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迪生所著的《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是中国当代长篇纪实文学，人物传记。全书通过对冼星海跌宕起伏的一生的回顾，描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贫苦疍民的子弟，到音乐家，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并重点围绕冼星海创作的高峰期——抗日战争时期，展现了音乐家以乐曲为武器，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生动鲜活地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民音乐家”的丰富形象。该作品以冼星海的人生经历为点，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折射出他所处的那个动荡、激情澎湃的血与火的时代。

在那个时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中国当代长篇纪实文学《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是由刘迪生所著的“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最翔实、最具有可读性的传记。

引子：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霞

第一章 母爱的神话

 一、稚嫩的笛声

 二、“顶硬上”

 三、惊蛰

第二章 孤鸿流影

 四、“岭南大学的约翰逊”

 五、乡音的魅力

 六、向“左”转

第三章 弦上的圣音

 七、“炼狱”的超度

 八、“良师”即救世主

 九、“蜜蜂窝”里飘出的《风》

 十、“请给我饭票”

 十一、西洋风里《游子吟》

第四章 苦恋

 十二、“半个”工人

 十三、心有千千结

 十四、波动星海

第五章 壮志凌云

 十五、《时势英雄》

 十六、《战歌》嘹亮

 十七、“民族解放”

第六章 天籁·天才

 十八、悲鸣·求索

 十九、沃土·源泉

 二十、神交·传人

第七章 战火中的青春

 二十一、流动的音符

 二十二、“革命”的“爱情”

 二十三、红色的狂城

 二十四、孤独的咏叹

第八章 圣山·圣地·圣人

 二十五、雅人之冗

 二十六、战场之爱

 二十七、信徒之俗

 二十八、天堂之情

第九章 涛声的绝响

 二十九、诗人＋艺人的杰作

 三十、油灯≥青灯的光华

 三十一、怒吼≈狮吼的咆哮

第十章 使命

 三十二、最后的一课

 三十三、羁旅西安

 三十四、莫斯科的阴霾

第十一章 最后的心灵旅次

 三十五、牧马词：生灵之赞

 三十六、国际歌：人类之美

 三十七、满江红：游子之思

 三十八、狂想曲：中国之魂

后记 莫斯科红场：红色依旧？

附录 冼星海大事年表

二、“顶硬上”

那一天，当母亲拉着冼星海的手从外祖父的墓前离开，他对自己的未来茫然无知，他已经习惯在渔船行歌，在海边行走，他希望延续这样的生活，但是从母亲无奈的眼神中他敏感地察觉到，那样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1912年，也就是冼星海外祖父黄锦村去世后的第二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转型。该（这一）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民主共和政体建立；同年2月12日，在经历了12代帝王更迭之后、早已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早晨，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这是封建君主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圣谕，圣谕之后，清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结束；3月10日，革命党人的死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孙中山随后宣布下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民主共和的政体尚未成熟，中国旋即进入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　　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无数人曾经真切地看到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他们相信经过无数磨难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能够挽救中国的危局，他们曾经无限接近胜利，却在黎明的前夕遭逢变故，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也因此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国将不国，何以为家？黄苏英如同中国许多在贫困中痛苦挣扎的普通民众一样陷入生活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她带着七岁的儿子冼星海前往新加坡谋生。　　冼星海第一次站在摩肩擦踵的码头，他的眼底没有欢喜，没有悲伤，有的只是深埋心底、无法掩饰的对陌生世界的本能恐惧。　　如果岁月安定，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如果生命无虞，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对于黄苏英来说，中国女人的保守在她的灵魂中根深蒂固，倘若不是万不得已，她绝不会带着年幼的孩子挤在空气混浊、拥挤不堪的四等统舱中，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飘荡，只为了一个前途未卜的远方。在她决定要去新加坡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女人到一位母亲的身份转变，她的坚强与勇敢都来自于母爱的力量！　　那时新加坡对穷人十分歧视，坐头等舱、二等舱的富人乘客，不但有餐厅、舒适床位、活动场所，并且到码头后凭票就可立即上岸。而乘坐四等统舱的贫穷乘客却都被送到一个孤岛上作“卫生检查和注射防疫针”，合格后才能进入新加坡。“卫生检查”时男女乘客都要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接受“检查”，后来因为一个年轻姑娘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侮辱而跳海自杀，此后，新加坡有关方面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卫生检查”时允许四等统舱的女乘客穿上一条筒裙。

到达新加坡之后，黄苏英在新加坡华侨总会的帮助下，到当地一家华侨富商家庭当佣人。冼星海跟随母亲，最初除了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杂活外，其余时间就陪着家里的小主人一起玩耍。稍长大后便充当了小主人的伴读，逐步接触到一些书籍，开始了最初的教育启蒙。

但是这样局限的学习根本无法满足冼星海对知识的渴求，他总是站在院落中失落地看着其他孩子背着书包从门前走过，他知道那是一条通往学校的路，但却是一条死胡同，家境的窘迫让一切与贫穷不相符合的想法变成痴心妄想。在逆境之中过早成熟的冼星海理解母亲的难处，所以他从来没有在母亲面前提及过上学的事情。

黄苏英看着儿子眼中隐忍的渴望，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让冼星海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书可读，在当佣人的同时，她另外谋了好几份兼职工作，希望能够稍微改善一下生活境况。

十岁那年，冼星海进入当地的圣安德烈英校（ST. Andrew's School）读书，这是一家成立于1862年的教会学校。可惜冼星海入学不久便办理了退学手续，为这一段一度成为他童年美好记忆却中途夭折的校园生活匆忙地画上了句号。（P015-017）

引子：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霞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图，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让一切世俗的风情或声响在此自惭形秽，那是一种与天堂共享的超尘绝俗的心灵对话。

冼星海是震惊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号衣，即便是东方古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时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喷张，不能自已。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渌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早霞，她的美丽在今天看来，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神经不敢仰视！不管是篡改、蔑视，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历史，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窃想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事，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溥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梦中的岁月。

不敢妄言国是。但受命作文，不能泼尽胸中块垒，当然是文人的虚伪与卑贱。

我在这里重彩“红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诟，但我绝不是为口腹所累：新中国一路走来，若是冼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凛凛的书生气节，窃想比他的同侪们还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人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灿晶莹。

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囿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中国” （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成了东方的僵尸：文化因素的先天残缺，东方体制久久地停留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自耕农理想境界。意识形态的儒经教（奴）化，即便是再英明的君主，这片土地上也只能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们的自我狂欢与陶醉。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人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元朝、清朝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冼星海和他（我）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怀旧或失落的士子们遗民般如何积怨含愤，她一路走来的国力膨胀，让西方世界怵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满清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没有政治家们的潇洒襟怀，也不是丛林法则的鼓吹者。塔斯马尼亚人灭绝于一群十恶不赦的罪犯，是上帝瞎了眼？抑或本来就是“主”的意旨？

一个人的愚昧，是基因缺陷的愚昧；一群上人者——顶层精英集团的愚昧，是一个种群、种族、一个文化板块窳惰灾难的愚昧，上帝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无言以对。  尽管庶民的命运与庙堂的枯荣无关，国亦是国，家也是家，仅在于朝廷的清明与腐朽罢了，但兵燹的灾难与辱凌，是躲不过去的浩劫。

塔斯马尼亚人如是，古埃及如是，印加帝国也如是……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是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历史没有捷径可言：我们连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奴隶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举——都必须重新走过！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的经典理论在这里找到了最为经典的注脚——将自己的人民（选民）之外当成负担和累赘，应该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无廉耻的政治笑话！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信徒，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与奔流不息的黄河同在……

于是，我想通过这个可当悲喜剧来写的人物故事，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行文总不能免俗。还是从冼星海的童年讲起吧。

后记 莫斯科红场： 红色依旧？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溘然而去。5个多月前的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红色世界最为雄浑壮阔的大阅兵；两个多月前的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领袖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3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臣民诏告投降，宣布全面终战；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这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只在重病中的冼星海枯黄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丝慰藉的、稍纵即逝的笑颜……他，像一位难产中耗尽余力的母亲，在新生儿欢快抑或痛苦的啼叫声中，安然睡去。

交响乐，精神世界的语言，本与山野尘情的世俗无关。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凡的时代，或许还有胎教般的东方文化的遗传吧，让冼星海这位音乐巨子，契和着黄河的涛声，将一个民族情怀的悲壮意识，谱写成史诗般的命运长歌——窃以为，也正是那个苦难极致的时代和黄河文化的浪涌，成就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巨响！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大本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则倾倒了那一整代共产党人。数十年后，刚进不惑、青春正富的冼星海在这里沉沉睡去，有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在红色首都告别，窃想他应该是非常惬意，了无憾情的。不管健忘的后人如何狂猜疯想，窃以为都是在管窥蠡测或是矫饰伪化那个钢铁般生冷存在的时代，真正的脑残而已。

黄河没有断流，没有枯竭，涛声依旧；莫斯科的红场依然红色，依然妖艳，魅力如前……

冼星海如在，是何感慨？可是，他走了，行色匆匆，他走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也随他而去。为了永远的纪念，我还是忍不住怀旧与仰慕的情结，捕风捉影般地要将冼星海这位饱学巴黎襟满“西风”、投在东方大地上的影子，乐山大佛般地定格在我自己的臆想王国里。

伴随着海水咸湿的气息，冼星海诞生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贫的蛋民之家。并没有过多的资料去渲染失去父爱对冼星海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许，对于父亲没有记忆的冼星海，影响只是心底的，外人虽万言不能描状其一二，正如之后冼星海那坎坷的命运和不屈的求艺之路一样，个中艰辛，我们只能猜想，却无法从本质上去体会，更无法对感觉进行准确的表达。然而，父爱的缺失显然增加了母亲的辛苦。一个女人，在和平的年代中，独自抚养子女都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何况在风雨飘摇、世风远没有今天这么开放包容的年代。但这些不为人知的辛酸，都被冼星海的母亲——一个大海的女儿，靠着母爱的天性以及对生存之渴望的坚忍的力量，凭着岭南人特有的勤劳务实的精神，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儿，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坚强，如墙角寒梅，暗自芬芳。

温润柔软的岭南风土人情，对于冼星海的审美以及创作风格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地大物博的岭南以其独有的敦厚贤淳不仅孕育了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更为许多艺术家诸如萧友梅、马思聪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底蕴。岭南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正是孕育触觉敏感的艺术家的绝佳的温床。在外公家寄居的日子里，虽然没有优越的物质生存条件，但大海博大、宽容、静谧而又深沉的地理环境，在养育冼星海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性格里的坚强与隐忍，以及对逆境的抗压能力，这或许正是生活对冼星海坎坷人生际遇的馈赠或是补偿。在今天留存不多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的冼星海，脸上找不到任何对命运不公而抱怨、愤恨的痕迹，相反，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悲悯的浅笑，一脸平和，眼神之中虽藏着淡淡的忧郁却笃定地望着前方。

生命之旅是一种告别，长久或短暂的真实，是美丽的挣扎，花朵的信念，让灵魂的使者，引领我们步入永恒，音乐艺术让冼星海永远活在人间。

《黄河大合唱》，一阕血与火的时代乐章，那一声声时代的怒吼，是黄河咆哮的声音，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声音，无可阻挡，无坚不摧，不可战胜……

一个音乐家能被加冕为“人民的音乐家”，何其罕见——冼星海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这位天才的音乐巨子为音乐而生，将中西合璧的声响有如天女散花般地拂扬东土，香满人间。他的作品是那个苦难时代的生命搏动与历史的回声。

我听来，那是延安的声音，是一个全新意识形态的声音，是母亲——阵痛的呻吟，是新生儿——落蓐的啼喊。

冼星海的人生意义远远超出了音乐家的艺术海螺壳的天地。他的短暂的人生喘息，凝聚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民族呼号，才荣膺了“人民的”桂冠。有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劳动者，永远是伟大的，人类的公平、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为穷苦人的呐喊与呼号，永远是历史的最强音——马克思、列宁的无产者解放与耶稣的平民拯救同在，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幸成为了东方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信仰，拥有着人类史上最大群体的信众，堪称人类伦理史的绝笔与奇观。

“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在鄙人看来，能被疯狂地“山寨”与模仿，其实是一种荣耀。不管今人、后人对那段逝去历史如何臧否月旦，冼星海，这位东方音乐泰斗，是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最有代表性的精神符号之一，华表般的耸在云天。

2014年6月初稿于北京朝阳鲁迅文学院

2015年5月定稿于广州南沙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