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味童年时光，感受最切的就是孤独。
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姆妈也不放我去弄堂里与邻家的孩子们玩。那时候家境可以，穿戴也讲究，出去玩耍，免不了手脚破皮、衣裳龌龊，这是姆妈接受不了的。哪怕就是踢踢小橡皮球，在弄堂里来来回回踢几下，姆妈就会在身后喊话：“慢慢交，吃力了要发扁桃腺睐!”我就只得乖乖地缩回来。小时候，我也确实不争气，经常扁桃腺发炎，记得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发烧一次，姆妈就得带我去看病，这也是姆妈“笼养”我的主要原因。当时都是看中医、上海的儿科名医沈仲方，不大看西医的。说来惭隗，这辈子我连打羽毛球也不会。我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体育课没有一次及格过，单杠、双杠、跳马都不行。反正体育不及格也不会留级，就这么一年年地混过来了。如今强调孩子全面发展，对经常哮喘的孩子，医生的处方之一就是坚持游泳，而且要冬泳。我想这是对的，尤其是男孩，只有通过锻炼变得强壮了，抗病能力强了，才不会像我小的时候，终日可怜巴巴地匍匐在二楼的窗口，看着邻家的男孩子们在弄堂里打弹子、刮刮片……
我这辈子还与海鲜无缘，这倒省却了许多豪奢大餐之费。姆妈讲，我小的时候几乎顿顿吃鱼，有一次出痧子，反应不大，稍微有点低热，喂我吃鱼时我用手推开了，也许是那天的鱼不新鲜、腥味重吧，而姆妈觉得小孩不想吃么也不要勉强，就顺我的意愿，慢慢地我就永远不吃了。我妻子在世时，也一味随我姆妈，顺从我的这个“怪癖”。如今由女儿们照料膳食，就难免被娇填地数落：“嘴巴刁睐，难弄睐!”
家庭给我的另一深刻烙印，就是做人要规矩。虽然爹爹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姆妈也不识字，但他俩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饭桌礼仪、家里待客、出门访客，任何行为都有规矩。我小时候大多穿皮鞋的，只有冬天很冷时才穿棉鞋，我姆妈讲，“小囡不好穿布鞋，一双脚，样子穿得一塌糊涂了”。她从生活细节上着眼，给小孩未来的一生创造比较好的条件，所以至今我都能穿尖头皮鞋。我记得普希金的诗里有一句话：“整个俄罗斯找不到一双漂亮的脚。”在诗人看来，俄罗斯女人的脚太大了，不符合他的审美要求。无论中外，传统文化还是蛮讲究的，不管男人女人，对手、脚的样子蛮讲究的。
小时候姆妈关照的许多道理中，我最记得的是两句，且终身不忘的：一是不好撒谎。姆妈讲，你做别的事情不要紧，你说谎，我要用尺啪啪地打的。二是人家的东西不好拿。听话、不做让父母生气的事，是我自懂事起的信条。所以，我从小就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为人，恪守了一生。在传统家教的熏陶下，我这辈子不可能叱咤风云，但也因之平平安安。
我姆妈虽不识文断字，但对传统道德规矩很讲究。至今仍不曾忘却的一个历史场景是：姆妈急速交替地挪动着一双半放的小脚，向弄堂口蹬蹬蹬地奔去，去追赶刚出门的爹爹。那是我家还住在新闸路福康里的时候，我有五六岁了。那天，因为父亲的妹妹、我的小姑妈突然到访，姆妈觉得夫家来人了，一定要留她吃中午饭、一定要添菜，而爹爹按常规给我姆妈的小菜钱就不够了，得紧急申请“新增预算”。旧时家里都是男人管钱，每天的菜金也都是“计划经济”，但我姆妈对爹爹面上的亲戚都很尊重和照应，这关系到爹爹在家族中的面子。四叔、五叔、七叔、大伯伯等亲戚到上海来，都住在我家里，姑嫂、妯娌间也是非常亲热。平曰里姆妈操持家用总精打细算，但对来往的夫家亲戚都出手大度。父亲兄弟姐妹十个，亲戚来家往往一住多日，一日三餐，如何待客，是为妻是否贤惠的一把标尺，要给夫家来人留下好的口碑，给爹爹撑脸面。所以，这也是我自小从姆妈那潜移默化而知的待人之道，晓得亲戚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也是旧式家庭代代传承的基本道德准则。
我爹爹因祖父母早亡，十三岁即离开宁波老家，辗转汉口、上海等地当学徒。二十多岁时考入了三友实业社，我曾问过他：“爹爹你考什么?”“考两门，毛笔字、算盘。”我爹爹的一手毛笔字和打算盘都是有童子功的，右手执毛笔、左手扒拉算盘、左右开弓；左手计算的结果，右手就记录到账簿上，不仅快得一塌糊涂，还准确无误，这就是那年头生意人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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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思付，我是怎么结识邹逸麟先生，进而接手这个项目的?
记不得是哪一年，记不得是什么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市里曾在上海展览中心办过一个大型的人物事迹展览，并要求各单位组织参观。被陈展的都是本市各行业的杰出代表，我在展会上第一次看到了谭其骧先生的巨幅肖像，也从展板的解说词中读到了谭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中国历史地图集》。
彼时，我正在市新闻出版局担当出版博物馆的筹建工作。2005年初，市委宣传部的分管领导明确，出版博物馆的选址问题留待世博后续利用项目中一并解决，所以我们的工作中心就聚焦在出版文物史料征集方面，口述历史采访是当时的重点工作。那一次的被组织参观，“谭其骧先生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列入了我的口述历史采访工作的waiting list。
一次，我与复旦历史系的邹振环教授谈起上述采访意愿，他告知邹逸麟先生是该题目的最合适人选。真是意外的收获，不谙学界深浅的我，听说过谭先生的高足周振鹤、葛剑雄，唯邹逸麟先生，真是第一次耳闻。记得第一次去复旦宿舍拜访邹先生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门厅一角架子上放置的相框，其间镶嵌着邹先生的半身近照，说是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会议组织方给安排照的。如今我毫不犹豫地将此照作为封面照片的不二选择，以让读者共享那份风采。
此后关于“谭其骧先生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拍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邹先生对提问的应答如流、快速机敏，让你忘却他已年近八旬；因为所以、来龙去脉，他对史事表述得流畅准确，源自亲历者独具的烂熟于心；他对世间是非的鞭辟人里、对人事纠葛的婉辞躲闪，既显现学者的深切爱憎，又蕴含书生的拘谨慎独；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上海话夹杂叙述，很少形容词的言语风格，谈兴所致的表隋手势，常让我忍俊不禁。数小时的采访讲述，感觉飞逝即过。故事是崭新的，人物、情境却那么熟悉；似在聆听，更是分享。述者让访者产生精神共鸣，缘自价值观的贴近。
那时的我，目标明确地围绕采访主题完成任务，且急于把录像带上的视频文件，转变成我正主编的馆刊《出版博物馆》的文字版面，诱人的选题、优质的稿源永远是刊物企求而难得的资源。很快，我从五万余字的采访场记中撷取了两万多字，分四期连载在《出版博物馆》上。那时的我，还不太了解邹逸麟先生，也没有进一步采访他的计划；更未意识到，邹先生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也是出版界的重要作者，完全可以就其撰著经历切入，来铺展他的学术人生的。
2014年春，先后收到邹振环、邹逸麟先生的邮件，说是鉴于上一次的采访基础，要我为邹逸麟先生做口述史，这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委托给复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的“口述历史丛书”项目之一。倘若仅做口述史采访，于我不是难事，但是该项目的要求是将口述内容整理出版，那就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让你忐忑。编辑出身的我，深知策划选题的初始就要明确读者对象，考虑读者需求，不能因为出版经费有文史馆埋单，就忽略出版物的可读性。可是我的工作对象邹先生，是在一个单位的一个部门呆了一辈子、从没有改过行的学者，一次婚姻后鳏居二十载、没有红颜绯闻的男士，他的一生就是研读古书、著写新书，如此一介书生的枯燥乏味的人生故事，仅能令后辈可敬可叹，难以让读者可亲可近。再则，邹先生还不够老，思路清晰得很，面对镜头，看似脱口而出、侃侃而谈，其实是有心理防线的。而他之所以缄默不言的，往往就是生活经历中的矛盾焦点、读者的热点。独善其身，远离世事的飞短流长，我太熟悉这类老知识分子的处事原则了。凭直觉，他是不可能对我和盘托出的。潜意识中，如果邹先生所愿披露的只是学术权威的体面人生，我就得发掘一位长者的悲喜人生；他若想不食人间烟火地维护那份“圣人情结”，我就得柴米油盐儿女情长地让他吐露真言实情；如此才能让读者可读。此外，我还意识到，性格的迴然不同，必然会带来语言风格上的差异，这是我在工作过程中必须时时防范矫正的一个方面。
谭其骧和邹逸麟先生，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着长达三十七年的交集，曾是历史学界一出大戏的主角和配角；只是主角天下皆知，配角世人鲜知。感谢葛剑雄先生所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我从中获得“逼供”邹逸麟先生的线索不止一处。对于此类让他为难的发问，邹先生总是“事体是有的，我讲把侬听好唻，勿要写哦”。抱歉的是，如果我拘泥于当事人的“道德洁癖”而隐略历史真实，岂不有悖于做口述历史的原则?最初增强出版物可读性的动机，俨然上升到了对历史负责的层面。当我整理成文提交邹先生审读时，他往往急得：“哎呦，迭个勿好写格呀!”其实我也矛盾着，不写，真是不甘；写了，又觉不忍。我的强势，让邹先生委屈着，无奈着，也让他的人生故事逐步丰满起来。说实话，我也时时准备着，邹先生会红笔删去那些违背他初衷的文字，这个权利本就属于口述者。如果这些文字最终被保留并出皈，我会庆幸一个历史学家不仅在学术上尊重史实，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勇于面对史事。同时我也深深地向邹先生致歉，因我的不恭。
关于邹先生的人生故事，笔者试图通过还原一个个历史细节，并保留他的语言特点，铺展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衣食无忧、怯弱本分的上海少爷，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而走上治学之途，并成为学界翘楚的经历。他的人生，始终伴随着新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他的人生，既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共性，也有独属他个人的幸与不幸。
作为学者的口述史，没有学术部分，就是缺省的人生；容纳学术内容，又难免晦涩难嚼，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难题。我的初衷是用非学术的叙事，让读者了解邹先生的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结果，于当今社会、于后人又有哪些启迪。《千古黄河》《功过运河》《环境变迁的历史观》这三节就是缘自上述宗旨安排的。关于邹先生的学术生涯的梳理，唯有通过阅读他的论文、著作才能知其一二；面对那些陌生的地名、术语，真是无奈且艰涩的过程，最后也是在邹先生的亲力亲为下才算完成的。
梳理邹先生的学术生涯时，让我感受至深的是，沉酣于史海书林数十年后，邹先生发出的警事真言：“黄河之患，人祸甚于天灾。”“运河的历史作用不可高估。”“中国历史上哪里建首都，哪里的环境就恶化得最快。”……这些建立在海量历史文献数据研究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对困惑迷茫于环境问题的当今社会，是多么贴切的解药啊!
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有些历史学家建议过，历史研究的结果不能止于论文发表，历史学家应该像科普工作者那样，及时地、有选择地把研究结果告诸社会，从而培育普罗大众的科学历史观，这是社会人文素养的重要方面。邹逸麟先生有关环境变迁的历史观，如果能够纳入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范畴，或是中学生的地理、历史教育课程，一定比那些空洞的保护环境的口号、说教更具说服力、影响力，但愿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并付诸实施。
整理、书写邹先生口述史的过程，也融人了我对人生的认知感悟。经历、情境虽不相同，但读书人的本质、情怀，对人生真谛的理解、追求，千百年来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时间、空间如何转换。
最后不应忘记的是，本项目启动阶段，我的同事方乐承担了摄像，张大潮整理了场记；复旦史地所办公室的朱毅老师自始至终提供方便，于此一并感谢。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內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林丽成撰稿邹逸麟口述的《邹逸麟口述历史(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细述了上海租界弄堂里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家庭及家族数十年间的变迁，记载了口述者先后在教会学校和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求学成长过程，最重要的当是详述了师从谭其骧先生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研究而开启的治学之途。此书实录了一个衣食无忧、怯弱本分的上海少爷，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而转型，跋涉于史林、遨游在学海，并成为学界翘楚的耕读生涯。由口述者娓娓道出的一个个历史场景，情节生动、细节真实，一如其平实质朴的治学风格，充满着对亲人的深情，对学术的摯爱，对后辈的期许，呈现了一位学者的八十年华。他的生命历程再度诠释了先贤的经典：认真做事，老实做人。
林丽成撰稿邹逸麟口述的《邹逸麟口述历史(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为著名历史地理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邹逸麟教授有关家庭、亲人、师友、学习、生活和一生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及河渠水利研究的回顾，对现代中国史地研究与教学发展具有珍贵的存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