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的魅力在哪里？

今天的鞋款都是由谁发明的，它经历了哪些演变，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鞋子和时装、电影、音乐、舞台剧、漫画等流行文化有着这样的联系？

雷切尔·博格斯泰因著的《足下风光：鞋子的故事它如何改变了我们》既是一部鞋子文化史，也是一部鞋子选购指南，它会帮你在鞋跟高低和个人风格与流行文化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雷切尔·博格斯泰因著的《足下风光：鞋子的故事它如何改变了我们》是一部现代鞋子的潮流进化史。它由菲拉格慕、罗杰·维维亚、马诺洛、卓丹、鲁布托等灿烂的名字组成，也少不了耐克、马丁医生、斯蒂夫·马登。

这是一部鞋子的八卦史。原来玛丽莲·梦露穿38的鞋，奥黛丽·赫本憎恨自己有双船样的大脚。

这是一册鞋子购买指南。除了高跟鞋和芭蕾鞋，还有观赛鞋、马鞍鞋、楔形鞋、胶底鞋。

这是一本20世纪流行文化简史。爵士乐、漫画、流行音乐、夜店、电影、肥皂剧、时装、设计师、明星散发出的微光组成灿烂的20世纪文化图景。

这是一本好莱坞经典电影观影指南。从《绿野仙踪》、《双重赔偿》、《邮差只按两次铃》、《甜姐儿》到《太空英雌芭芭丽娜》、《周末夜狂热》、《洛基恐怖秀》。

它还是一部女性角色的自我认知发展史。在鞋跟高与低之间做出选择，意味着你将走不同的路……

序

第1章 菲拉格慕和战时坡跟鞋（1900 - 1938）

第2章 米高梅，大萧条和有魔力的红宝石鞋（1936 - 1939）

第3章 重新开始（1937－1943）

第4章 蛇蝎美人和最早的浅口高跟鞋（1944-1948）

第5章 尖跟鞋（1950-1954)

第6章 女性的平衡行动（1953-1959）

第7章 平跟鞋，或者有人不喜欢（1957-1959）

第8章 从傻美妞到勃肯鞋（1961-1966）

第9章 这靴子就是为女武神做的（1965-1969）

第10章 戏装，高水台鞋和色情电影（1970-1974）

第11章 中性舞王（1977-1979)

第12章 马诺洛，莫利和新强势鞋子（1975-1982）

第13章 健身不是旁观者的运动（1982-1988）

第14章 酷孩子三部曲：范斯，查克泰勒，马丁医生（1982-1994）

第15章 女孩力量与玛丽·珍鞋（1994-1999年）

第16章 鞋子和单身女郎（1998-2008）

第17章 寻找红宝石鞋（2000年-至今）

后记

但在1912年的博尼图，世界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手工鞋匠的地位依然稳固。萨尔瓦多用阿历桑德罗叔叔给的20里拉，盘下了妈妈宅子里一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屋子，就在村子主街和家里的厨房之间。萨尔瓦多做活儿的质量很快弥补了他店面简陋的不足，村里人口口相传，玛丽安东尼娅·菲拉格慕14岁的儿子有出息，做出的鞋子又漂亮质量又好。萨尔瓦多开始吸引到了博尼图以外的顾客，没过多久，他的店里就有了6个助手，还积累了一些忠实可靠的客户。萨尔瓦多从早到晚地工作，每周能做出20到25双鞋子。这样，他不仅还清了从叔叔那儿借的钱，甚至开始为将来攒钱了。这时，他的哥哥阿方索（Alfonso）从美国的新家回到意大利，给他带来了一些消息。

阿方索很赞赏萨尔瓦多做鞋的手艺。他自己也算得上是个做鞋专家，因为他已经在波士顿的女王品质鞋业公司（Queen Quaality Shoe Company）有了份工作。他听闻弟弟的手工制品只能卖出那么可怜的价钱，便建议说：“你干吗把时间浪费在博尼图干活呢？在这儿你做一双鞋挣得这么少。如果你愿意在美国干的话，一双手工鞋能挣得比这儿多得多。不过，实际上在美国没人再用手工做鞋了。”阿方索接着讲起在工厂里鞋底怎么被缝到鞋面上，鞋跟怎么用一层一层皮子粘出来，所有这些都是几分钟就完成的事儿。机器包揽了所有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是交给一个鞋匠干，他得趴在台子上干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干得头晕眼花。萨尔瓦多听得目瞪口呆。他明白如果一直待在博尼图，他的事业不会有大的发展。什么，机器做的鞋子？他可完全不会考虑。这想法本身就是个笑话，对他视为精神殿堂的手工艺简直就是侮辱！当阿方索备好行装要返回波士顿时，他仍想说服弟弟，但萨尔瓦多根本听不进去。在这世界属于他的角落用传统的工具给客户定制鞋子，他觉得很快乐。

阿方索还是不甘心。回到美国后他又写信来，劝萨尔瓦多说，他如果能和自己，还有另两个也已经在美国落脚的弟兄住在一起，会非常快活。没过多久，萨尔瓦多改变了主意。即便他想说服自己在博尼图其实也挺开心，但那股与生俱来的冲劲还是被阿方索的话挑动了。他又一次收拾行囊，向西朝那不勒斯而去，这一次他要去的是港口。他登上一艘拥挤的轮船，窝在三等舱里，向着纽约进发。就在S.S.斯坦帕利亚号（S.S.Stampalia）驶离码头之前，萨尔瓦多给自己买了件带毛领子的华达呢大衣。这样，到了那片新大陆，别人不会把他当成乡下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未来，没有过往。抵达纽约港时，他知道的英文连皮毛都算不上，但他看着那些高耸的建筑，若隐若现的铁塔，立刻知道这才是属于他的地方。

就在几个月前，阿方索、吉罗拉莫（Girolamo）和塞孔迪诺（Secondino）刚刚离开波士顿去了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还好，萨尔瓦多坐着火车从纽约赶到马萨诸塞时，他的姐姐们和一个姐夫迎接了他。他的这位姐夫像阿方索一样，也在女王品质鞋业公司工作。刚过了两天，萨尔瓦多的姐夫就安排他去鞋厂里参观一圈，而且鞋厂已经给萨尔瓦多许诺，他可以选个自己最喜欢的部门，立刻就来上班。萨尔瓦多一方面感激不已，一方面也急切地想了解这个机器制鞋的神秘世界，于是就去了厂里。在这儿，他震惊地看到流水线上呼啦呼拉地滚动着各种鞋坯。“太可怕了！到处咔嚓作响，机器转得飞快，工人也忙个不停。我就那么傻傻地站在那儿，神情恍惚地到处走着，看着几千只鞋从流水线一端进来，顺着转个不停的传送带从另一端涌出来。一排排的鞋码在那儿，有上百上千双的鞋！”虽然萨尔瓦多也承认这样的产品做工也说得过去，但他更觉得工业化的鞋厂把制鞋工艺中那一点一滴的艺术感全都榨干了，视鞋子与那些用来制鞋的工具毫无区别。对此萨尔瓦多感到满心郁闷，即便得罪姐夫，他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萨尔瓦多始终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听从内心的召唤，深信自己靠手工做鞋能获得成功，哪怕这时轰隆作响的美国机器已经拉开架势要消灭他。

萨尔瓦多给阿方索去了信，阿方索得知弟弟要来西部与他们会合，兴奋不已。加利福尼亚荒地热辣辣的空气和多刺的棕榈树，吸引着人们前去定居，更何况美国政府已经规定，任何人都能免费得到自己想要开垦的土地。加利福尼亚还是迅速腾飞的电影工业的大本营，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DeMille）这样的新锐导演正在拍摄原汁原味的西部片，影片中英勇的牛仔和野蛮的印第安人令观众趋之若鹜。萨尔瓦多抵达后，菲拉格慕家族的哥哥们对弟弟拒绝接受现代制鞋业现实的情况多少有点烦心，但他们还是安排他住下，同意拿一笔钱出来在圣巴巴拉开一家小修鞋铺。他们在州大街1033号（1033 State Street）找到一个有两间屋子的店面，在这儿他们可以靠修补旧鞋赚取些收入，同时16岁的萨尔瓦多，他是这帮弟兄中唯一具有设计师天分的，也能在店里做新鞋了，特别是做出舒服、漂亮而且经久耐穿的牛仔靴。鞋店于1914年开张，刚一开业就生意火爆，因为萨尔瓦多填补了好莱坞这一片的市场，吸引对了人。当戴米尔看到萨尔瓦多的鞋子，感慨地说：“如果牛仔们有这样的靴子，西部早就被征服了。”

萨尔瓦多在家里如众星捧月、踌躇满志。他渐渐出落成一个精干的艺术家，皮肤呈焦糖色，容貌有着鲍嘉式的粗犷美，说英文时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这让他的客人更为着迷。短短的7年，他居然从路易吉·费斯特的乡村鞋铺走到了今天。但有个做鞋的工艺问题自他还是小学徒时就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定制一双鞋子，鞋匠要先给客户的脚量各部位的尺寸，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裁切皮子、成型，缝制出鞋子。萨尔瓦多先跟着费斯特，后来又从那不勒斯最好的鞋匠那儿学会了这些技术，但有些客人还是抱怨鞋子穿着不舒服。萨尔瓦多不由琢磨，是不是这种做鞋的技法本身就有问题呢？还是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存在断层？他知道鞋子自有其功用，穿着必须舒服。他还从心底相信，女性要对自己的脚好些，但不必非得牺牲漂亮和时髦不可。他给意大利和美国的女人都做过鞋子，已经亲眼看到蹩脚的鞋子给人带来的伤害。有多少老夫人找到他定制鞋子，就是想减轻麻木的锤状趾、塌陷的足弓、顽固的鸡眼、没法恢复的脚趾囊肿带来的伤痛，哪怕只能暂缓长期的痛苦和不适也好。好多女人怪自己的脚长得不好，但萨尔瓦多却觉得其中另有原因。他立志要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进了南加州大学去学习解剖学。

P14-17

它们是最新款的莱夫勒·兰达尔（Loeffler Randall）的蛇皮靴子——黑白灰混杂的纹理显得十分酷炫，鞋头是圆的，鞋弓高耸，鞋跟中粗。帕玛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跟踪”这款鞋。“这双鞋刚一上市，”她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六早上，一边吃着班尼迪克蛋，一边跟我说，“它们就是我的啦。”她回忆着鞋子上金灿灿的金属件在蛇皮上闪着柔和的光芒。“这双鞋全价卖795美元，”帕玛拉接着说，话锋一转，“基本上就是我的房租钱，但是——”她的脸上露出顽皮孩子般的表情，“有时候我能说服自己，你知道吗？房租只能够我住一个月的公寓，但是这双莱夫勒·兰达尔的鞋，”她热切地说，满足地又咬了一口班尼迪克蛋，“我能永远拥有它们。”

话虽这么说，但帕玛拉知道她的逻辑并非无懈可击，不过你要知道她已经在尽力了。美丽的鞋子似乎让你不由地产生这些有创意的想法。几个月以前，克里斯汀，一位时装和配饰设计新秀，一边啜着两美元的冰咖啡——即便是这两美元的冰咖啡对她而言也挺难承受，因为对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来说，工作可真是虚无缥缈的事——一边说，“我正想着投资一双克里斯汀·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她说着，看着一个时髦女孩打扮得春意盎然走过街边的咖啡馆。“也许不会是新鞋，不过我已经在eBay上查那些快穿坏的二手货了。”原来，正品的鲁布托在拍卖网站上的价格可能只是正价的1／3，这让克里斯汀有机会能买到一双浅口鞋，否则她的预算根本买不起。事实上，这双鞋子不管从什么渠道买都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但她考虑的是鞋子非金钱方面的价值。“当我出门时，我希望人们能看到我的红底鞋。”她承认，“我受够了被别人轻视。”

鞋子作为一种投资和社会货币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戏剧舞台，在那里，高阶层的角色穿着厚底鞋；到了17世纪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也是如此，当时的法令规定，只有拥有权势的男性才可以穿红色方跟的乐福鞋。到了19世纪，北美洲苏族印第安人只允许首领穿的鹿皮鞋软底上才能有珠子镶嵌的图案。不过，当下相对较新的一点是，今天的女性有种类繁多、五花入门的鞋子可以选，它们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走进一家2l世纪的鞋店，就是对决断力和克制力的考验。对于制鞋商以及今天的消费者来说，鞋子可用的材料令人眼花缭乱：光滑的磨砂皮和漆皮；柔韧的橡胶；各种人造皮革，比如塑料、聚氨酯、聚酯、PVC。而另一方面，鞋子也可以用天然的纤维材料制作，比如帆布、酒椰纤维、绳索、软木。每当促销的音乐响起，推销员开始吆喝，想买新鞋的女人就要做决定了，她是愿意花大价钱去买直接从意大利进口的、做工精良的鞋子，还是精打细算，把目标定在产自中国的不那么奢侈的鞋子。到最后，她必须得搞清楚她真正想要的到底是经典的高跟浅口鞋还是精美的绑带凉鞋，是踩着不稳当的松糕鞋还是脚踏实地的平底芭蕾鞋，甚或还有实穿的牛津鞋和拷花布洛克鞋、靴筒齐膝高的靴子以及靴筒低至脚踝的靴子、坡跟鞋和玛丽·珍鞋、没有技术含量的球鞋以及高科技运动鞋……更不要提还有不同的颜色、款式，以及让每双鞋看起来与众不同的独特装饰。这些可选择的特性是美好且令人眩晕的，也难怪买鞋的人会陷入痴狂，离店时多少有点愧疚地提着好几双鞋子，她们来时可没想买这么多。（如果她们在网上购物，结果会是令人咋舌的信用卡账单，以及与快递员建立的更加友善的关系。）

这种多样性是当代鞋履行业的特质，更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期，主导着制鞋行业的定制做鞋的鞋匠们才在画鞋样时将鞋子的左右脚分开。当时只有富有的女人才穿得上各种款式和尺寸合适的鞋子，其他人买的是那种一双搞定全部的鞋子，在家里还得大孩子穿完能传递给小孩子穿。到20世纪初叶，情况发生了改变，制鞋厂有了高效的生产线，开始替代传统的鞋匠。工厂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制出鞋子，而一个鞋匠则要花费远远超过机器的时间来选定皮子、剪样，再将它们手工缝合在一起。现代化对于以制鞋为生的慢工出细活的匠人来说，是个噩耗，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好消息，因为他们能够买得起价格更低廉的工业化鞋子了。而这也是社会走向快时尚的第一步。

今天，一个普通的女人往往会拥有10双、20双，甚至50双鞋子，其中有些鞋子几乎就没什么实际用处，往往被束之高阁，只是在适当的场合才为之一用。部分原因归功于鞋厂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感谢杜邦这样的业界领袖，是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把价格低廉的人造材料引入市场。穿够了20世纪50年代千篇一律的鞋子，年轻的消费者愿意在风格方面做出尝试，他们开始坦然自若地穿上新潮大胆的设计，比如像高筒袜那样长及大腿的性感靴子。接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运动鞋厂商急于推销他们的高科技产品，拉拢了一些体育明星作为超级模特为品牌站台，从此开启了明星代言的时代。最后，风水又转了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里童话故事中鞋匠们带着纯手工制作的鞋子收复了失地。这些工艺高超、精美绝伦的鞋子要用不菲的价格才能买下，成为身份地位的表征——实际上在鞋履和时装世界里，体现身份地位一直都是它们的特质，只是这种特质越发变得突出，就像克里斯汀·鲁布托的红底鞋般明显。

如今，当女人挑出一双鞋来穿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时尚精英已经为她们准备好的选择和她们对自我风格的表达之间做出决断。时尚精英们是有权有势的设计师、杂志编辑、造型师，是他们在决定哪些鞋子走上T台或登上时尚杂志。大多数的女性都已经能意识到，穿上一双马丁医生靴，或者匡威查克泰勒全明星篮球鞋，传达的信息完全不同于在餐馆里跻着一双卡洛驰（Crocs）或者脚蹬一双吉米·周趾高气扬走在人行道上。如今，是单个的个体决定她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想成为何样的人，希望她的鞋子传递出何样的信息。鞋子演化到今天，已经可以承载独特的个性，并且以一种非语言的方式精确地与世界交流。如果你问一个女人为什么爱鞋子，她会告诉你，因为鞋子很美丽，因为鞋子能让她感觉良好，因为鞋子能够让牛仔裤和T恤衫这样简单的装束转变成精心的搭配。这只道出其中一二，但能说明为什么在最近的经济衰退深谷中，整个零售行业一片愁云惨淡，鞋子的销售却一直在增长。

在当下，穿鞋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这不仅因为鞋子本身充满了灵感，唾手可得，前所未有地精美，而且因为鞋子暗示了20世纪所发生的种种更深远、更有意义的现象。过去的一百多年的鞋履史，是女性以足下风光讲述的故事，并映照出一股社会潮流。这股潮流开始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富裕女性萌生的参政议政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进入80年代后，又表现为女性努力争取高阶层的工作和薪酬平等的权利。流行文化把凯莉·布拉德肖推到我们面前：她是一个成功的、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拒绝与Mr.Wrong凑合，理直气壮地用昂贵的鞋子犒劳自己。女性已经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自主做出了抗争，而且无疑取得了胜利。当女性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争取到更多选择的时候，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鞋子，这样的评述是理解当代鞋履演变的关键。对这种新的女性主义运动，文化一开始是拥抱，接着拒绝，然后是重新解释，各种鞋子风格的涌现也反映了这样的演进，并让女性能够表达她们的种种观点。流行文化则为这些社会变化提供了写照，It Girl——那些受人追捧的美和风格的楷模——告诉了我们，在每个历史时刻，什么是最被看重的。

新千年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流行于经济崩溃时期，让人站立不稳的五英寸“恨天高”一度统领了鞋履舞台，之后鞋跟的高度开始下降。这到底是对经济情况的反映，还是时尚界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简单轮回？它就像硬币的两面：鞋子如同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们得以出现的世界；同时它们又永远地超然世外，仿佛那些平凡世界中进发出来的美。不同于20世纪40和50年代，那时候只有一两种鞋款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一个多样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爱鞋的女人能尽享前所未有的选择，从“恨天高”到细矮跟，从威猛的楔形跟到纤细的尖跟，各取所需。如果你愿意，今天你可以做一个骑师，明天可以变成女魔头，这难道不是21世纪的女性最大的幸事吗？你有权利去选择——你的鞋子，你的目标，你的生活。

2010年8月，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中，当时的男友（现在是未婚夫）和我踏上了前往多伦多的公路旅行，我们将去参观贝塔鞋履博物馆。我们觉得白驾旅行要比飞行浪漫，的确如此——我们一路上驶过蔓延在北方大地上的一座座农场，田地里点缀着牛群和风车，在路边摊还买到了新摘的传家宝番茄（一个品种的番茄，这个品种不经基因改造，番茄保留了最原始的味道）。我们在尼亚加拉瀑布美国这边歇了个脚，以雾气腾腾的瀑布为背景拍了些俗里俗气的照片。不幸的是，当我们到达边境时，我们那位戴着太阳镜的边境官员对我们要驱车一整天的决定不以为然，很凶地质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最有质疑性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坐飞机去？

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了边境。我已经采访完了鞋履博物馆才华横溢的馆长伊丽莎白·赛默海科，也已经在尼亚加拉瀑布加拿大那边欣赏了瀑布，想看看两边有什么不同（老实说，真是叹为观止）。阳光晒着我，惬意极了，也满心欢喜。当我们排着队过海关时，等得肩膀都酸了。这次遇到的边境官是个娇小的年轻女子，扎着马尾辫，年龄和我差不多。

“你们到加拿大干什么去了？”她一边检查我们的护照，一边厉声问道。我男朋友坐在驾驶座上，冲我歪了下头。

我告诉她，我去参观了多伦多的鞋履博物馆。

她竖起了耳朵。“那儿有个鞋子博物馆？”她问。

“是的，”我答道。“我正在写本书，为此去采访了馆长。”

“写什么书？”

“关于鞋子历史的书。”

她的态度立刻变了，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是吗？！？太酷了。那我得看看这本书！”盘问我一番——书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版（是以一种完全熟络的态度，而不是像警察）——之后，挥手给我们放了行。我不由得笑了，又一次想，这是多么奇妙，只要说起鞋子，就能在两个女人之间架起桥梁，就能化解最不舒服、最没有人情味的环境下的尴尬。

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和别人谈起我的研究，总会引发关于另一个人的鞋子的讨论；或者如果交谈的人是位男性，那么谈的就是他女儿、他女朋友或他妻子的鞋。这种故事往往都会引发“伊梅尔达式”的自我忏悔，说话的人最后会无奈地耸耸肩，好像在说，我就是喜欢这些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开始写这本书，脑子里就有了个特别的问题：女人和鞋子之间到底有什么玄机？迹象比比皆是，我的研究越深入，它们就越明晰。最后我终于有了答案，这不仅是因为我研究了那些历史故事，并试图去发掘其中的含意，也和我自己与鞋子的关系有关。自打我开始动笔，我和鞋子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愿意把过去的几年说成是我对自己关于鞋子的切身迷恋这件事的自我觉醒。回过头来看，这种迷恋深深植根于我的童年，但也正是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才大张旗鼓地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鞋子狂。

所谓真正的鞋子迷，我头脑中想象的形象是：她是我在派对上见过一次的女孩，会腼腆地承认她的电子邮件地址是Shoe_Obsessed@blank.com，或者她是凯莉·布拉德肖，愿意不惜血本地成为拥有收藏级鞋子的人，鞋柜里摆满崭新的马诺洛’布拉尼克或吉米·周。她不可能是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二十几岁的普通女孩，卧室的墙上摆着一排排的靴子，有牛仔风格的靴子，有镶大扣子的靴子，有尖头靴子，有齐膝高系带靴子，还有齐踝带拉链的靴子，多到能把人绊倒。我有那么多靴子，男友很自豪地把它们当作装饰品，第一次来我公寓的客人，看到它们也都忍不住发出感慨。这些靴子我不一定都要穿，每次当我要挑出一双鞋扔掉时，都会感觉到一种离别的焦虑带来的奇怪冲击，就像是要我和一个疏远了很久但又刚刚恢复联系的朋友断绝关系。

回想起来，这是从我很小时候就有的迷恋，比起粉红色的漆皮玛丽·珍皮鞋，我更喜欢火红色的高帮锐步运动鞋和很小码的卡特彼勒（Caterpillar）工地靴。到1993年，这种迷恋达到了新高度，我向朋友借了双尺码对我来说过于瘦小的八孔黑色亚光马丁医生1460靴，用它们搭配每一种衣服，leggings、牛仔裤、迷你裙、毛边牛仔热裤，甚至压绉天鹅绒细吊带连衣裙，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穿着它们去参加成人礼。我太喜欢这双鞋子了——皮子闻起来的味道，穿起来鞋面感觉松弛但鞋帮又能牢固地包住脚踝，有弹性的鞋底舒服地贴合着我的脚弓。那时的我处于青春期，是个书虫，生性腼腆，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双鞋一样让我感到强大，就好像如果有个合适的机会，我就能偷得科特‘柯本的吻，或者至少能说服他把我拉上舞台，在涅粲乐队的演唱会上给他伴唱。

我定了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那一年的圣诞节，我想办法说服母亲给我买了一双属于自己的合脚的马丁医生1460靴，从此以后我就上了瘾。14岁生日的时候，我索要的是玛丽·珍款的马丁医生鞋；几年后，垃圾摇滚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我索要的是更有攻击性的20个孔的高帮款马丁医生靴，穿这双鞋光系鞋带也要花20分钟。我自豪地穿着这样的鞋子走来走去，那时候我高中里的大多数女孩子还穿着紧身黑裤子，配史蒂夫·马登的松糕鞋。我热爱我那蛮憨的钢头踢死牛鞋，所以在我长大后，才如此欣然地接受了更宽泛的女性气质。我把这些鞋子看作时间胶囊，它们记录了我成长时期的关键时刻，它们是那个年轻的不同凡响的自我的纪念物。

回首过去的时光，我开始真正认识到是什么让鞋子如此令人爱恋。鞋子给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允许穿它们的人定义自己，再把信息传达给世界。在任何时候，确切地知道你是谁，或想要成为谁，并且因为自己作出了选择而信心百倍，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感觉更美妙的了。每天早上，在我们穿衣打扮时，鞋子都以轻松、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我还应该指出，不是以革命性的方式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它们和衣柜里的其他服饰完全不同，因为总的来说，服装的选择仍然受到穿衣规范和社会习俗的支配，而鞋子，其各式各样的选择每一种都有很大程度的可接受性，即便是在最古板的环境中，也允许人们闪现个性。

鞋子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试着发出她是谁的宣言，在长大之后，她显然要以更高的代价作出更大更深远的决定。我的幸运不仅仅在于我的父母欣赏自我表达，也在于我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世界珍视社会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化。写这本书让我深感幸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文化承认并非每一个女人都想穿同样的鞋子，同理，她们也不想过千篇一律的生活。潮流来来去去，但我坚定地相信，我们绝不会回到那个只有一款或两款鞋才是合适的年代（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多数消费者想要有花样繁多的鞋子，这对生产商来说是很有利润的）。

在我写这本书之际，系带的靴子，还有勃肯鞋、松糕鞋、爬行鞋、高水台木底高跟鞋，这些在我少女时代流行的鞋子又回潮了，其实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回暖过一次。这让我知道了紧随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女人开始穿着5英寸高的鞋跟和其他夸张的、极有表现力的鞋子，穿着上的反应实际上是某种对于政治、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集体性意见表达。这个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似，另类看起来似乎比主流更有希望，消费者们希望通过穿这种丧失了美感、粗野强硬地表达各种反抗的鞋子，让自己认同所谓的“另类”。

这些都会过去，焦虑的氛围也会散尽。但在不远的将来，选择鞋子仍然会是我们表达个人决定权和个性的可靠的方式，即便是在绝大多数事物都完全超出自己掌控之外的最艰难的时刻。鞋子已经变得像是电话那头的一个老朋友，她能帮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这对我来说绝不是小事一桩，事实上，这非常美妙。

雷切尔·博格斯泰因

2011年6月14日于纽约布鲁克林

为什么一双鞋对一位女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无论她的年龄、种族、社会背景——每个珍爱自己鞋子的女士都应该读读《足下风光》，每个不明白女人为什么会为鞋疯狂的男士也应该读读。

——《纽约书评周刊》

《足下风光》是一部鞋子社会文化史书！

——《纽约时报》

《足下风光》是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书，它将告诉你——为什么人们会对高跟鞋、运动鞋，以及其他各种橡胶底与皮革搭配的鞋子如此痴迷。

——《今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