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坏人也要讲五分道理
1931年5月7曰，纽约市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围捕歹徒事件，凶手是凶恶的杀人犯、枪击高手，但是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双枪手·克罗雷”，在经过数周的搜查后终于被追得走投无路，逃进西末街他的情妇的公寓中。
150名警方人员把犯人藏身的公寓五楼团团包围起来，自屋顶灌入催泪弹，企图把克罗雷逼出来。周围建筑物的屋顶上，也安装了机关枪。于是，这幢纽约的高级住宅里，一时之间充满了机关枪及手枪的声音，气氛变得很紧张可怕。克罗雷躲在厚沙发后面向警察猛烈开枪，围观者将近1万人。实际上这是纽约空前的警匪枪战大场面。
克罗雷被逮捕时，警察局总监马罗南宣称，这位“双枪手”是纽约犯罪史上少见的杀人犯，即使只是为了“芝麻大的事”，也会轻易地把人杀了。
而这位“双枪手·克罗雷”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呢？答案的有关线索被保留了下来，当警察向他的公寓开火时，这位男子写了一封给“各关系人”的信，在写那封信时，血仍不断地淌下，信上被渲染成红色的一段中，写着——
“我的心是一颗疲惫的心，但却是善良的心，不想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在克罗雷事件之前的某一天，他把车停在长岛郊外的路旁，和女友亲热拥抱。这时突然一位警察靠近汽车说：“驾驶执照让我看一下。”
克罗雷一声不响地拔出手枪，向对方开枪乱射。警察当场倒下，克罗雷仍不罢休，从车上跳下来，夺走对方的枪，再补上最致命的一发子弹。这个杀人魔竟然还自称“有一颗不想伤害任何人的心！”
当克罗雷坐上监狱执行死刑的电椅时，你大概以为他会这么说：“到了这个地步，真是罪有应得，因为杀了太多人。”
不！他并没有这么说，他说的竟是：“我是因为自卫，竟然受此处分！”
——这是克罗雷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重点是，凶残无比的克罗雷，至死仍不觉得自己是坏人。
有这种想法的罪犯，一定不少。
“我一辈子辛勤工作大半是为社会、为人群效力。然而，我所得到的却只是社会无情的责难及通缉犯的烙印！”——如此感叹的是，震撼全美的黑街之王艾尔·卡邦。
即使是比卡邦更坏的人，也不承认自己是恶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正经地认为自己是慈善家——而社会都把他的善行给误解了。
即使是纽约最大的恶人达基．休斯也不例外。他在和强盜集团起冲突而送命之前，在某新闻记者会上自称是社会的恩人——他自己实在是这样想——然而他却是令人发指的大恶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星星监狱的狱长那里听到有趣的谈话。一般说来，罪犯几乎没有认为自己是恶人的。他们认为自己和一般的善良市民没什么不同，并坚决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为何要打破金库，或者扣板机，这些原因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但罪犯总是对自己的恶行，加上一些好像说得通的道理，使那些行为变成是合理化的正当行为，并认为被关入监狱实际上是冤枉的。
如果连以上所举出来的大坏蛋，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那么在你我周遭的一般人，到底又认为自己如何呢？
“30年前，我领悟到斥责他人是很愚蠢的，连自己也不能如自己所愿。所以无论如何也没有余暇，去为神有没有公平地给予人类同等的智能而生气。”
——这是美国伟大的实业家约翰·华纳梅格说的。
华纳梅格在年轻时就有了这个领悟，但遗憾的是，我年近四十好不容易才开始了解到，人类即使发觉自己和他人有任何差异，也绝对不想认为自己是不好的。
找别人的毛病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对方总是马上有所防御，无论如何总要把自己说成是正当的、合理的。而自尊心受伤的对方，往往又会产生报复行为，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举世闻名的心理学者B·F·史基奈曾以动物的训练，来比较做好事时予以褒奖以及做错事予以惩罚的两种情况。结果证实了前者训练的效果较好。从后来的研究发现，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人类。我们一味批评是无法期待好效果的，倒不如重视对方的情绪反应才是重要。
目前还单身的伟大心理学者汉斯·瑟利那这么说：“我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赏，因此也同样十分惧怕他人的责难。”
批评所唤起的怒气只会减少部属、家人、朋友的热情，而受批评者的状况，则往往是丝毫不见任何改善。
俄克拉何马州艾纽顿市的乔治．乔斯顿是某工厂的安全管理负责人，他要现场的作业员彻底执行戴安全帽的规则，只要一看到没有戴安全帽的作业员时，马上就会严厉地给予斥责，于是对方便会很不服气地戴上安全帽，但是一旦他不注意时，就又会马上脱下来。
于是乔斯顿就考虑别的方法——
“安全帽这东西，戴起来的感觉也许不太好吧！再加上尺寸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会更受不了。他们的尺寸是否适合呢？”
“尺寸合适吗？”首先这样问，接着再说，“即使戴起来感觉不舒服，但为了安全，安全帽还是必须戴的。”于是，对方既不生气，也不埋怨地遵守了规则。 责难他人是无益的，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老罗斯福总统及其后继者塔夫特总统之间的失和就是一例。因为这个缘故，两人所领导的共和党便分裂了，民主党的威尔逊得以入主白宫，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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