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庆五年(1571),云南蒙自萧崇业射策入仕,任六科给事中。他批评时弊,揭露贪腐,不愧为国之诤臣。万历四年(1576),他主动请缨,拜为外交“正使”,劈波斩浪,率团前往琉球(今日本冲绳),册封其王。他四次拒绝贿金,清正廉明,不辱使命。其高风亮节,长留异国他乡,载入国家史册:他创作《航海赋》,高瞻远瞩,纵论海权,呼吁加强外交,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使琉归来,复为监察官,因“抗章”谏言国事而告别官场。萧崇业之后,崇祯二年(1629),云南鹤庆杨抡临危受命,再以“副使”身份册封琉球。郑和、萧崇业和杨抡,前赴后继出使海国的故事,诠释了滇人敢于担当、不屈不挠的精神。朱端强编著的《出使琉球》为你展现一个真实的萧崇业。
朱端强编著的《出使琉球》以通俗、简洁的笔法和文字记述了明代云南三位杰出的外交家和航海家之一萧崇业的生平和他出使琉球的事件,再现了他忠耿、正直的人品,高瞻远瞩的杰出外交思想和劈波斩浪、奔向大海的决心和勇气。书的结尾部分用少量篇幅简略介绍了云南的另一位杰出外交家和航海家杨伦,从人杰地灵的角度,为滇人的杰出作出了“大山精神”的诠释。
隆庆五年(1571)的会试按纪年称为“辛未科会试”,它是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改革之初举行的一次重要考试。事实证明,这科考中的不少人才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和历史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这科会试的主考官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本人。他一共出了三道涉关当时政治改革的问答题。按照明朝科举考试的惯例,他还事先拟出了参考答案,即所谓《辛未会试程策》:
第一题问的是,为什么《易经》要说“君臣关系的和谐才能使国泰民安”?针对明中叶以来皇帝长期不见朝臣的懈政情况,张居正希望考生们能呼吁皇帝带头恢复明初“召对之典”,勤政理事,积极和群臣共商国是。
第二题问的是,我们究竟是应该“法(学习)先王”,还是“法后王”?这也是当年王安石变法所遇到的政治命题之一。但放在明朝来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因为,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定制以来,朝野上下就素有“恪守祖制”的强大舆论!所以,“正确”的答案当然是“法先王”。然而,和所有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一样,张居正则反对复古倒退,他希望考生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但又不能公开违反“祖制”,反对“法先王”。他希望考生能巧妙地将朱元璋排在汉唐圣君之后,岂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法后王”的意见了吗?
第三题问的是,什么叫“英雄豪杰”?针对当时的人才需要,张居正要求考生明白,真正的英雄豪杰要建功立业,应该“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用今天的话说,既不骄傲自大,也不随波逐流。⑧
这科一共取中三百九十名进士,状元是张元忭。其中云南只考中十人,萧崇业列在三甲第二百二十四名。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崇业当时究竟怎样答题,但他显然必须符合张居正所拟《辛未会试程策》的思想。我们从萧崇业后来的言行中看到,他的许多政治见解也的确和上述张居正的观点非常一致!
按科举旧习,崇业和这科所有的进士都是张居正取中的“门生”。射策入仕之后,他们理应特别尊重和服从自己的恩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后来,包括崇业在内的不少杰出的“辛未科”进士,虽然支持张居正利国利民的改革,但并不一味盲从自己的老师,甚至有时还敢于公开批评张居正的错误。
考中进士后,崇业又按制度参加了这科“庶吉士”的选考。
庶吉士是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明清科考制度规定,新科进士除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不必再参加庶吉士选考,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当官;二甲和三甲进士都必须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再进入翰林院所属“庶常馆”,继续学习深造。考试不合格的就分发各地充当七品芝麻官。和此前各级考试制度不同,庶吉士考选没有地区和名额分配的规定。所以,庶吉士考中的多少,最能反映出一个地区科举考试的高层水平如何,也无疑体现的是考生个人的才学。
明朝庶吉士的录取率很低,大约是百分之五。云南开科取士较晚,每科考取进士的人数也很少。如洪武至宣德四朝五十多年,共参与文科会试八科,只考取十个进士。进士少,庶吉士当然也就更少了。据不完全统计,终明一朝,云南总共考中庶吉士十三人。而崇业之前,只考取过杨荣、李元阳等六人。⑨
这科庶吉士考选的主考官仍然是张居正。作文题目是《贵志论》,诗题是《翰林读书言怀》五言古诗一首。近四百人参加竞争,只考中三十人。云南参加考试的十名新进士,只考取崇业一人。⑩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俗称“点翰林”。翰林院是储才之所,也是国家最高参政和文秘机关,藏有许多珍贵的图书和档案。但庶吉士在馆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深造,还要接受资深大臣的讲课和测验,史称“教习庶吉士”。
崇业从秀才时起就博学多才,特别是章辞之学一向深受老师宿儒的赞赏。不料,进入庶常馆后,每天被“教习”的东西并不新鲜,测验的内容依然是诸如《拟正风气疏》之类的“公文格式”。崇业认为,翰林院应当培养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才,而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迂腐之儒。现在,他每天看着同馆的翰林们在一起争辞斗句、舞文弄墨,觉得非常无聊。他常常感慨地说:“大丈夫岂能每天只靠玩弄章辞、比赛雕虫小技度日呢?”于是,他便潜心于人伦物理和国家制度的学习与研究。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颇有济世才志。
万历元年(1573)五月,崇业的庶吉士学习期满,参加“散馆”考试。按制,考试成绩最好的就继续留在翰林院,授予编修、检讨、侍讲、侍读等官职,成为皇帝身边或内阁的高级文秘;成绩稍差的则分发中央各部门工作;成绩最差的照旧外放各地,从芝麻官做起。由此推知,崇业“散馆”考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因为“散馆”考试之后,他和同学李盛春、漆彬等十人并没有留在翰林院,而是被分发到中央各部工作。崇业被分派到兵部,担任“兵科给事中”。P13-15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文明自滥觞至汇聚千流,涵纳万水,奔腾迭起,云蒸霞蔚,延五千年之长史,至今生机勃然,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保持完整且衍传有序、光耀于人类的伟大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云南,是祖国西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是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质和创造潜力的丰美之乡。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长期以来,云南大地上,各民族和睦与共,相濡相生,共同创造了色彩瑰丽、形态多元、底蕴厚重、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人,是历史的镜子,是历史最生动的环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主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产生过一些不同的影响。“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就是这样一丛历史的记录,一百位历史名人,虽未必尽能概全,各位历史人物的代表性也不尽相同,但都是“追梦人”,是振兴民族伟大理想的传薪人、探索者和实践家。
在这些代表人物中,无论是拓土开疆的将帅勇者,还是蹈海酬志的大国使节;无论是志于传播文明的鸿儒巨擘、先哲贤士,还是为民族独立解放而高歌猛进、慷慨捐躯的群雄英杰,都贯注了这一重要精神。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云南各族人民创造并抒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章,熔铸了坚韧不拔、奋为人先、包容博大、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才使云南在中华文明的长史中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尤在近代中国,在辛亥护国风云中,在反对外辱保卫祖国边疆维护民族尊严、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云南站在历史前台,以中华群雄的不屈身影演出了一幕幕豪迈悲壮的历史大戏,也更涌现了一批足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人的杰出人物。这一切,给予中国历史进程深远的影响。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谱写富民强滇中国梦的云南篇章,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接续这一光荣而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聚合更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为此,我们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这对加强我省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历史的了解、认同,爱国爱乡爱民并甘于奉献,对提升优秀精神品质,形成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坚定推进富民强滇的信心和决心,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切实的助力。
一百位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其历史作用也有差异,甚至就个人的全面历史评断方面也难以等量趋同。但我们以为这些留存史迹的人物,所以传扬至今,为后世崇奉,均有他们共同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取向,我们学习这些历史人物,至少应当着重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即:“守大德、重大义、集大成、有大度、达大观”。
守大德,即恪守道德规范。“德者,本也。”(《礼记·大学》)“大德”既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及标准。古语“行德则兴,背德则崩”,不仅是资政经验,也是个人修习完善的根基。所谓“厚德载物”,直观的理解,就是如果德行浅薄,是不能兴物成事,更不能造就伟大功业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大多以德立身,大节不移,并对此恪守坚定,一以贯之;始终保持正确信念和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习尊崇的。
重大义,即以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为个人行为取舍的标准。有大义,才有大爱。这些先贤无不爱云南爱乡土,以兴业乡梓、造福一方为己任。尤在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令人崇敬的先辈,大义擎天,逢难不避,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勇往直前,不惧牺牲。一个心存天下大公的人总会在不经意的一瞬决定大义的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更何况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很多异常艰危的事业在等待我们去克难攻坚。所以.举凡大义、为民为国、全身而进的精神是我们应当效法崇尚的。
集大成,“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足迹,予人深刻启迪。他们无论是出将入相,还是布衣一袭,均勤学不辍,求索不止,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刻苦务实,义无反顾,永无终期,故能成大器,胜大任,不辱使命。今天,世界进入知识信息时代,软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发展机遇,乃至自立于强国之列的地位。其紧迫性不亚于先辈梦想中国富强的百年期许。但今天所谓“集大成”,是更高更大更具有生存挑战性和发展战略性的,是集世界之“大成”,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建设、社会发展等一切领域“总成”,玉成中国梦的空前伟大的事业。所以,先人刻苦自律、博学精进的学习精神我们应当秉持继承。
有大度,即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共通品质,也是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即使身处僻远,总能破除狭隘与陋见,以宏大度量,兼容并包,接纳先进,吸收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资源,总成一股创造历史的宏大动力,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哪怕是割股舍己,也在所不惜。今天,云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尤其重要。所以,先辈“天下云南”的大度我们应当弘扬光大。
达大观,即要眼观天下,达察全局,与时俱进,审时知变,敢为人先。推动云南社会历史进步的代表人物,无不目光远大,胸怀全局,对世界潮流、时代嬗变,都能审视洞悉,并欣然顺应规律,故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成就改天换地的一番伟业。古语有“小智自私”、“达人大观”,是将为个人谋私的小智谋与担当天下兴亡的大智慧尖锐对比而言的。否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为民为国而应用心智的人,必然有达观天下的心怀,也由此激发潜能、超迈寻常,而使人生境界也更加美好而宏丽。遍观世界文明史,许多影响人类进步的伟大创新,正是以此为动力和起点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大,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也为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着更加富实的前景。所以,先辈们达观天下的精神我们应当引为楷模。
我们对志向高远、仰观天下、俯察民情、甘为路石、慨当以慷、求真务实的历史名人,心存景仰,并愿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一道学习弘扬。
组织编撰“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编撰出版人员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众手修书,书稿层次不一,成书体例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对存在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虚心接受,并在修订再版时一并吸纳修改完善。
书稿杀青后,本不打算再写什么后记了。但几天之后,觉得有几位与本书有关的朋友必须感谢。一是学友刘景毛教授和许新民副教授,他们先后为我用电脑检出《明实录》中高度分散的几条有关萧崇业的重要史料;二是云南大学罗勇博士,他为我找到有关杨抡出使琉球的一种新史料。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萧崇业和杨抡的故事就更显单薄。
我由此感慨历史的复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远在1989年,我偶然从地方志中读到萧崇业的《航海赋》,对这位自郑和之后第二位滇籍外交使节很感兴趣,因撰文介绍之。但当时并未读到有关崇业使琉的核心史料——萧著《使琉球录》,非常遗憾。直到1997年,才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读到此书,又复撰文补说之。窃以为对萧崇业的情况恐怕掌握得差不多了。于是这次就主动报名来讲他的故事。
殊不知情况并不乐观。尽管《使琉球录》和《航海赋》可以大体解决萧崇业出使琉球之事,但这只不过是他历时半年的一趟差事。作为传记,此前此后他还有许多重要的业绩需要恢复,于是又将萧崇业唯_的一篇墓文,逐一对应到《明实录》、地方志、萧氏交游诗文等有关记载中,努力将墓文中似是而非或非常概略的记载,与真实丰富的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才逐渐使传主的形象更加清晰和丰满起来。
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是,在研究萧崇业使琉的过程中.发现明代云南鹤庆人杨抡,也曾以国家副使的身份出使琉球。对此,晚近云南学界几乎无人关注。但遗憾的是,杨抡的材料比萧崇业的少得多,目前只能附说于萧传之后。更多史迹则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又偶读《滇系》,发现作者师范非常重视郑和、萧崇业和杨抡三位外交大使的事迹,且很有史识。他比我们更早地从人杰地灵的角度,为滇人的杰出做出了“大山精神”的诠释。我欣然将其识诸简端。希望说明,历史研究不但要善于复原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善于复原真实的历史精神。
最后,我还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冯琰老师。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我所撰第一部有关云南的书是《云南考试史》上卷,冯老师即担任该书责编。工作交往中,感到她是一位非常专业和敬业的优秀编辑。她辛勤劳作,纠谬订讹,为拙著扫除了诸多错误。感谢本书的责任校对解彩群,她工作专精、认真细致,同样为本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如此,因本人学识疏陋,本书还难免存在不少问题,唯望方家和读者多加教正了。
朱端强谨识于悔不孝斋
2013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