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了一个杂货店，”庞德贝接着说，“把我放在一个装鸡蛋的箱子里。这个破旧的鸡蛋箱子就是我婴儿时代的摇篮。一旦我长到能够出逃的年龄，我自然就出逃了。我于是成了一个流浪儿：原先只有一个老太婆虐待我，让我受饥挨饿，这回是所有的人都虐待我，让我受饥挨饿。他们是对的，他们没有必要不这样做。我是讨人厌的东西，一个累赘，一个祸害。这一点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他为自己曾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获得过这样崇高的社会声誉，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东西，一个累赘和一个祸害而感到十分的自豪。经过三次大声地吹嘘自己的这段历史后，他的虚荣心才得到了满足。
“我想，我得渡过难关，格雷戈林夫人。不管我能不能渡过难关，夫人，我必须渡过。尽管没有人丢给我一把救命的稻草，但我还是渡过了难关。流浪儿、小听差、苦工、搬运工、小职员、总经理、小合股人、科克敦的约瑟亚·庞德贝。这就是我的履历和创业史。科克敦的约瑟亚·庞德贝从商店外的招牌上认识了字母，格雷戈林夫人，又在一位跛脚的酒鬼、一位判过刑的小偷、屡教不改的无赖的指导下，学会观察伦敦圣·盖尔斯教堂尖塔上的钟，从而第一次说得出钟面上的时间。把你们这个区的学校，你们的模范学校，你们的职业学校，你们学校所面临的一切困境都说给约瑟亚·庞德贝听听吧。约瑟亚·庞德贝会坦率地告诉你们合理的、正确的一切的——他自己没这样的好机会——但让我们培养出一批讲究实际、拳头有力的人来吧——他所受的那种教育不适合所有的人，他很清楚这一点——他受的教育就是那个样子。然而，你可以强制他吞下滚烫的油，但你永远不能强迫他隐瞒生活中的事实。”
正当他把话说到兴头上，科克敦的约瑟亚·庞德贝却突然停了下来。他停下来是因为他的非常实际的朋友领着两个小犯人走进了屋子。当他那位非常实际的朋友看见他时，也停了下来，并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露易莎一眼，那意思是说：“看看你的庞德贝吧！”
“嗨！”庞德贝大声嚷嚷，“怎么回事？小托马斯为什么这样垂头丧气？”
他嘴里说着小托马斯，但他的眼睛却看着露易莎。
“我们在偷看马戏，”露易莎轻蔑地喃喃自语，眼睛抬也不抬，“结果被父亲逮住了。”
“格雷戈林太太，”她的丈夫很不客气地说，“我本来应该在这时候看见我的孩子在读诗歌的。”
“天哪，”格雷戈林太太抽抽搭搭地说，“这怎么行呢，露易莎，托马斯！我真对你们感到十分惊讶。我敢说你们足以使人后悔有个家了。我确实想说我希望没有这个家。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我倒很想听听。”
格雷戈林先生似乎对这一番痛切的言辞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我现在头上的神经就跳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看看那些专为你们陈列的贝壳、矿石和其他东西，而偏偏要去看马戏呢？”格雷戈林太太说，“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没有一个年轻人有过教马戏的老师，或者在陈列柜里藏着马戏，或者上马戏课。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去知道马戏班的事呢？如果你们愿意去做的话，我相信你们要做的事已够多了。我的头现在疼得厉害，你们应该注意的那些事实，我连一半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那就是原因！”露易莎噘着嘴说。
“别对我说那就是原因，因为原因这东西是没有的，”格雷戈林太太说，“赶快去研究你们的什么学吧。”格雷戈林太太不是个科学人才，通常她都是用这样笼统的命令打发她的孩子去选择他们的研究项目。
P18－19
也许只有狄更斯，而不是塞万提斯，在世界性影响上可以与莎士比亚一较高低，他的作品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圣经》和《古兰经》一样，都代表了我们能感受到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
——［美国］哈罗德·布鲁姆
《艰难时世》问世于一八五四年，是作者在其盛年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动机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杂志很不景气，发行量急剧下降。为了摆脱经济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与他的助手们经过商议，决定由他写一部新的小说来争取读者。次年四月，《艰难时世》开始在《家常话》上每周一期连载，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载完。事实证明这部小说是受读者欢迎的，在连载的五个月当中，《家常话》的盈利比先前增长了一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认为狄更斯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创作这部作品的。《艰难时世》绝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事实上，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快被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所替代。在创作实践中，狄更斯关心的不再是杂志发行量的多少，而是社会的利益、劳资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后的成功完全在于文学创造的魅力，在于文学所具有的那种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艰难时世》这部小说是题献给托马斯·卡莱尔的，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此君何许人也？狄更斯为什么要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弄清这个问题即意味着把握了这部作品的肯綮。
卡莱尔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他积极参加宪章运动，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的讽刺小说《旧衣新裁》指出社会已分化为彼此对抗的两派人：一派是“纨绔子弟”和富人，穿着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宪章运动》和《过去与现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严词抨击贫富不均的现象，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是一个骗局。他反对杰里米’边沁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和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说，不相信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能造福于全社会。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他认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艰苦的经济状况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卡莱尔的社会学说和思想观点显然十分深刻地影响了狄更斯。他把《艰难时世》题献给卡莱尔，是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方法。可以说，狄更斯在这里与卡莱尔唱起了双簧：一个以史家的笔法去探讨真理；另一个则以文学创造的生花妙笔去验证自己所坚信的真理。两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这个立场还是一贯的。晚于《艰难时世》五年发表的《双城记》就是直接在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的影响下创作的。这已是后话。
《艰难时世》共分三卷：“播种”、“收割”和“归仓”，这里作者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艰难时世》中的这位播种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个专讲实际的国会议员和理论家。 说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发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功利主义的代言人。他说不上是小说的绝对主角，但全部情节都是为了驳斥他那一套理论而设置的。他原先是个五金批发商，后来做了国会议员。他是一个遵循“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条原则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张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个顽固不化的脑袋里装的只有“事实”两字，信念、希望和仁爱这类东西都被他置之脑后。他在国会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数据。用狄更斯辛辣的讽刺语言来说，他为之工作的那个国会只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议员同事们都是“扫垃圾的人”，他们只知道相互扬扬灰尘，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从不知道对“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尽任何责任。
这位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不仅自己信奉事实至上的原则，而且还用这一套理论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杀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关在书房里从事五花八门的科学实验。他让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标本陈列柜，如贝壳标本柜、金属标本柜、矿物标本柜，等等。这些标本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贴上了标签。但这些石块和矿物的标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从五花八门的原物上敲打下来的。作者用半叙半议的口吻惊呼：“如果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攫取了比这更多的东西，慷慨的老天爷呀，那些被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所攫取的东西又该是些什么呢？”
格雷戈林还把自己的理论“播种”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广阔的土地上去。他创办了一所学校，有意把别人的孩子也培养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样子。他要他们背诵马的定义，准确地说出马有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他告诉他们：没有人见过四足动物在墙壁上走来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动物的花纸来糊墙壁。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他对该校教师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的训诫：
记住，我需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不要教给这些男女孩子任何东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实。别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别的一切都清除干净。你只能用事实去构造有理性的动物的大脑，其他一切都用不上。这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则，也是我培养这些孩子的原则。坚持事实，先生！
格雷戈林的这套事实哲学在实践中却是失败的。当它作用于家庭时，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剧；当它作用于社会时，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这恐怕是倡导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
狄更斯已经认识到阶级对抗的严重性，已经看到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的那条鸿沟。他希望用阶级调和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反抗，填平这条鸿沟。和宪章运动中的“道义派”一样，他不主张暴力对抗。小说中的庞德贝无疑是他激烈抨击的对象，但那位主张暴力的工人鼓动家斯莱克布雷契也是他所否定的一个人物。他对劳资两大阵营中的极端分子各打了五十大板。他所肯定的是斯蒂芬那样的工人：自己受了千般万般的苦，仍不失仁慈心和耐心。面对迫害自己、造成自己不幸的有产者，不是向他们挥舞拳头，而是直言进谏，用真情去感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变成和他一样具有仁爱精神和非凡耐心的人。如果劳资双方都变温和了，都能体谅对方、关心对方了，那么，这个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就美好了。——这正是人道主义的狄更斯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然而，他的这幅蓝图在现实生活中有几分实现的可能呢？这一点恐怕连作者自己也心中没底。
庞德贝之流显然是工人的死对头，他们是一些完全丧失人性的人，要期望他们对工人大发慈悲是不可能的。格雷戈林们则属于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有产者，他们也许会像《艰难时世》中那位功利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最后反省自己，缩短自己与工人群众的距离，但那也不是必然的趋势。读者甚至有理由怀疑，小说中的格雷戈林从一开始的顽固不化到后来的幡然悔悟，是不是转变得太突然了一点儿呢？作者对他所抱的期望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儿呢？如果没有经历家庭悲剧的切肤之痛，这个格雷戈林或别的许许多多格雷戈林会不会想到检讨自己的错误，自觉自愿地放弃功利主义的原则，成为工人的朋友呢？这些问题狄更斯没有回答，恐怕也无法回答。
尽管《艰难时世》最后给我们描绘的那幅蓝图不那么可信，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好书，因为作者确实已把他那个时代的“艰难”状况写出来了，只是他所提出的克服这种“艰难”的法子，不像他揭示“艰难”时所做到的那样令人心服口服。
狄更斯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文学创作最具多样性的作家。他视野开阔，反映生活的层面丰富，描写具有广度和深度。这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基本特色，也是《艰难时世》的基本特色。表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这种特色是以在大容量的时空中创造一群人而不是少数几个主人公为标志的。从故事开始到结束，基本情节的时间线索已经拉得很长，而在人物的描写中，现实的因素又跟历史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作者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丰满的整体效果：庞德贝如此，格雷戈林如此，露易莎和斯蒂芬等人也是如此。科克敦虽然只是个规模不大的新兴的工业城市，小说中的人物都活动在这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但作者描写的视角几乎是全方位的：格雷戈林的石头院，斯赖瑞的马戏团，庞德贝的银行和乡间别墅，斯蒂芬的陋居，等等，无不在作者审视的目光的照临之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克敦就是伦敦，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为了追求多样性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人物的主次关系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可以说，《艰难时世》是一部没有主角的小说，至少是没有绝对的主角。相对的主角倒有好几个：格雷戈林、庞德贝、斯蒂芬、露易莎、西丝等人都是。这样的小说在结构上往往显得比较松散，不容易引人入胜。但狄更斯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机智而富有幽默感的语言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艰难时世》是狄更斯代表作，19世纪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讲述了：
格雷戈林是国会议员、所谓的“教育家”，他以倡导了一套压制人性的教育方式而自鸣得意，富商庞德贝则以自我奋斗的成功者自居，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以功利主义作为生活原则，并且一起控制着小镇的经济体系与教育机构。正是基于“脚踏实地”的教育方式和“看重实际”的生活原则，格雷戈林的女儿露易莎最后被迫嫁给了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庞德贝，而儿子汤姆则成为一个行为放荡的浪子；也正是因为“从实际出发”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庞德贝为了吹嘘自己白手起家，竟不惜抛弃生母，假充孤儿，最终落得了众叛亲离的下场。
《艰难时世》由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编著，讲述了格雷戈林、庞德贝的艰难生活。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畅销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书中所展现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本书对当代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