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位青年作家的小说
近年来，山西涌现出不少文学新人。他们走上创作的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步子是稳健的，路子是正确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首先想到的是潘保安。他的处女作《老二黑离婚》发表后，立即受到广泛的注意，并被评为《汾水》一九七九年度优秀小说一等奖。小说也曾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这使潘保安感到苦恼。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猪八戒探亲》。近年他更加勤奋，一连写了好几篇，已经发表的有《报复》和《拴虎巧治太平庄》。这两篇跟《老二黑离婚》一样，是写农村生活的，但他已不再表现十年内乱中人们的悲苦，而是把眼光投注在农村当前复杂的社会矛盾上。《报复》描写了党群关系。公社主任铁拐李过去批斗了石匠狗剩老汉，现在怀着负疚的心情，要把没收去的一盘小手磨还给狗剩老汉，虽然被老汉捉弄多走了几十里山路，也还是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从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党群关系正在恢复。《拴虎巧治太平庄》以一个新颖、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变乱为治的可爱形象，鞭挞了“老包队”的霸道作风。所写“吵架场”一节，构思别致，为小说增色不少。这篇小说写到一个落后队的生活，但作者是以积极和充满信心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的，读后使人感到鼓舞。应该说，以“向前看”的态度和热烈的情调描绘新时期里人们乐观向上的斗争精神，鼓舞人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这样的路子是对的，应当肯定。
如果说潘保安注意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和赵树理的艺术技巧，那么，王西兰更注意向生活学习。他长期生活在晋南农民之中，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品中生活气息较浓，而且颇有晋南的地方色彩。从反映的生活内容来说，他的着眼点是在新时期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上。发表在《汾水》一九八。年第二期的《闸门》，接触到堵塞走后门的问题，启示人们要把“人情”置于工作之下。小说以《闸门》为题，含有双关的意义，令人深思。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上也颇见功夫，曾获得《汾水》一九八。年优秀小说二等奖。发表在《青年作家》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上的《乐人之家》，深入到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角落。“乐人”，就是唢呐吹奏者。乐人赵成龙，过去凭着一手高超的技艺挣了不少钱，盖起了新房。但他逐渐把自己当成了商品，抬高了要价，降低了人格，招致人们的不满和妻子的反对。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把自己的技艺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才有意义。小说就以这样的深刻哲理回答了一个有特殊技艺的人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作者的另一篇小说《价值》（《郑州文艺》1980年第5期），写一个老干部忘记了当年给他以救命之恩的农村妇女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干部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批评一些人贪图享受、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和呼唤恢复党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曾获得《汾水》一九七九年优秀小说一等奖的《有福老汉》的作者张发（这篇小说是与秦溱合写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步子迈得很稳。他在《汾水》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硬汉宫老存》，获得了《汾水》一九八。年优秀小说二等奖。他还在《山西日报》和《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两篇小说。他的特点是刻画了几个各具特色的老年农民的典型形象。有福老汉是十年内乱中江青之流搞“造神”运动的受害者，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硬汉宫老存》属于新时期里挺起腰杆来理直气壮地做人的典型。作者塑造这个形象，不在外貌上涂以惊人之色，而是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在美。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变》所写的丁三老汉，与此相似。张发写《有福老汉》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现在留校当助教。可能由于长期生活在校园里，他的创作不像喷泉。不过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却是难能可贵的。
近几年来李锐发表了十几篇小说，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不注意从当前斗争中选择重大的主题，而是擅长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撷取富有特征性的小事件，精心编织成抒情小调，以此拨动人们感情的弦索。较早写的几篇，是以十年内乱中一些人物为主人公的，有的是歌颂青年们纯真的爱情，如《燃烧的爱情》，有的是鞭挞伪善者的丑恶灵魂，如《你见过她吗？》《半杯茶》等。最近的几篇从那个特定的混乱年代中走了出来，探索了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和青年们爱情生活的曲折，像《月上东山》（《汾水》1981年第9期）、《人之常情》（同上第4期）、《菩萨之心》（《青年作家》1981年第11期）等。李锐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简练、含蓄，富有感情色彩。在爱情描写上，他不搞那种低级趣味，而是引导人们向善。他的缺点是描写人物的感情生活同当前的重大斗争结合不紧，在刻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努力不够。
这几位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在从事创作之初，就有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责任感，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竭力用自己的作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强人们的斗争信心。他们的小说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应该改进。除以上几位外，还有一些人如权文学、张旺模、王红罗等，在创作上都很勤奋，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谈及了。当前的重要课题，是加强对新人新作的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使我们的文艺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2年2月
P5－7
这本书跟《三闲居文谈》属于“姊妹书”，那本书《自序》的意思大半包括了这本，说过的不再说，只说以下几点。
在那篇《自序》里，我说到《文学在寻求自己》。这篇小文的写作，跟成一有点关系。从最初写《清明雨滴细无声》起，我对成一的创作比较关注，他每有新作，我都要看。我发现，成一的小说是不断向人物的内心掘进，从多方面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于是写了《论成一的心态小说》的长文。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过去我读鲁迅的小说，已有“唯一的形式是最高的形式”的想法，研究成一的创作，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另一个来源、元素，也坚定了我的认识，因之在《文学在寻求自己》中提出了这个论点。九十年代中期，读到成一的长篇《真迹》和《悬挂滑翔》等四个中篇，那可真是“不可改编”，因为故事是虚无的，不存在的，或者只存在于意念中，想象中，似有似无，你无法把它改变成具体实在的可见可感知的形象。我又写了《创造“唯一的形式”》，谈我读了这几篇小说的感想。就在那时候，读到蒋韵一篇文章，说成一是立意写“不可改编”的作品的。随即读到蒋韵的一篇小说，题为《城市的故事》，也是那样，作者多次煞有介事地描写了一大篇，接着却说“这一切”都是某某（作品中人物）想象的或编造的，也就是不存在的，我把它称作“反叙述”，整篇小说就是由叙述和反叙述组成。显然，这也是一种“不可改编”。读到这类小说，我感到欣慰。我觉得我和这些作家之间，心灵相通，我们在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这是作家跟批评家之间最好的一种关系。
有趣的是，就在蒋韵宣布成一是在着意写“不可改编”的作品以后不久。成一写了一部“能说”“能改编”的小说，并且很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这些，我都及时写了文章。对成一写“不可改编”的作品，我赞赏，对成一写“能说”的作品，我亦赞赏。成一是一位想写什么就能写成什么，对一种样式想坚持就能坚持，想改变就能改变，有多种能耐，心想就能事成的作家，而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成一不追求数量，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他不重复自己。他的创作道路是不断创造的道路。李锐等几位作家，也是这样。这一点，我尤为赞赏。
在这本集子里，我收入几篇“千字文”，如《灰色人生的画手》《激情如注》等。这些文章大都是在小报发表的，限于篇幅，只谈感想，不能展开。文章短，我却觉得自有其意义，所以特地收了进来。
这本集子中说到的作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即冈夫和刘江。在要不要把谈他们小说的文章——特别是谈刘江的那篇——编在《“山药蛋”这一派》那一本里，费了思量。“山药蛋派”是小说流派，冈夫是诗人，可以不算；刘江是从太行区出来的，写小说为主，风格跟马烽、西戎等人相近，以前出版的《太行风云》颇有影响，属于“山药蛋派”无疑。最后决定编在这一本。主要考虑有三。一者，两位都是老前辈，冈夫的编在这一本，刘江的也编在这一本，就不显得孤单。二者，刘江这部小说是写当今改革的，跟这本书所谈论的其他小说相同。三者，我谈刘江的文章，要旨之一，是写方言文学有独特意义，而这一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曾谈到，就是在评王之元《三里湾新传》的那一篇里，两文写作时间相近，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加强力量。需要申明的是，把谈刘江小说的文章编在这里，不等于否认刘江属于山药蛋派。
本书所收，并非我所写全部这方面的文章，有十多篇没有收入，大都是我不太满意。其中一篇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一九九七年前后，老熟人范某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写抗日战争的，主人公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一个具有侠风义骨的传奇人物，小说武侠色彩很重。我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在《北岳风》发表。虽然没有“拔高”，但只写了肯定性的一面，没有谈另一面，这跟我平常的写法不大一致。范某一九五七年受到过冤屈，我以此表示对他的同情。这是范某小说出版后唯一的一篇评介。在这同时，我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主编的一本书出版。这本书是一本集体著作，对新时期十五年山西作家各种形式作品进行扫描。一天，范某打电话给我，大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写我？”连问三声。我说我不是写了文章吗？范某说：那算什么？我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对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做了解释，并举力群老先生一本书也没有谈到为例，意思是有想不到之处，特别是介于两种文体之间的作品。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可以了结。不想，范某编造故事写了一封密告信，寄给有关领导。这事我当然不会知道。那时宣传部来了新领导。这位新领导开头对我很好，半年之后，忽然变色，不仅对我冷眼相向，而且对赵树理研究设置许多障碍，弄得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没法搞下去，我多次想辞去会长职务，又没人管。后来那位领导走了，可是我的境况依旧，我百思不得其解，弄不清哪里出了问题。加上另一件诬告，在十多年时间里，我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无法言表。我只有杜门谢客，一心做学问，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思想到各处遨游。写了书不出版，写了文章不发表。二○一一年春天，范某在长治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揭发”我的。结尾说，他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写好后，寄给某某某等三位领导。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位领导是看了范某的黑帖子对我采取那样态度的。范某的这篇文章，纯粹是胡编乱造，可以说连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影子都没有，可那位领导竟然信以为真。比如密告信说我是“文革”期间山西省革委大批判写作小组组长，看到这个说法，我感到好笑，因为这属于“异想天开”。多亏后来真正的“大批判写作小组组长”写了文章，叙述那个小组成立和发展经过，我那个被范某高高戴在头上的官帽子才算脱掉。这就是诬陷的力量。这比诽谤更严重，因为诽谤是公开的，而这是黑帖子，是暗箭。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人诬告，不怕，怕的是领导收到这种黑帖子后，不调查，不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便信以为真，并据以实行领导。现在那位领导到了他可能很不想去但是不得不去的地方。为了忘却，我评范某小说的文章，只好割去。
有几篇谈报告文学和散文的文章，附在后边。
本书所收文章都发表过，但有的记不清发表日期，有的连发表的报刊名称也忘了。
这本书既跟《三闲居文谈》是“姊妹书”，那本书《自序》的最后一节也可以拿来：“岁月匆匆，我这个曾经的《批评家》主编，三十多年写批评文章竞然只有两三本小书，回想起来，可叹复可悲！”
我这本书是献给各不同年龄层次的新老作家的，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
2015年11月15日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的这套《董大中文集》共10册，内容分别如下：
第1卷《鲁迅日记笺释》用传统考证方法，对一九二五年的《鲁迅日记》做了笺释，使鲁迅还原到本来面目，使鲁迅跟朋友交往情形有了明确的事实叙述。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是个创新，具有方法论意义。
第2卷《鲁迅与山西》属鲁迅与地方文化研究。作者董大中细致地梳理了鲁迅跟山西的种种关系，在鲁迅研究上是对研究领域的扩大，对研究方法的新的探讨，在二十世纪山西文化和文学发展研究上具有溯源意义。
第3卷《鲁迅与林语堂》以作者在《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中提出的把文化和传统分割开来的观点，梳理了鲁、林二人的交往情形及其各自在写作中的主要倾向，使二人的成就分别得到彰明，使作者所要阐明的“弘扬祖国文化，反对封建传统”两句话得到具体印证。
高长虹和他发起成立的狂飙社，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是由于误读和其他种种原因，过去人们错误地对待高长虹，形成一桩冤案。第4卷《鲁迅与高长虹》仔细地梳理了“高鲁冲突”的经过，驱散了迷雾，还原了高长虹的本来面目，使这一冤案得到廓清。
第5卷《赵树理论考》是作者有关赵树理的七部学术著作中的一部，以考证赵树理生平事迹为主。作者研究赵树理，在生平事迹考证和佚文发掘上成就大，这本书可以反映出作者这个成就。本书中一些以论为主的文章，也是很有见地的。
第6卷《三闲居文谈》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宏观考察。按时间顺序编排，可见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概况。作者思想敏锐，观点新颖。其中有些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论点，如《创新与时代》等，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7卷《读小说记》是作者所写小说批评文章的结集，属于微观考察。由于作者具有历史眼光，他总是把所批评的小说置于历史坐标上，这样阐述的价值更有深度。作者十分强调批评家要有“越位意识”，这在本书中有明确表现。一些文章考察了小说作者的创作力构成，这在小说批评上，是个创新。作者的许多论断对创作具有指导作用。
第8卷《“山药蛋”这一派 敲门集》收入两本书。《山药蛋这一派》收入作者除赵树理以外这个流派其他作家的批评文章。《敲门集》是一本艺术理论集，作者在艺术生产力和影视剧美学两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卓有见识的意见，对构建这两门艺术学科具有重大价值。
第9卷《文化圈层论》属文化哲学。作者以人的自我发展为核心，把各种文化现象分为三大类，指出制度文化在社会发展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工具文化是供人们使用的，习俗文化在表现人的性格和民族性上重要。本书对什么叫民族文化，如何对待文化交流等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很可供参考。这样的著作从来没有过。
在第10卷《董永新论》中，作者根据他故乡流传的有关董永的各种传说和民俗，对董永传说做了全新的阐释，指出天仙的原型是当地一个名叫田仙的农村姑娘，传播开来，成了一个神话故事。从中可见神话的来源。本书利用民俗进行研究，在方法上是个创新，为作者随后提出的“建立民俗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的这套《董大中文集》由作者董大中自己选择篇目，按时间顺序和研究课题分10卷本结集出版。文集总结了董大中在鲁迅研究、赵树理研究、“山药蛋派”作家研究、民间孝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成果，编辑成8卷本，又将其对新时期文学的宏观考察和所写的批评文章编辑成2卷本。这些创作成果均是作者深入实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走访当事人，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在掌握了丰富资料基础上笔耕不辍、勤奋创作而成，凝聚了作家的大量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