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面对安史之乱后强藩如林的危局，不惧困难，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历经艰险，百折不挠，最终取得了平定藩镇、国家再度统一的重大胜利，实现了传颂千古的“元和之治”。李天石著的《唐宪宗传（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与研究，肯定了唐宪宗的历史功绩，指出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全书文字生动，故事曲折，可读性强，是一部深入了解唐宪宗及唐代后期历史的重要著作。

唐宪宗是唐中期以后结束藩镇割据局面，实现“元和中兴”的一代杰出帝王。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年号并列，将唐宪宗与唐太宗、唐玄宗并称为“三宗”。李天石著的《唐宪宗传（精）》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客观而真实地叙述了唐宪宗的一生。

序言

第一章 动荡中成长

 第一节 生不逢时

 第二节 目睹藩镇的跋扈

第二章 内禅嗣位

 第一节 父亲的储贰危机与短期执政

 第二节 永贞内禅

第三章 元和新政

 第一节 调整人事贬黜“二王”

 第二节 孜孜以求探索治道

 第三节 整顿吏治严惩贪赃

 第四节 革除时弊淳化风气

第四章 讨平三镇

 第一节 平定西川刘辟叛乱

 第二节 平定夏绥、镇海之乱

第五章 征讨成德与魏博归服

 第一节 困难的抉择

 第二节 艰难的征讨

 第三节 魏博归服

第六章 元和年间经济财政的整顿

 第一节 “为政之本，在于安人”

 第二节 整顿财政、漕运

第七章 征讨淮西

 第一节 战前形势

 第二节 战争初期

 第三节 两京事变

 第四节 两线作战

 第五节 平淮西的最后阶段

第八章 割据藩镇的全部平服

 第一节 成德的归服与平卢的顽抗

 第二节 讨平李师道

 第三节 天下一统的再现

第九章 以怀柔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虽云两国，实若一家”

 第二节 抚绥回鹘、党项、沙陀、南诏

第十章 异彩纷呈的元和文化

 第一节 整顿教育发展科举

 第二节 热衷诗歌提倡古文

 第三节 留意典故爱好文艺

第十一章 晚年变化与崇佛佞道

 第一节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

 第二节 迎奉法门寺佛骨

 第三节 佞道与服食仙丹

第十二章 宪宗之死与身后褒贬

 第一节 立储之争

 第二节 宪宗之死

 第三节 身后褒贬与研究

附录 唐宪宗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三、历“泾师之变”

李淳的祖父德宗即位时，代宗留给德宗的大唐江山已是藩镇相望于各地，藩镇割据已成定局。德宗不满肃、代以来对藩镇的姑息态度与政策，企图以武力解决藩镇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更由于德宗本人早年曾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统军与叛军作战，因而他对以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充满了信心。

建中元年（780年）四月，泾州别驾刘文喜乘兵乱占据泾州（今甘肃泾川北），逼迫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使。①自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平卢（初治营州，后移治今山东青州）军将拥立侯希逸为节度使，首开方镇自主拥立节度使以来，各地方镇自举将领，逼使朝廷任命已成惯例。然而，德宗对即位以后第一次遇到的藩镇与中央对抗的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的部将隐匿丧事二十多天，仍以李宝臣名义上表德宗，请求朝廷允许李宝臣的儿子李维岳袭领父职。

李宝臣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所任命的河北降将中去世最迟的一个。此前，李宝臣曾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相约：将来皆以土地传授子孙。大历十四年（779年），魏博田承嗣去世时，李宝臣竭力请求朝廷以承嗣之子田悦为节度使，代宗当时唯求无事，给予批准。此次李宝臣去世，田悦则为李维岳上书德宗，请批准其为成德节度使。德宗“欲革前弊”，从此不再任命降将后代，因此毫无商量地加以拒绝。

五月，田悦、李正己、李维岳共同定计，连兵抗拒朝廷命令，六月，山南东道梁崇义也公开反叛朝廷，为此，德宗诏告天下诸道，共同出兵讨伐叛镇。从关中到蜀、汉，从太原到江淮、闽、越，诸道纷纷行动起来。七月，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败田悦军队于临沼（今河北永年）。恰在此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也秘不发丧，请求袭领父职。德宗同样予以拒绝。

八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李希烈率诸道军击败梁崇义，梁崇义与妻子赴井自杀，山南东道平复。

建中三年（782年）正月，成德镇招讨使王武俊杀节度使李维岳，传首京师，成德平复。

值此之际，河北大部平复，只余下魏州田悦及平卢李纳继续顽抗。德宗命令诸军围攻魏州。同时，对河北诸镇的隶属关系及官员进行了调整。

德宗此举显然操之过急，由于对战后的土地分配及赏功授职不满，幽州节度使朱滔、成德王武俊，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平卢李纳，共同举兵反叛朝廷。十一月，四镇盟誓：一镇有难，三镇支援，如有违盟，共同伐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十二月，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与四镇联兵共拒中央，并切断汴渠的漕运路线。

形势的骤变，大大超出德宗的预料，东方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不久，李希烈占领汝州（今河南汝州），包围郑州。兵锋直逼东都洛阳。建中四年二月，李希烈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州），切断朝廷南方汉水上的经济通道，贡赋、商旅全部断绝。八月，李希烈军队包围襄城（今河南襄城），神策将刘德信援救失败。

为解襄城之围，解除李希烈对东都的威胁，打通江淮与中央的物资供应线，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德宗征发泾原诸道兵，援救襄城。泾原节度使（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姚令言率五千士兵路过京师赴襄城。将士们冒雨急行军，原以为到了长安一定会得到赏赐。及至到了京师，朝廷竟一无所赐，京兆尹所供饭菜也极为粗劣。盛怒之下，将士们一举哗变，自长安城东北的通化门蜂拥人城，穿过兴宁坊、大宁坊，进攻大明宫南面的丹凤门。

这时，皇孙李淳与父亲李诵、祖父德宗都在大明宫中。形势万分紧急，从大明宫南门出逃已不可能，德宗匆忙带王贵妃、韦淑妃、太子、皇孙、诸王及唐安公主从北苑门突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仅率领百余人相从，其余后宫诸王、公主，大多都来不及随德宗出逃。

哗变士兵攻人大明宫含元殿，争先进入府库散发金帛，昼夜不止。叛军们又拥立原曾担任泾州节度使、后因胞弟朱滔叛乱而遭废黜的朱泚担任权知六军一职。几天以后，朱泚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

泾师兵变，叛兵人城后大杀唐宗室，77个郡王、王子、王孙都被杀害。如果德宗与太子、皇孙在兵变之时稍有耽误，很可能也会成为刀下之鬼，唐朝的历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由于事变仓猝，德宗一行最初并未确定逃向何处。后来德宗想起建中初年桑道茂曾请神策军高筑奉天城垣之事，于是决定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奉天是武则天时因皇家陵寝在此，分醴泉县设立，其东南距长安一百五十余里。德宗到达这里以后，发布诏书，征发诸道军队人援皇室。

数天之后，朱泚亲率叛军进攻奉天，唐左金吾大将军浑城率部分军队赶到奉天，抵御朱泚的进攻。由于众寡悬殊，战事异常激烈，奉天随时可能失陷。十一月，朱泚军队攻城更加猛烈。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城中粮食资财都已耗尽，御用粝米只余下二斛，城内唐军只能乘战斗间隙潜出城外挖野菜充饥。

自德宗向各地发出救驾诏书以后，正在河北率军讨伐藩镇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日夜兼程从河北援救奉天，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也从河北经代州（今山西代县）从蒲津渡黄河前来救驾。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队在醴泉（今陕西礼泉）大败朱泚军，朱逃归长安，奉天之围被解。  P22-25

提起唐朝的历史，人们对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也许并不陌生，可是说到唐宪宗李纯，说到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元和中兴”，说到唐宪宗在大唐帝国走向中衰时期为重新振兴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建立的功业，了解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在一起，将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所谓“三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三位帝王了。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一代皇帝，生于778年，死于820年，28岁即皇帝位，在位15年（805—820年），终年43岁。

宪宗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经历了开元、天宝的鼎盛时期之后，骤然走向衰落的时期。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帝国积蓄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唐帝国由峰巅跌人了谷底。社会的变化、动荡，空前剧烈。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先不说起，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藩镇割据了。

藩镇割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唐朝廷来说，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藩镇割据的存在，意味着唐帝国的分裂与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战争的连绵不断、藩镇强取暴敛的加剧及人民生活的无限痛苦；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结束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既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处于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皇帝，怎样对待藩镇割据，怎样对待国家统一，怎样对待民众的疾苦，怎样处理个人私欲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就成为人们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的主要依据。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唐宪宗可以说是唐中后期诸帝中的佼佼者。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为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地将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

宪宗登基不过数日，西川的刘辟便公然向年轻的帝王提出挑战，企图谋取三川，割据西南。宪宗不畏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果断地镇压了西川与夏绥的叛乱，揭开了“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序幕。在以后的年代里，宪宗先后平服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魏博等大河南北数十个割据藩镇，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帝国国势重新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这里，历史与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宪宗个人的智慧及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这个局面也是难以出现的。

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废除前朝种种弊政，释放宫女，停止进奉，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惩贪赃，禁掠奴婢，使代、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的原则，重视农桑生产，注意水利兴修，改革赋税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事必躬亲，使元和年间（806—820年）的生产有所发展，民众的负担不因讨伐割据藩镇的战争而有过多加重。事实上，元和年间的平藩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宪宗并未忘记百姓的疾苦，十多年里，他为百姓遭受各种灾害而蠲免的钱粮，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最多的。此外，宪宗重在与藩镇争夺赋税的方针，无疑也有益于民众负担的减轻。

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使元和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舞台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李绛、裴瑁、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放在有唐一代，也是难得的良相。在征讨藩镇的战争中，宪宗不拘资历，大胆起用年轻的才勇之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想等大批杰出的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

宪宗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宪宗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由于宪宗的大力倡导，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政治空气。

宪宗执政的初期、中期，注意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为筹集平藩的经费，长期“缩衣菲食”，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十几年里，兢兢业业，无论是“大雪深数尺、天气奇寒’’的严冬，还是“大暑方甚”的酷夏，宪宗坚持上朝不辍，勤于政务，为臣民做出了好的榜样。

宪宗有着果敢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多次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虽然征讨藩镇的战争多次受挫，然而宪宗从不为此沮丧退缩。特别是元和十一年（816年），铁城大败，中外震恐，群臣纷纷要求罢兵，宪宗力排众议，调整方略，坚持征讨，终于取得了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

宪宗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识机变的愚夫子。他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修正自己施政方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于祖先遗留下来的制度，他采取“苟非是，奈何不改”的态度，大胆创新，除弊兴利。讨伐藩镇，也能够注意在不利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暂时性的妥协，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同样体现出这种灵活的特色。

宪宗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颇重的一笔。

作为一个古代帝王，宪宗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圣明之君、中兴之主。当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能不在宪宗的身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取得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以后，宪宗在胜利的形势下渐渐变得骄傲起来，在思想、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此时，其历史的局限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人，是社会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古代帝王更是如此。我们既不能因唐宪宗的某些缺点、不足，而否定其平定藩镇、中兴大唐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其重大的贡献，而否定其存在的时代局限性。总的来说，宪宗晚年的变化更多地属于古代帝王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不能影响他作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帝王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这就是我们对唐宪宗的一个基本评价。

唐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帝王之一，但相较于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目前学术界对唐宪宗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书初稿于多年以前，此次应人民出版社之邀，主要是根据数十年来新的研究进展与新的出土资料，对相关内容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与重写。总的要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唐宪宗的一生，一切依据文献史料来说明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重在反映宪宗的一生，但又不完全局限于宪宗个人。对于与宪宗相关的历史人物及社会背景，亦给予必要的论述，以求从众多的社会联系中进一步深入了解宪宗，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促使更多的学者重视唐宪宗的研究。

得益于近年便利的高铁与高速公路，我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战争发生地、交通路线，进行了实地调研与考察，订正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一些讹误。

本书内容涉及唐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书中的一些观点仅是著者个人的学术见解，未敢言必是，书中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学界同仁及读者们批评指正。

李天石

2017年7月6日

于南京秦淮河畔石头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