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贝尔纳当了我的监护人，他当时在日内瓦防御工程工作。他的大女儿死了，但他还有个儿子，与我同年。我俩一起被送到博赛，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寄宿，学习拉丁文，学习人们冠之以教育美名的一切繁琐杂乱的东西。
在乡村待了两年，我那罗马人的粗暴性格有所收敛，恢复了童稚。在日内瓦，无人逼迫我，我却喜欢看书学习。那几乎是我唯一的乐趣。而在博赛，我不爱做功课，反而喜欢使人得以放松的游戏。乡村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我不能不尽情享受，乐此不疲。我对乡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爱，这种爱永远也不能扑灭。在我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幸福时刻时，我便对在乡村的逗留及其乐趣感到留恋，直到我重又回到那里去为止。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位极其通情达理的人，他既不忽略对我们的教育，又不用过多的作业来压我们。尽管我憎恶受人管束，但每每回想起以往学习的情景时，我从未感到过厌恶，而且，诚然，我并没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并没花多大工夫便学会了我所学的东西，而且丝毫没忘，这足以证明他的善于教学。
这种乡村生活的质朴给了我一个无价之宝，使我敞开心扉寻求友谊。此前，我只有一些高贵但却是想象的情感。共同生活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的习惯，使我与表哥贝尔纳情投意合。不久，我对他便产生了远胜于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从未磨灭。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纤细瘦削的小伙子，性情之温柔一如其身体的孱弱，而且，并不因为自己是我监护人之子，在家中受人偏爱，便任性撒娇。我俩的功课、消遣、爱好都相同；我们都没有朋友；我们年岁相同；双方都需要有个伴儿；我俩若是分开，可以说都承受不起。尽管我俩很少有机会表达我们的难舍难分，但我们从未想到过可能终有一别。我俩都心慈面善，只要别人不强逼，我们总是乖巧听话的。我俩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如果由于管我们的人的偏爱，他在他们的眼里高我一筹的话，私下里，我便占一次他的上风，双方摆平。课上，当他背不上来时，我便给他提词儿；当我做完作业时，我便帮着他做，而在游戏时，我的兴趣比他浓，总是我带着他玩。总之，我俩的性格如此协调一致，维系着我俩的友谊如此真诚，以致在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的五年多中，不管是在博赛还是在日内瓦，我承认，我们是打过架，但从未要人劝解，我们每次争吵从未超过一刻钟，双方都从未告过对方的状。尽管有人会认为这都是小孩子的事，但从中却产生了一个榜样，这也许是自从有孩子时起便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博赛的生活方式对我极其合适，如果能待得更长些，我的性格就彻底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温柔、亲切、恬静的情感。我认为世上没有谁生来就比我的虚荣心要小。我常因为冲动而心高气昂，但随即便重又萎靡颓丧。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受到接近我的所有人的喜爱。我很温柔，我表哥也一样，连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如此。在整整两年里，我既没看见也没受到过粗暴的对待。一切都在我心中培育了受之自然的禀性。看见大家对我和一切事情都很满意，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总也忘不了，在教堂里回答教理问答时，当我一时语塞，朗贝尔西埃小姐面露焦急不安时，我真是无地自容。就此一点已比我当众出丑更使我难受不已了，但却让我极其感动，因为，尽管我对赞扬很少动心，但我对羞愧却始终是十分敏感的，而且，我可以在此说一句，我并不怕受到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呵斥，反倒是担心让她痛苦难受。
P10－11
如果你认为对人性的研究是最为有趣的事，那这本书一定能让你获益良多，因为卢梭非常坦率。将自己的灵魂赤裸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卢梭毫不留情地坦言自己的忘恩负义、狂妄、不诚实、恶劣以及卑鄙。面对这样的他，你无法给予同情，因为他是那样面目可憎，然而这就是他对真实之美的热爱。他的愁绪是如此温柔，他那叙述天赋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不管你是多么地心生憎恶。仍旧深深地被吸引着。
——［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自传文学的辩证法典范
柳鸣九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1
1762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一米谢尔·雷依，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像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他的生活经历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迫不合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待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踵而来：1765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莫蒂亚的时候，便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亚和圣彼得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伦敦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1767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上卷。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l。769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下卷，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外省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1’770年11月。此后，他活在孤独和不幸的世界，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像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社会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阳纸贵”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忏悔录》是卢梭悲惨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和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献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
这定下了全书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绝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
“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特有财产，它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文学里是没有的。在封建主义之下，个性往往消融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里。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后，随着自由竞争而来的，是个性自由这一要求的提出，人逐渐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提出个性解放这一观念和自我意识这种感受。这个新的主题在文学中真正丰富起来，在法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十六世纪的拉伯雷仅仅通过一个乌托邦的德廉美修道院，对此提出了一些憧憬和愿望，远远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十七世纪的作家高乃依在《勒·熙德》里，给个性和爱情自由的要求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也是在国家的利益、家族的荣誉所允许的范围里；在莫里哀的笔下，那些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人的确带来了个性解放的活力，但与此并存的，也有作家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教。到了卢梭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他，第一次把个性自由的原则和“自我”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他，以那样充足的感情，表现出了个性解放不可阻挡的力量，表现出“自我”那种根本不把传统观念、道德法规、价值标准放在眼里的勇气；是他，第一个通过一个现实的人，而且就是他自己，表现出一个全面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个性；是他，第一个以那样惊世骇俗的大胆，如此真实地展示了这个资产阶级个性之“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像阴沟一样肮脏恶浊的全部内心生活；也是他，第一个那么深入地挖掘了这种资产阶级个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及那种敏锐而痛苦的感受。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我们不说《忏悔录》是发动了一场“革命”，至少也应该说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内容和风格情调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学中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由卢梭来完成的话，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的。唯其如此，卢梭所创新的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阶段，就成了一种典型的、具有表征意义的东西，而对后来者产生了启迪和引导的作用。它们被效法，被模仿，即使后来者并不想师法卢梭，但也跳不出卢梭所开辟的这一片“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感情发扬”的新天地了。如果再加上卢梭第一次引入文学的对自然美的热爱和欣赏，对市民阶级家庭生活亲切而温柔的感受，那么，几乎就可以说，《忏悔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灵感的一个源泉了。
《忏悔录》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1781年，后六章是1788年。这时，卢梭已经不在人间。几年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把一个遗体移葬在先贤祠，这就是《忏悔录》中的那个“我”。当年，这个“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获得这样巨大的哀荣。当他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方面也写了出来的时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造成了一个相当难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的光辉。然而，他这样做本身，他这样做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悲愤的力量，那种忠于自己哲学原则的主观真诚和那种个性自由的冲动，却又在更高一级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个难看的形象而显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如果说，卢梭的论著是辩证法的杰作，那么，他的事例不是更显示出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吗？
《忏悔录》是让-雅克·卢梭的自传。全书分为两部，主题是通过卢梭自己的坎坷一生反映社会对人的某种残害和压迫。在作品中，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侵染和损害。卢梭回忆了他孩童时代所受到的遭遇，入世后社会对他的虐待和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与不平，指出社会存在着“强权即公理”的不平等现象。在这部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奇书”中，卢梭把自己作为人的标本来剖析，他把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赤裸地呈现给读者，其坦率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由于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个性自由的精神，该作品被视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兆。
《忏悔录》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其晚年写成的，从1766年，他已54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770年，前后4年方告完成。
本书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