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著李之义译英格丽德·万·尼曼画的《长袜子皮皮(典藏版)(精)》主角皮皮一出场,就以她的独特性吸引住读者。她长得有特点,穿衣有特点,其行为举止、思维方式更是不同寻常。她不是大人们所欣赏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因为她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成人意志,不去学校上学,顶撞老师,经常说瞎话,而且还敢捉弄警察等等。但这只是一个孩子身上可能出现的一些缺点,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即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智慧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她向往自由,喜欢发表议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能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最真实的童年。她有着童年的无知,同时也有童年的纯真和善良。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著李之义译英格丽德·万·尼曼画的《长袜子皮皮(典藏版)(精)》里有个神奇的女孩子,她能把一匹马举过头顶,她敢捉弄愚蠢的警察,她去教训暴躁的公牛,又能制伏流窜的小偷。她力大无比,打败了世界第一的大力士;甚至还把鲨鱼扔到远处的海中。她还是个小富翁,永远有花不完的金币……
皮皮一口气说了那么多,需要喘一口气。女教师觉得皮皮实在是个顽皮的孩子,她建议全班的孩子画一会儿画,皮皮准会安静地坐下来画画儿。女教师拿出纸笔分给每一个孩子。
“你们画什么都可以。”她说,随后坐在讲台旁边改作业。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想看一看孩子们画得怎么样了。这时所有的孩子都看着皮皮在地板上兴高采烈地画着。
“咳,皮皮,”女教师急躁地说,“你为什么不在纸上画呢?”
“纸上我早已经画满了,可是那张可怜的小纸怎么画得下我那匹马?”皮皮说,“我现在正在画马的前腿,但是当我画马的尾巴时,我肯定要到走廊里去画了。”
女教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让我们唱一会儿歌吧。”她提议说。
所有的孩子都从凳子上站起来,唯独皮皮还坐在地板上。
“你们唱吧,我要休息一会儿,”她说,“太用功了身体再好的人也会累垮。”
然而这时女教师再也忍不住了,她叫所有的孩子都到校园里去,她要和皮皮单独谈话。
当教室里只剩下女教师和皮皮的时候,皮皮站起来,走到了讲台前边。
“你知道吧,”她说,“我的意思是‘老师’知道吧,到这里来看看你们做些什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要不要继续上学,我觉得无所谓。就像有没有圣诞节假一样。什么苹果、刺猬和蛇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太多了,我的脑子都昏了。我希望老师不要因此伤心。”
这时女教师说她当然伤心了,特别是皮皮表现得很不好,像皮皮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上学的,不管她多么想上学也不行。
“我表现得很坏?”皮皮吃惊地问,“可是我自己不知道。”这时她显得很伤心,谁也没见过有比皮皮不高兴时更伤心的孩子了。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
“老师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她的妈妈是天使、爸爸是黑人国王,而她自己一直漂泊在大海上,她怎么能知道学校里的东西,回答苹果、刺猬这样的问题呢?”
这时女教师说,她明白了,她不再生皮皮的气了,皮皮再长大一点儿的时候,她还可以到学校来上学。这时皮皮神采飞扬地说:
“我觉得老师非常好。老师请你收下这件礼物!”
皮皮掏出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表放在讲台上。女教师说她不能接受皮皮如此贵重的礼物,但是皮皮这时说:
“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明天还要来,那就又有好戏看了。”
随后皮皮飞快地走到校园里,猛地跳到马背上。所有的孩子都围着她,用手拍拍马,看她离去。
“谢谢,我了解阿根廷的学校,”皮皮高傲地说,看着马下的孩子们,“你们应该到那里上学。在阿根廷圣诞节假结束以后三天就开始放复活节假,而复活节假结束以后三天就放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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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世纪之初著名作家埃伦·凯伊(1849—1926)就曾预言,20世纪将成为儿童世纪。这句话是否应验,这里不去讨论,但是林格伦在1945年步入儿童文坛就标志着世纪儿童已经诞生。它就是皮皮露达·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娅·克鲁斯蒙达·埃弗拉伊姆·长袜子。起这个名字的人是林格伦的女儿卡琳。1941年女作家七岁的女儿卡琳因肺炎住在医院,她守在床边。女儿每天晚上请妈妈讲故事。有一天她实在不知道讲什么好了,就问女儿:“我讲什么呢?”女儿顺口回答:“讲长袜子皮皮。”是女儿在这一瞬间想出了这个名字。她没有追问女儿谁是长袜子皮皮,而是按着这个奇怪的名字讲了一个奇怪的小姑娘的故事。最初是给自己的女儿讲,后来邻居的小孩也来听。1944年卡琳十岁了,林格伦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作为赠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后来她把稿子寄给伯尼尔出版公司,但是被退了回来。此举构成了这家最大的瑞典出版公司最大的失误。1945年作者对故事做了一些修改,以它参加拉本和舍格伦出版公司举办的儿童书籍比赛,获得一等奖。《长袜子皮皮》一出版立即获得成功。此事绝非偶然。当时关于瑞典儿童的教育问题的辩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茶——以昔日的权威性教育为一方,以现代自由教育思想为另一方。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开始对童年教育感兴趣,并有新的儿童教育信号出现。很多人提出,对儿童进行严厉、无条件服从的教育会使儿童产生压抑和自卑感。人们批判和揭露当局推行的类似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绝对权威和盲从的教育思想。
《长袜子皮皮》这部作品讲一位小姑娘,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生活完全自理,富得像一位财神,壮得像一匹马。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违背成年人的意志,不去学校上学,满嘴的瞎话,与警察开玩笑,戏弄流浪汉;她花钱买一大堆糖果,分发给所有的孩子。她的爸爸有点儿不可思议,是南海一个岛上的国王。这位小姑娘自然成了孩子们的新偶像。关于皮皮的书共有三本,多次再版,成为瑞典有史以来儿童书籍中最大的畅销书。目前该书已出版90多种版本,总发行量达到1-3亿册。对全世界的儿童来说,皮皮是一个令人喜爱、近乎神秘主义的形象,可与福尔摩斯、唐老鸭、米老鼠、小红帽和白雪公主相媲美。
在2004年5月26日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儿童文学奖第二次颁奖大会上,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在致辞时这样评论《长袜子皮皮》这部作品:“长袜子皮皮之书的出版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林格伦用长袜子皮皮这个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把儿童和儿童文学从传统、迷信权威和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在皮皮身上很少有这类东西。皮皮变成了自由人类的象征。”
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林格伦创造了两种风格:通俗和想象,两种风格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她的创作特征。通俗的故事有时候接近琐碎,有时候带有喜剧色彩。比如以女作家自己的成长环境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为原型的《吵闹村的孩子》《吵架人大街》和《疯、r头马迪根》。富于想象的作品是以《尼尔斯·卡尔松一小精灵》为开端。主人公是个小精灵,住在地板底下,后来成了一位孤单的小男孩的好伙伴,使阴郁、沉重的生活变成多彩的梦幻之国。《南草地》中的故事采用民间故事的创作手法,把昔日人间的残酷、疾病和忧伤变成了想象中的美梦、善良和温暖。
但是用富于想象的手法创作的作品应首推三部伟大的小说:《米欧,我的米欧》(1954)、《狮心兄弟》(1973)和《绿林女儿罗妮娅》(1981)。第一部作品表面上非常通俗,主人公布·维尔赫尔姆·奥尔松是一位被领养的小男孩。他坐在长凳上,想着自己极不温暖的家庭生活。突然他的梦变成了现实,他搬到了童话世界——玫瑰之国,他的父亲是那里的国王。他变成了米欧王子。他用一把带魔法的宝剑把他父亲的臣民从残暴的骑士卡托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作品有着民间故事的所有特征。《狮心兄弟》也描写善与恶的矛盾。主人公是一位胆小的小男孩斯科尔班,但是在危险时刻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勇敢地与邪恶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斯科尔班身体虚弱、胆小怕事,这一点与他和哥哥一起把南极亚拉从暴君滕格尔、恶魔卡特拉手里解放出来的壮举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兄弟俩从悬崖上跳下去,以便从南极亚拉到另一个国家南极里马。他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变得强壮、勇敢和健康。一部分人把这一描写解释成儿童自杀,但多数人把这段解释成一种故事情节的升华,由一个想象的世界到另一个想象的世界。我还听到有第三种解释,即瑞典是一种福利社会,人们没有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老人和孩子都很怕死。老人可以用基督教的来世梦想和进入天国之类的事求得安慰。孩子们怎么办?他们经常给报社、电视台写信、打电话,问:“人为什么要死?”专家们用科学的方法给孩子们讲解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新陈代谢等,说明死并不都是坏事。作家通过自己富于想象的作品不是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甚至效果更好吗?《绿林女儿罗妮娅》比上边提到的两部作品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书中所描写的问题有更多的可能性。女孩罗妮娅和男孩毕尔克分属两个世代为仇的绿林家庭。两个人对自己家庭传统进行造反,一种真挚的友谊在他们之间迅速建立,他们拒绝再过到处抢劫的绿林生活。人们称这部作品为瑞典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孩子在山洞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也有点儿像《鲁滨孙漂流记》。但作品有着林格伦自己的特征:紧张的情节、通俗的现实主义和幽默风趣。罗妮娅和毕尔克生活在充满可怕和喜剧性生灵的世界里,如人面野鹰和小人熊等。他们的父亲是魁梧、健壮、心地善良的绿林首领,但他们不知道除了劫富济贫的绿林生活外,还有其他什么选择。
林格伦的另一部分作品介于通俗与想象两种风格之间。《淘气包埃米尔》(1963)中很多故事相当粗犷和非理性,有着伟大的喜剧风格,但一切都植根于世纪之交的斯莫兰的日常生活。一部分内容有点儿像古代的英雄萨迦,如埃米尔在风雪中把病入膏肓的阿尔弗雷德拖到医院。以及请穷苦的人们吃圣诞饭。
当《小飞人卡尔松》(1955)中的卡尔松飞进小弟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时,起初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孤单儿童的虚幻中的伙伴。但卡尔松是一个极富有个性的小家伙,有着人类的各种特征——他爱说大话、自私自利、不诚实和爱翻别人的东西,还不停地给小弟制造麻烦。但是小弟和其他读过这本书的孩子都喜欢他——“不胖不瘦、风华正茂”。如果人们偶尔还把他当作虚幻的人物的话,那么在小弟把他介绍给其他家庭成员时,这种感觉马上消失了,他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林格伦的作品还包括侦探小说,如《大侦探小卡莱》(1946);专门描写女孩子的作品,如《布丽特一马利亚心情舒畅了》(1944)、《夏士婷和我》(1945)。作品幽默、大方,很少有道德说教。
林格伦1907年出生在瑞典斯莫兰省一个农民家里。20世纪20年代到斯德哥尔摩求学,毕业后做过一两年秘书工作。她有30多部作品。获得过各种荣誉和奖励。1950年获瑞典图书馆协会颁发的“尼尔斯.豪尔耶松金匾”;1957年获瑞典“高级文学标准作家”国家奖;1958年获“安徒生金质奖章”;1970年获瑞典《快报》“儿童文学和促进文学事业金船奖”;1971年获瑞典文学院“金质大奖章”;此外,她还获得过1959年《纽约先驱论坛报》春季奖和1957年德国青年书籍比赛的特别奖。她在1946—1970年将近l/4世纪里担任拉本和舍格伦出版公司儿童部主编,对创造这个时期的瑞典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2年,林格伦女士以94岁高龄辞世,瑞典为她举行了国葬,人们称她为民族英雄。在我送的花圈上写着:“你的中文译者向你致最后的敬意!”她走了,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她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量超过1.4亿册。把她的书摞起来有175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高,把它们排成行可以绕地球三圈。
瑞典文学院院士阿托尔·隆德克维斯特在1971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她“金质大奖章”的授奖仪式上说:
尊敬的夫人,在目前从事文艺活动的瑞典人中,大概除了英玛尔·伯格曼之外,没有一个人像您那样蜚声世界。
您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儿童的,他们是我们当中的天外来客,而您似乎有着特殊的能力和令人惊异的方法认识他们和了解他们。瑞典文学院表彰您在一个困难的文学领域里所做的贡献,您赋予这个领域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即充分的心理描写、幽默和叙事情趣。
我完成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作品系列的第八卷《我们都是吵闹村的孩子》的翻译工作后,心里特别高兴,回想起翻译林格伦的作品完全出于偶然。1981年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留学,主要是研究斯特林堡。斯氏作品的格调阴郁、沉闷,男女人物生死搏斗、爱憎交织,读完以后心情总是很郁闷,再加上远离祖国、想念亲人,情绪非常低落。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不知道想干什么,想要什么,有时候故意在大雨中走几个小时。几位瑞典朋友发现我经常有意无意地重复斯特林堡作品中的一些话。斯特林堡产生过精神危机,他们对我也有些担心,因为一个人整天埋在斯特林堡的有着多种矛盾和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中很容易受影响。他们建议我读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换一换心情。我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我一下子被崭新的艺术风格和极富人物个性的描写所吸引。我一边读一边笑,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好像跟皮皮一样,能战胜马戏团的大力士,比世界上最强壮的警察还有力量,愤怒的公牛和咬人的鲨鱼肯定不在话下。由于职业的关系,我读完一遍以后开始翻译这本书,一个暑假就完成了。从此,翻译林格伦的书几乎成了我的主业。
我第一次见到林格伦是在1981年秋天,是由给我奖学金的瑞典学会安排的。她的家在达拉大街46号,对面是运动场,旁边有森林和草地。当时女作家还算年轻(74岁),亲自给我煮咖啡。我们谈了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问题。1984年我从瑞典回国,她表示希望到中国看看。这个消息传出以后,瑞典一中国友好协会和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立即表示,什么时候都可以安排。不过医生认为,路途太遥远,不宜来华访问,因此未能成行。但是她对我说,由于她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她开始关注中国的事情。1997年她已经90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在一般情况下她已经不再接待来访者,但当她听说我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一定要见一见。当时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感动,在友人的帮助下,我们一起合影留念。2000年秋我去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朋友告诉我,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大部分记忆消失,已经认不出人了。但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仍然收到了以她的名义寄来的贺卡。
不知什么原因,我和林格伦女士一见如故。她曾开玩笑说,可能是我们都出生在农民家庭。1984年我回国以后一直与她保持联系,有时候她还把我写给她的信寄到报社去发表。1994年,当她得知我翻译时还用手写的时候,立即给我寄来l万克朗,让我买一台电脑。我和她虽然相隔几千公里,但我和我的家人时刻惦记着她,希望她健康长寿。
我已经把林格伦的主要作品和一部分由她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译成中文,断断续续用了20年的时间。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作家笔下的风俗、习惯、传统、民谣、器物等,现代人都比较陌生了。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除了作家本人亲自给我讲解以外,还得到很多瑞典朋友的帮助,如罗多弼和列娜夫妇、林西莉女士、韩安娜小姐、史安佳女士和隆德贝父女等,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希望我的拙译能给小读者们和他们的父母带来愉悦,并增加对这个北欧国家儿童生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