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30万言，兼以图片若干，记叙了杨绛从幼年到98岁的生活，其中的主线是她与钱锺书相识、相知、相爱和互相扶持的故事、是女儿钱瑗成长的故事；不仅再现了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很多作品诞生时的历史场景与深层契机，更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正直清朗的操守以及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具体描述。作者认为：对待历史，不回避，不粉饰，因为杨绛的“往事”并不只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环节。杨绛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并题写了书名。

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实际上相当于一本杨绛先生的自述。书中记录了自杨先生出生至九十八岁的经历，在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史料翔实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近似。书稿完成后，杨先生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并插有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钱、杨一家不同时期的图片。《听杨绛谈往事》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序（杨绛）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启明小鬼

4 振华女生

5 东吴高材生

6 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

7 留学牛津

8 在巴黎

9 振华分校校长

10 酷哉此别离

1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华

14 我是一个零

15 体味人性

16 我仍是一个零

1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个

19 “逃——逃——逃——”

后记

7.留学牛津

儿子和儿媳即将远行，钱基博老夫子在两人出发前夕，将一份锺书的“命书”郑重其事地交给阿季。命书称：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又说命里没有儿子。末尾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夕阳西下数已终。”根据这个说法，锺书寿命的最高限度是六十八岁。

杨先生心想，可能老夫子实诚，被算命的三言两语把自己和老伴的生肖属相等等全给套了去。至于钱先生，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向来不记自己的出生年月日。1979年春，在美国为《围城》英文版译者审阅其所作《后记》，说钱先生生于1911年，他就没看出错来。关于那份“命书”，锺书只模糊记得算命的说他最多活六十八岁。1978那年钱先生刚巧六十八岁，他问杨先生：“我哪年死？”杨先生哄他：“还有几年。”他也不深究，就过去了。待过几年，钱先生已忘记这事。

阿季和锺书拜别钱老夫子夫妇，就由无锡乘火车至上海，在上海逗留几天。阿季住在三姐家，锺书住别处，各有应酬饯别活动，十分忙碌。阿季回启明女校参加校友会，校长礼姆姆要为她介绍同船赴欧的意大利公使，托他照顾，但后来知道不是同船。阿季带了三姐的女儿肇瑜同去，叶崇范小姐看见“瑜头”，便过来跟阿季招呼：“闰康的女儿吗？”阿季笑笑点头。叶小姐穿的旗袍衬裙，开叉处不露腿，有细褶子的半透明白绸，和阿季好友燕华所穿一个式样，所以阿季也一眼认出了叶小姐，觉得她是个大家风度的女人。

阿季和锺书是1935年8月13日乘P&O公司的邮轮离开上海远航的，那天阿季的三姐闰康送行，只送到岸边。锺书的师友温源宁、邵洵美等来码头送行，坐小船直把他们送上邮轮。

由于当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规定，庚款学生出国留学不得携眷同行；阿季以自费生身份出国，凭教育部发给的留学证书办签证、买船票。她的留学护照上的身份是杨季康小姐。阿季登上轮船，和另两位女伴同舱，与锺书同船而不同舱。这艘邮轮载有许多同届留英学生，大家都知道锺书和阿季是新婚蜜月。

邮轮自上海港南行，在香港遇上台风，阿季小时乘过从天津到上海的海船，锺书从未乘过海船。遇飓风，别人早已躲避，他们贪看风浪，还留在甲板上，后来风大得站不住了，又加暴雨如注，两人手牵着手跌跌撞撞逃离甲板回舱，晕得两天未能进食，肚皮和后背贴在一起了。船进港后，两人上岸，饿得要命。恰逢星期日，带的十先令钞票，无处兑换，香港人不懂英语，他们俩不能粤语，幸好阿季口袋里还有银币一元，便上点心店吃了烧卖、小笼包子，喝了酽茶，开上账单来，恰好一元。

船过新加坡，英国高级专员署招待留英学生参观停在海上的海陆两栖飞机。过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在岛国首府、印度洋的主要港口科伦坡小停，阿季和锺书随众上岸，阳光太强，两人只好戴上墨镜。他们参观了印度教的蛇庙。初进蛇庙，庙内黑暗，摘去墨镜，起始一无所见，渐渐眼睛适应了，只见庙内无处不是大大小小的蛇，沿着门、桌、烛台，满处都是蛇，吓得忙逃出去。庙外有个院子，内有大蟒蛇，刚脱了皮，盘做一大堆，蛇总是不好看的东西。他们又参观了一座小乘教神庙。外面阳光刺目，两廊画着羽毛蛇。庙内深处有一盏灯，阴森森的，他们觉得可怕，没进去。

上船以后，天气一直炎热，由苏伊士运河过红海入大西洋以后转为凉爽。船上有人死亡，有关人员将死者包裹后投入海中，这是阿季第一次参加海葬。

邮轮在海上行驶三星期，于1935年9月初抵英国。本家钱临照到车站来接，见了阿季，称“婶婶”，阿季由小姐一跃而为婶母，害羞得不敢应对。

P101-103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合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是为序。

杨绛

二〇〇八年六月八日

尽管由于父辈的交往和情谊，我被钱锺书先生称为“世妹”，杨绛先生唤我“师妹”；然而在我心中，一直是把他们当做长辈敬重和对待的，admire in distance，虽然倾慕，从不打扰。两位先生和钱瑗的许多故事，我最初都是从杨先生最小的妹妹杨必那儿听说的。

杨必姐抗战期间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与我大姐学淑同班。那时我们家住公共租界康脑脱路，离学校不远，杨必姐放学后常上我家和学淑姐一起做功课。她思维敏捷，悟性特强，又善于表述，无论多复杂的问题，都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清楚楚。学淑姐说跟杨必一块儿做功课真叫开窍。她是转学生，在杨必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杨必姐皮肤白皙，黑发浓密，眉毛弯弯，眼角稍稍朝上，眼里总是带点儿嘲讽似的盈盈笑意。她可是位天生的演员，言语生动，表情丰富，观察细微，模仿起人来，惟妙惟肖。有时模仿一些公众人物让我们猜，往往一猜就中，不是大家会猜，她实在太能抓住人的特点了。她在学校是优秀生，受到各科老师的喜爱，被同学们称做“梁宝宝～孙宝宝”“郭宝宝”(指某先生的宝贝)，……可她表演起她们教课和训斥学生来，一点不含糊，笑得我们一个个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我母亲也很喜欢杨必姐，每次放学来家，总要拉拉手，“肚皮饿了哦？吃点点心，再做功课”。说着端出汤汁鲜美的馄饨、香喷喷的蟹壳黄或旁的点心。家里每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杨必留着。我们说“妈妈偏心”，母亲却说：“杨必妈妈不在了，你们说我该不该宝贝她？”我们答“该”。不过我知道她有非常宝贝她的爸爸和姐姐们。

奇怪，我从未去过杨必姐家，对她家人的印象竟是活灵活现的；而我们家的情况，她家似乎也相当了解：从我父亲抗战时期的日记看，我们家有些事情，包括学淑姐中学毕业、北上燕京大学等等，最早给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父亲传递信息的，竟是钱锺书先生！这些信息当也来自联络两家的杨必姐。

1946年秋，我们家由上海迂回北平，与留在上海工作的杨必姐渐渐失去联系，但我从未忘记过她。

多年以后，在北京初次见到杨绛先生，不知是否由于杨必姐的缘故，言谈之间，很感亲切，似乎相识已久。

杨绛先生的创作和翻译作品，我读的不少，有的读过不止一遍，关于作者的故事也听说许多，我曾自以为对作者比较了解，待相处日久，才发现杨绛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历尽沧桑的人生大书，我的阅读和了解不过刚刚开始。她那充满智慧的谈话，幽默风趣的说笑，卓然独立的思考，深邃锐利的眼光，沉稳细致的处事，令我惊叹不已。

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有时间帮助杨先生打打杂儿；交流的机会多了，彼此也更熟了。每与杨先生当面交谈，或接听她的电话，或处理她交办的事，我总不忘忠实记下她的所思所言、所感所叹，作为我的“读”杨笔记，细细咀嚼，慢慢回味。经年累月，竟也记了许多本小册，每每翻阅，都深感获益良多，意味无穷。

杨先生近年闭门谢客，自称“龟蛰泥中”，很少外出，也不上网，每天只在家读书写字；但对外界一点儿不隔膜。我们偶谈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她都情况了然、判断准确。她的信息丰富、料事如神，往往使我感到吃惊。

她有一颗博大的心，世事全在胸中，与大众同悲喜。

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个春天，杨先生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听那位面无表情的卫生部发言人发布“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的最新数字，心情沉重。几年过去，人们对“非典”已不再关心甚至淡忘的时候，杨先生始终清晰记得那些为抗击“非典”、保护人民健康而献出了生命的白衣天使：叶欣、李晓红、邓练贤、段力军、丁秀兰、王晶……并为他们的家人难过。还有众多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后遗症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杨先生也一直挂在心上，直到听说卫生部2006年4月出台了一项“非典”后遗症人员医疗费用报销办法，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政府为抗击“非典”有功人员颁奖，杨先生立刻想到了勇敢冲破封锁、第一个向世界公众和卫生组织警示“非典”在中国肆虐的蒋彦永大夫，他没有获奖，反而得咎，但在人们心里，他是免于使灾难更大发生的一位真正的英雄。

听说邹承鲁院士去世，杨先生叹息：又一位说真话的人走了。她非常伤心，因为邹夫人李林和她的父母都是杨家的好友。

邹先生曾痛心地计算过，他从1951年回国到1978年，二十七年中能够做工作的时间不到十年。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花在政治运动上了，即使不搞运动的三分之一时间也难以工作，因为不断要开会！

钱锺书、杨绛先生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杨先生关心人，人们也喜爱她。她的fans很多，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不断。2004年岁尾，杨先生小恙住院一周，医护人员对她关怀备至，出院时依依不合，直送她下楼登车。有位年轻大夫送给她一棵圣诞树，接上电源，能闪烁出五彩缤纷的光亮。此后每年圣诞，杨先生都会请阿姨把圣诞树搬出来通电，我知道她不只是欣赏它漂亮的闪光华彩，也想念协和医院那些可爱的小友。

钱瑗和钱先生走后，每逢他们的忌日，我都过去陪陪杨先生，怕她伤心；听她说说“我们仨”的故事，话话家常。

与杨先生相处越久，越感受她的人格魅力，也越钦佩她的为人。我每回翻阅自己的“读”杨笔记，都有说不出的感动，觉得那许多珍贵的史料、动人的故事该与所有喜爱杨绛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我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并且不揣冒昧地跟杨先生说了。我自忖文笔欠佳，杨先生未必同意，没想到杨先生一口答应，大力支持，有问必答。

两年里，我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有时口头，有时笔答，不厌其烦。书稿完成后，杨先生给审阅修改；出版前，又亲为作序、题签。读者读罢此书如还喜欢，那实在是因为杨先生倾注了心血。

本书出版之日，临近钱锺书先生忌日，谨以此书献给钱先生在天之灵，纪念钱先生去世十周年。本书虽然主要写杨绛先生，但实际上钱杨是不可分的。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