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四的夏天，我考进了坐落在上海四川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三年级。照旧算法，我那时已经十九岁了，比同班学生的年纪平均大三四岁。我虽然并未“自伤老大”，但深知“日月逝矣”，所以“寸阴是惜”，埋头苦读。我最大的困难、最基本的问题，仍旧是英文程度不足。（校中各门功课除了国文外，都用英文课本，在教室里教员也多用英文讲授。）为求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我把最多的时间、最大的努力，放在英文一门课程里面。例如每日黎明，住堂的同学都尚未起床，我已悄然走上六楼宿舍上面的屋顶（这颇像重庆陕西街三楼旁屋顶的平坦宽大）朗诵英文课本，约三十分钟才回到宿舍去梳洗。所幸国文一门我不须多下功夫，把练习英文和应付国文剩下来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功课（算学、历史、卫生等）。到了学期终了的时候，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低劣。我应当附带说明：我“应付国文”不是看轻这门课程，而是因为我的国文程度高出全班同学，因此每次作文都名列前茅。这是业师何笃贞先生的恩赐。
一年的时间迅速地过去，我竟是二十岁的人了。如果我按部就班地读下去，由三年级经四年级、五年级，然后升入六年级，假定中途没有波折，我要到二十三岁才能在中学毕业，要到二十七岁才能大学毕业。我想出了一个“争取时间”的办法：在学校招考插班新生时去报名投考五年级。万一被取，便可越过四年级，“节省”一年的时间。主意立定以后，便在暑假当中加紧做应考的预备。我报考三年级时用的是我的“学名”（也是我的“排名”）笃平，但现在报考五年级不便仍用原名。在重庆读书时，何师指导我习楷书，要我临柳公权所写的《玄秘塔》。我习字的成绩虽然不佳，但我却很欣赏“柳字”。冈此我便改名公权去投考。（吴雨僧先生在《吴宓诗集》卷九、卷十三和卷末等处，说我“名笃平，以字行”。其实我的“字”是“恭甫”。民国廿一年起自号“迹园”。有时候偶然先后用过“石沤”“巴人”“君衡”等笔名。）
侥幸得很，我居然被录取了。更幸运的是，教我们五年级和后来六年级的有几位饱学而兼善教的先生。教五年级最特出的教员是程万里先生（英文、历史）、何挺然先生（数学）和马瑞琪先生（自然科学）。程先生是浙江人，曾留学英国。他自己对于学问有真挚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尽心教导学生引起他们求学的兴趣。他用流利的英语讲历史，既清楚，又牛动。听他讲过之后再去看书便有左右逢源之乐。他的英文修养既好，教学生又能引人入胜，批改我们的习作丝毫不苟。文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忽，他一一改正之后，把习作发还我们，要我们仔细去复看。过一两天他在教室里抽问我们，要我们指出何以这些是错误，何以要如此修改。一年之内我们的英文都大有进步。我居然也能下笔成篇，不至于多犯重大的错误。
何先生和马先生都是广东人，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理科学士。何先生教我们初级代数、平面几何（五年级），中级代数、立体几何（六年级）。他也用英文讲解，不但明白晓畅而且时时妙趣横生，使我乐听忘倦，愿意专心去学。每次上课时，他要全班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每人解证一道他上次发给我们的习题。我们事先不知道他叫某人做某题，因此每人必须在上课以前把全数习题都加以解证。代数和几何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学术生活中，很少有直接的用处，但极有助于思考的训练。（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