸，也不是光靠军事和经济的强势。他们通过好莱坞电影，百老汇的娱乐，还有肯德基、麦当劳以及服装玩具等，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直到不久前，奥巴马还不无自豪地自夸“好莱坞的电影使美国显得与众不同”。看到了这些，我们会更加体会到习近平同志“10·15”讲话的战略高度和深远意义。他说“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化成天下，谁与争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温暖人，振奋人，鼓舞人。他的讲话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讲话将指引广大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站在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扬帆远航，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唱新歌，谱新曲，把中国的文艺事业推向新的发展和繁荣。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题目有改动）]
正确理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看到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合编的马列文论新版本，感到格外欣喜。结合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文化格局和文学态势，再重读那些熟悉的篇章，好像一次新发现、新领悟与新启迪的遨游，精神感到激奋，信心得到提振，道理上也明白了更多。
就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来说，这是个文学创作与评论的百年课题，也是不时流于眩惑、模糊，甚而偏颇的问题。综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结合中外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实践，全面学习领悟经典著作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更能动更明晰的解读。
一、文学艺术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浅表理解会流俗，高深莫测会玄奇化，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话，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如果对这段话作浅表解读或误读，那么本是意义积极、导向性很强的道理，反而会造成认识与实践上的障碍。“世界的文学”是有特定而准确的含义的，不可理解为当年或现世产生或存在一种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
二、中外文学的发展表明，每一个历史热潮的到来，都会给世界带来影响从而使很多国家与民族的文学表现出某种相同或相近的风貌。能在世界更大范围和层面造成影响和认同，或者说，体现出“普适性”，成为文学当代性的推动力和作家的追求。“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马·法·基亚《比较文学》）。不久，“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的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向全世界推行某种价值观，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直到20世纪末，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解体，有人便妄言“历史走到了尽头”。这期间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加之交通传媒的便捷，文化全球化的声浪席卷而来。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国外某些文论资源，就是现成的资源，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将成为未来文论学科和教材的基础。“9·11”的大火、西亚中东的苦难，特别是近两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弥漫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怀疑情绪，涌动起对新社会形态追索和期待的热浪。随之，冷静和理性恢复升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得到大大增强。
三、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585页。）他还提示人们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恩格斯还指明当时的德国社会出不来易卜生这样的作家，当然在德国作品中也不会出现娜拉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当时挪威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娜拉这样具有独立品格、不能容忍男人把自己当玩偶、追求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女性形象。作为和《共产党宣言》那段话的对应，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挪威与德国社会状貌的差异，强调了民族性与生产生活方式、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文学的民族性和首创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丝毫不能忽视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 四、在马列主义观点看来，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某个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P27-29）
包明德：文学的人生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因提案质量高而获得“最佳提案奖”；多次担任全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文学奖评审委员；
文学评论家，出版文学评论集《文苑思絮》、《淘沥集》及百余篇文学艺术评论文章；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兼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荣誉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作家。
“文学评论家”这样的头衔并不轻松，首先要读很多书。当国家级的文学大奖评委也不易，还得读很多书，不仅读懂。还得说出道理来。当政协委员更不易，要提案，首先得有各方信息，还要看得准，提得对，是对品学要求很高的岗位。
对包明德来说，读书并写评论；出席各种活动并讲话；在大学里讲课；参政议政……都是很劳神劳力的工作。而他的智慧与品行就体现在这丰富辛劳的岁月中。他认为。从小至今都与文学结缘。是栖息在文学上的人生。
走上文学之路。锁定文学人生。
1980年，我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贵于简洁 妙在传神》，曾获内蒙古首届文学创作最高奖索龙嘎奖。1984年，发表于《草原》月刊的《论（驼峰上的爱）及其他》，在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内蒙古社会科学》等报刊相继转载。1985年，出版与他人合作的杂文、随笔集《新潮集》。1986年出版评论集《文苑思絮》。
1987年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民族精神的火花》，获内蒙古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鄂温克狩猎文化的艺术再现》获内蒙古第二届索龙嘎奖。1988年，与他人合作编写《斯诺在内蒙古》出版。同年发表于《美术》的文章《在传统和现代的幽径中探寻》，列中外三十余篇评介蒙古族画家思沁作品文章之首。1990年12月出访苏联，1991年7月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9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评为副研究员，1995年评聘为国家一级作家（正高职称）。
1988年担任内蒙古文联常务副主席后，我记忆中有几项工作。一是内蒙古美术馆的建设、改造工程。当时呼和浩特市还没有一座像样的美术馆，在自治区的支持下，我主持这项工作，奔波于工地、公司、办公室、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二是文学艺术的创作问题。内蒙古沿用至今的政府文学最高奖索龙嘎奖和艺术类政府最高奖萨日纳奖就是那个时期设立的。此举推出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三是解决了内蒙古文联长期没有办公场所的难题，经过大家多方努力，文联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大楼。四是举办各类文学艺术培训班。文联是服务机构，必须做好为艺术家服务的工作，培育青年艺术家，提高艺术品质量，都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那些年做这些事也交了很多文艺界的朋友。
1995年我被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文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1998年开始担任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兼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主编。2006年，被中共中央和国家直属工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08年，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证书；2010年，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文学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和奖章。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机构的负责人之一，我多次担任全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骏马奖”的评审委员。当“评委”虽然貌似掌握作品的“生杀大权”，其实是个很考验人的工作。首先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平时读，突击读，精读，细读，并在审美、感悟的前提下，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世风备受世俗观念冲击的时代，如何坚持尽可能公正客观并高屋建瓴地看待文学创作，是对我们专业能力乃至人格修养的考验。
我用“文学伴我走来”来概括自己。酷爱文学、阅读文学、评论文学和研究文学，是我生命的主要内容。张扬文学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我这一生没有离开过文学领域：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当过大学文艺理论的教师、当过省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的学习和职业，我的经历和追求，从未离开过文学。
我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文学给予的。对文学有一种崇仰，对它的价值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有比较自觉的体察。我觉得不管是国王还是平民，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工，都需要有精神家园，都有对心灵情感的一种潜在而神秘的向往和追求。雨果说，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我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产生很多伟大的文学和文学家，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姿态显得更美。文学能够构建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潜在人格、国家民族的认同与亲和力。让人们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憧憬美好的未来。我确信优秀文学能促使世界变美变好，使人的心灵变美变好，使国家和民族生辉，使社会进步。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有很多垃圾类的作品，一些好的作品也并没有很广泛地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未有广泛强烈地感动国人，没有激发起读者情感的波澜，拨动读者的心弦，没有引发人们对韵致蕴含的悠长品味和强烈的情感震撼。这除了作品本身缺乏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以外，和时下的文化环境也是有关系的。高科技需要同情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必须伴之文化的和谐发展。
……是听老人讲民间故事。有了阅读能力以后，读了可以得到、借到的很多文学书刊。
10岁时，在放学回家趟过必经的那条小河时，意外地拾到一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鸡蛋（零用钱来源）的钱，或者是一学期的课本钱。对于我们那样艰苦的生活来讲是不小的诱惑。我丝毫没有犹豫，捡起来四下张望，左侧山路的不远处走着一个人，我就纯真地以为这钱肯定是那人丢掉的，便飞跑着追上去把钱给了他。在返回原路的山脚下，在一棵野生的小桃树上，我赫然地看到长着一个大鲜桃，便摘下来美美地吃掉了。这棵树下每天脚步纷纷，人来人往，开花时也有人折枝，结果实后人们争相采摘，被“扫荡”了多少遍，居然还能存在这么个大桃子，实在是奇迹。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尽管生活艰辛，但心中充满了阳光——看到花开了高兴，小草萌芽了也高兴。我的心灵可能从小就栖息在文学和美好的世界里。
我的中学也是充满周折。要上初中时，学校看我的成绩好，决定保送到初中。我哥哥也非常聪明，经常有“真知灼见”的言论，也准备考中专，以便早日工作，缓解家庭困难。不料中途有人告状说我们家的历史不清楚，父亲下落不明……我们哥儿俩双双被取消上学资格。对孩子来说，不让上学是巨大的打击，何况我们是那么喜欢学习，成绩又好。正在家里无奈哭泣的时候，小学校长来我家安慰说，没关系，明年再考，说着就把手放在我头上，顿时一股暖流……次年我考上了初中当上了学习委员，负责办板报。板报在两墙之间，冬天成为风口，我在穿堂风中冻得发抖，继续往墙上写。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高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内。大学是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读的。
从中学时代开始可以更多地读到书了，开始感到书海茫茫何处是岸。但一度在意念中偏执地认为，书就是文学，文学书才称得上是书。我反复读过《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一些外国文学名著。背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普希金、泰戈尔、雪莱等很多诗人的诗。我在文苑中徜徉观览时，永远是兴味盎然的。每当提到伟大作家和文学名著时，我总要产生一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我感到我生命中许多好东西，包括正义和高尚、勇气和力量、悟性和哲理、快乐与和谐，都是文学所给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中小学和大学时期的文学教师都具有很深的学养和严格的规范。
赖有青山豁我怀！
借用一句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文学伴随我一生，我的学习和职业从未离开过文学，我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大多来自文学。信念引领我前行。我坚信文学对社会文明和人类心灵的独特作用。
忆往事 思来者（自序）
我从童年开始，在精神上就对文学有很强烈的依赖感与期待感。所幸的是，一路走来都与文学相伴，我的学习与工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文学。包括教学、评论、研究与管理等经历，我在文学领域已走过四十个春秋。
当初写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是在深度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往往侧重于艺术鉴赏和技巧审视。例如，1979年7月，我写作了后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贵于简洁妙在传神》，就是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反复阅读后所进行的艺术分析。细节是形象的血肉，简洁则是天才的姐妹。对于吕纬甫这个经历曲折、性格复杂的人物，鲁迅没有滞留于扁平地描写与冗长的记述，而是以他七次掏烟与吸烟的窘态和话语，寥寥数语即曲尽幽微地活现出吕纬甫颓退的魂魄及无聊的内心。从而，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中外文学经典名著，不仅能培养起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审美悟性，且可加深对文学特质、功能、作用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文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生活，省思和提升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优秀文学作品充溢着自由、强壮、审美与担当的气韵，可让读者认识自身，找到知己，激发想象，振奋精神，憧憬美好，增添勇气和力量。伟大的文学作品，赋予人们生存之上的精神；文学的神圣领域，任何粗暴与污浊都不能玷污和摇撼。文学批评的重要使命，在于把渗透潜隐在作品中的这些价值元素开掘出来，阐释清楚，弘扬推广，做作者与读者心灵的桥梁，做天下的知音。
1980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当老师期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修班。通过导师讲授与自己阅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也认真赏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评论到的作家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与高级的审美现象，蕴含着历史的脉动，时代的激情，人民的心声，温暖的关怀，丰富的知识与绚烂的风景；承载着理想，精神，憧憬与选择。文学，按着历史法则和美的规律去想象，去塑造，去期待，使人们追求真理的情怀与战胜人生的勇气，得到激发、培育和升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文学批评的使命和责任，不仅是抒发阅读的感受，也不单是为作品加些专业注脚，而是要结合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开掘出优秀作品的时代意义、人生图景、价值取向与悠长韵味，展示出人物理想的守望，灵魂的求索与情感的激荡。在一定意义上讲来，文学批评是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对历史与人生应更具超越性的思索和眼光。
从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我就读于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执教导师有张岱年、季羡林、袁晓园、启功、吴晓铃、李泽厚、汤一介和乐黛云等先生。这些导师的课并未悉数面聆，但他们主导编写的教材和他们的主要著述，或为必修，或为辅助，我都进行了系统地学习阅读。这使得我的文学视野与学问空间得到新的拓展。而且，我感到这个阶段的学习与思索，与我国学界在80年代关于方法论的积极性建构是合拍的。
在文学所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担任过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和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等职务。我感到所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同一些学者积极运作并亲手把文学所的创始者与老前辈郑振铎、钱锺书、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蔡仪和唐弢等大师巨擘的肖像，挂上文学所会议室的墙壁。他们是文学所的学术象征，他们的学识与品格将光映千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有他们在那照着，加之几乎每天都吸纳着新鲜的学术空气，在文学所这个平台上，学不到东西是不可能的，不想提高自己都做不到。通过参加所内外、国内外丰富的学术活动，我对文学所的定位、职责与使命日益有新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更增强了工作的使命感和自信力。
其间，作为评审委员我参加了总共十五届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等）的评奖工作。这使得我认真阅读了各个时段、各种体裁的优秀作品，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演进的律动。文学评奖活动实际上也是文学批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经院批评与社会批评实现着互动，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文艺思潮及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着碰撞与交汇。健康正规的评奖活动，有利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有利于激活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张力，也有利于推动文学阅读热情。文学研究与评论，需要走进公共空间，需要面向文学现实，而参加文学评奖活动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切入点。同时，也感受到当代文学边界的动态感。
我曾到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泰国和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或文学交流，感奋新奇，获益良多，记忆丰富而美好。我平生踏上欧陆的第一站就是德国名城特里尔，那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并非有意是天意。我在高中时代就酷爱《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本传记文学，阅读了很多遍，有的章句到今天还记得住，背得来，其精魂穿透了我的心灵。所以，一直以来就特别神往特里尔。当年，青年马克思离开特里尔，告别心爱的燕妮·威斯特华伦，顺着美丽的摩泽尔河到波恩大学去学习，从而开启他影响和引领人类的伟大征程。我自感是文学马克思的信仰者。在2006年9月访学英国的第一天，我独自来到伦敦海德公园，因地制宜地采摘一束芬芳的花草，献给那象征崇仰与寄托的石雕。
在公墓徜徉中，意外地发现这里还有艾略特之墓。这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既是时尚的，也是永恒的。现代主义有其生成的时代与社会的根由，有值得关注和借鉴的元素。然而，应当留意时空与土壤的差异，不能一概否定，也不可盲目照搬。文学艺术的根基在民族，在本土，在本国。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可流长。
在伦敦女王歌剧院，我看了一场歌剧《悲惨世界》。陪同的英国朋友对我说，有位女青年看过数百场这部歌剧。这让我感奋不已！无论对读者，对观念，还是对批评家来说，经典作品都总有说不完的话。每一次阅读、欣赏与评鉴，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触和新的启迪。
我感到自己总有一股怀疑与追问的天性。《关于（斯巴达克思）的商榷》和《论历史剧（蔡文姬>的主题》等篇文章，就是我对某些权威意见提出的不同看法。对于无论怎样的作家或批评家，无论国内外何等层级的文学奖项，总怀有或多或少的保留。
我很赞赏卢卡奇、阿尔都塞、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多诺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我对他们并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和了解，只是零星阅读了他们著述的中文译本。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他们积极的文学姿态，他们在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与人生诸方面的碰撞与探寻，都给我很大的启示。
我接触过几位还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象较深的是尼日利亚的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那是2012年10月29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聆听了他的演讲，并参加了他和十几位专家学者的座谈。从他那里，我了解到非洲当代文学的状貌与走势，感受到非洲所经历的战争、无序与痛苦，认识到进步的作家如何激励人们从内部重构，展示未来的蓝图，指向可能的复兴。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我常悔虚度很多。搬来欧阳修的几句词，就是为了表达我对文学的热爱、亏欠与期待。
“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在这本册子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赵剑英、郭晓鸿和慈明亮等旧朋新友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敬业精神、专业品位与纯正人格，令我感动与赞佩！同时，我的同事党圣元、高建平、金惠敏和丁国旗亦给予热情关注。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由于时间所限和个人偏爱，有几处引语与阐说，在几篇文章中重复出现，敬请学界朋友审度体谅。另外，收在文集“文艺短评”的文章，有的实在找不到当初发表的原书刊，有的是即兴发言，此前发表过。所以，这部分短评都统一没有注明发表书刊与时间。这些短文都写作于20世纪末至2015年。特此说明。
包明德
2016年6月于北京龙泽苑
由包明德所著的这部文艺评论集《细节激活历史（包明德文艺评论选）》选取了包明德先生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文艺论文、文章与短评，共计七十余篇。这些文章基本都发表在国家级文艺报刊上。结合多年的教学、研读和理论经验，作者在多篇文章中阐释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文艺创作与评论的百年课题，正确地解读了经典著作中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精神，作者在多篇评论中，阐明了细节的真实对于刻画人物、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评论文章中，阐述了在多元多样、多语境叠合的文艺思潮和文艺审美格局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从而呈现了宏观、辩证、综合和创新的文艺理论观点。
由包明德所著的这部文艺评论集《细节激活历史（包明德文艺评论选）》通过导师讲授与自己阅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也认真赏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评论到的作家作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这本书是文艺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