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航运
“天下宁波帮”
浙江的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汇处，山明水秀，它的四周散落着一百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为1444平方公里，拥有400多公里海岸线。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耕田捕鱼，繁衍生息，形成了与海洋密切联系的独特文化。潮起潮落，漂流不息的东海之水将大陆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带到了这里。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中央政府于此始设翁山县，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名定海县，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定海和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六个县旧属宁波府，虽然今天的定海已改为舟山市的一个城区，不再隶属于宁波市，但其“宁波人”的印记却早已深入人心。早在唐宋时期，宁波就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沿海最繁忙的口岸之一，尤与对日本、高丽的通商最为频繁，因而这里的民众具有悠久的通商传统。宁波人以精明、抱团、恪守信义闻名于世，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明清以后，由于江南地区人口发展迅速，生齿日繁，但耕地面积却相对狭小。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又培养出宁波人四方游食的经商习惯，因此宁波人“见异思迁”的创新精神与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保守观念是不尽相同的。
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第一批开放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上海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宁波府的商人便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其历史悠久的经商传统，纷纷走向沿海发达城市经商，成为中国著名的商帮——“宁波帮”。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上海取代了宁波，成了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宁波人却成为上海滩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这里走出了一个个著名人物，如叶澄衷(镇海人)、朱葆三(定海人)、虞洽卿(镇海人)、严信厚(慈溪人)、傅筱庵(镇海人)、刘鸿生(定海人)、袁履登(鄞县人)等，他们或是充当买办，或是经营金融、机械、贸易、轮船运输，活跃于新兴的各个行业之中。宁波商人目光敏锐，善于捕捉一切赚钱的机会，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特别是在经营贸易和航运方面，称得上是开一代风气之先，这里既有历史渊源，也与现实的需要密切相连。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科学家设计在船舶的两舷装置明轮，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旋转，明轮上的叶片在水中划动，进而推动船只前进。由于蒸汽机需要燃料发动，因此后来中国人就形象地将这种装有明轮的机动船只称之为“轮船”或“火轮”，这也是航运事业进入近代化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经济的入侵，使用动力的机器轮船业亦传入中国，但长期以来行驶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轮船都是外国的公司。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宁波修建码头，率先开辟了宁波至上海的客轮运输，而直到清朝末年，政府才解除了航运业内民族资本“不准另树一帜”的禁令。“宁波帮”立即抓住这一商机，大力发展轮船业，与列强相抗衡。清宣统元年(1909)，宁波籍的虞洽卿与严义彬等招股创办宁绍商轮公司，资本总额100万元，购买宁绍轮，航行上海——宁波之间，载运客货，隔日往返，方便沪甬乘客。后来公司发行股票时，干脆在股票两边印上“爱国爱乡，挽回航权”八个字，因而民谣称之为“宁绍斗太古，乘船不再苦”。其后虞洽卿又与朱葆三、方椒伯、袁履登等人集资，相继成立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经营宁波至上海及上海至汉口等沿海或沿江航运，1914年，虞洽卿更是独资创办三北轮埠公司，不断扩充资本，并敢于同外资竞争。虞洽卿之子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虞洽卿本人也收购了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这样到了30年代中期，虞氏家族的轮船公司连同小轮和拖轮，共有各类船只65只，总吨位九万余吨。旗下船队不但航行沿江沿海，还逐渐扩展至北洋南洋，并兼航上海至海参崴，上海至仰光、南洋群岛乃至于上海至日本诸航线，位居中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首，并长期执民营航运业之牛耳。
岁月如梭，潮起潮落，但宁波人经营远洋航运业的这一传统却不断发扬光大，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举世公认的七大世界船王中竞有两人是中国人，而他们都来自宁波——这就是生于镇海的包玉刚和原籍定海的董浩云。（P1-3）
他是一位先驱者，他是世界上第一批把巨型油轮引入商业的船东之一，他是经营国际客轮航线的第一位中国船东，而且也是在亚洲开拓集装箱运输的第一人。
——美国时百利公司总裁杰里·普罗斯特
董浩云的船队遍布世界各地，他的朋友从英国女王到白宫主人，历史上还没有一位中国人达到他这样的交友层次。他的事业能发展到全球规模，除了他的经营特长外，还由于他交游甚广。
——著名记者赵浩生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这样说过：撰写历史，不能只描述出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刻画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潜在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应该是活动在那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因此阅读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往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我来说，撰写人物传记，特别是撰写董浩云的传记，却完全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我过去的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分析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内容与影响，从无撰写人物传记的计划，特别是对于远洋航运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对董浩云的生平经历也只限于表面的了解；我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战时及战后这段时期的历史，然而董浩云的发迹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主要活动的地点是香港、台湾以及海外，而我对这个时段、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却知之甚少，可以说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写作基础。而我日后走上董浩云研究的这个学术领域，完全是由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所造成的。
2001年，董氏家人在整理董浩云先生遗物时，发现了他长达30多年的日记，经董建华兄妹们商议，最后决定交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受中文大学的指派和董氏家族的委托，由我负责编注这部上百万字的日记，从而给了我一个全面认识和熟悉董浩云传奇一生以及他所从事远洋航运事业的机会。
编注日记需要查阅各种相关数据，在这过程中，我对远洋航运的知识慢慢地有所了解，对于董浩云的认识也逐渐从模糊到清晰，这就又促使我再进一步扩大收集资料的范围，最终引起我对董浩云的生平与志向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2004年11月，《董浩云日记》（繁体版）在香港正式出版，就在那时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为董浩云先生撰写一部传记，这也就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首先，董浩云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白手起家，与时俱进，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他以香港为基地，抓住航运业几次发展的机遇，旗下船队的数量迅速扩张，本人更跻身世界船王，因而具有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特点与个性。而他对事业的追求、为国家争光的理想、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对推动海上教育的热诚，一般企业家更是难以企及：在航运界和海外华人世界中，他的创业以及为航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谓声名显赫，而董浩云在国际交往及两岸关系上的作用，亦非他人所能比拟。
其次，董浩云的生平不仅值得研究，而且有必要研究。过去内地与外界封闭，对于董浩云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改革开放后，由于董浩云长期以来与台湾政经各界具有密切的交往，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回大陆投资探亲。而且他去世的时间也比较早，因此内地民众只知道香港有个船王叫包玉刚，直到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世界船王，但对他的生平和历史地位仍知之甚少。以往坊间只有一部董浩云的传记，那是香港回归前董建华已确定为特首，有作者抢先写作，但其内容多为道听途说，既未采访调查，更未查阅相关资料，存在许多错误，与一部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尚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三，对董浩云的生平目前业已具备研究的条件。多年来在编注日记的过程中，我对董浩云的一生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编注日记的同时，我已开始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数据，并与传主亲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他们不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而且还将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对我开放，这对我日后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我是一名历史学者，长期从事档案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之前，首先注重的就是史料的收集。因此在决定撰写董浩云生平活动之前，我即开始进行各种数据的收集。这些年我在收集民国史档案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与董浩云相关的史料，先后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董浩云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如上海和天津的档案馆中收集到一些他早年工作的资料，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及“国史馆”，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机构，也保存部分相关资料，我都尽可能加以收集。
我还注意查阅相关的报刊，特别是董浩云亲自创办的《航运》杂志共500多期，它详细地记录了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和世界远洋航运事业的成长和发展；此外，董浩云先后斥资出版了四辑董氏航运丛书，他平时还经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接受报刊的采访，中外许多报刊亦热衷对他加以报导，这些都是了解董浩云生平以及他的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数据。
在收集文字数据的同时，我还对董浩云的亲友及部属进行有计划的采访，事先准备好采访要点，有备而来，收获很大。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董浩云的长女董建平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先后访问了数十位董浩云的故旧，从而抢救出大批史料，对我的撰写极具帮助。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阅读相关著作，特别需要补充有关远洋航运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了解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对于航运影响重大的事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东战争以及能源危机等，因为这些都与董浩云生活的时代以及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
董浩云从事的远洋航运事业与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冲突、经济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本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董浩云事业的发展又正处于海峡两岸对立的时代之中。董浩云后半生生活在复杂的冷战国际背景以及两岸对立的大环境中，身为一个商人，他自然要考虑如何发展自身的事业；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又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并为实现两岸统一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又可以将董浩云作为个案，探讨和分析两岸分裂期间身处夹缝中的香港企业家那种无奈与彷徨，挣扎与奋斗。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追求真实，全书中不会出现人物间的对话（因为你根本不在现场），所有重要的事件、统计数字以及人物交往均应有史实为依据，本书严格依照学术规范，提供相关的注释与说明。同时，书中还常常引用一些董浩云在日记、书信或演讲中的记录，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他的活动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就像董浩云在1968年1月1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坚持撰写日记，就是要“写我的希望，还是说我要说的，写我愿做的”。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既要有别于纪实文学作品，但也不应将其完全等同于专门的学术论著，因此在文字上尽可能追求通俗易懂，在叙述过程中亦应注意时间的顺序与情节的发展。然而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时，真实与客观永远是第一位的。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得益于种种机缘。10多年前，我获得董氏家族的委托，负责编注董浩云长达30余年的日记，从而对董浩云的生平和事迹有了全面的认识。感谢董氏家族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向我开放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特别是董建平女士与我联系最多，之前她已经采访了众多亲友和部属，并作了口述记录，抢救出大批史料，其后经她推荐和介绍，我又有机会对董氏家族亲友和部属进行采访，本书出版之际，董氏集团提供大量珍贵的照片，有助于读者生动形象地了解传主的生平和经历；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对我充分信任，全力支持我撰写董浩云传记的研究计划，使我能在极为自由的环境下专心进行研究；各地档案部门和相关学术刊物提供机会，让我得以收集相关资料，并有机会先行刊发论文，听取学者的意见；香港中华书局和北京新星出版社慨允出版繁体与简体两个版本，可以让拙著能有更多的中文读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要深深感激的。
总而言之，从编注董浩云的日记到收集资料、撰写传记，前后已有10多年的时间，它也成为我近年来新开辟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这是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是文艺作品或纪实文学，因而在文字和细节上不会加以艺术夸张，也没有妙笔生花的神来之笔；它所叙述的情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力求做到每件事都事出有据，绝不凭空猜测。我希望能尽个人微薄之力，完成一部具生命力的、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则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了。
郑会欣
2016年6月写于美国休斯顿
郑会欣著的《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讲述了董浩云年仅16岁即投身航运，从此他的一生便与远洋航运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先后创办中国航运公司、金山轮船公司、复兴航业公司及东方海外货柜公司，开创中国远洋货轮及客轮横渡大西洋、太平洋之先河。20世纪50年代后董氏集团业务开始以香港为中心，并积极向海外发展，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重要商埠码头。与此同时，董氏与时俱进，不断在海外购买和建造新型巨轮，致力拓展全球航运业务，并采用先进的造船技术，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终于建立起一个拥有各类巨轮百多艘的航运王国，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船王。
本书作者曾负责编著董浩云上百万字的日记，在此基础上，结合董氏后人提供的董氏生前保存的大量文件资料，以及各地档案馆保存与董氏有关的资料，并走访董氏亲属与故旧，从而撰写出一本全面翔实的董浩云传记。
董浩云成长于大陆，成功于香港，事业发展于全球，旗下船队遍于全世界，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船王，东方的“奥纳西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他是“现代郑和”，开创了中国、亚洲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他是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郑会欣著的《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也是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家族史。
董浩云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总是将他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一直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