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三百年来,纳兰词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徐征、冯黛虹著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容若寻踪)》以考古寻踪的方式,娓娓道来纳兰容若传奇的一生,并对其唯美诗词做了精准笺注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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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清代的词人、词作、词论均多于前代,被称为文学史上的“词之中兴”。纳兰性德是位感情丰富、才华横溢的词人,在词创作方面极有建树。尤其是他悼念亡妻词写得哀感幽绝,感人至深。
纳兰容若三十年短暂的一生,让古今多少人为之叹息?他身世显赫,文采武略,可谓全才,可人人争唱纳兰词,纳兰心事几人知?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去边关梭龙成功完成军事侦察,为后来的战事提供了准确的军事地理情报,可知纳兰容若也是热血男儿。可能他也曾想要一展抱负,做一番事业,可他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又在他父亲明珠的光环之下。前朝后宫的势力牵制,使他的仕途在夹缝中,恐怕也很难施展。他所有的心事恐怕都在一壶酒一首词里了吧?
《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容若寻踪)》作者徐征、冯黛虹通过考古探究的方式,通过对纳兰故里的考究,结合纳兰诗词,大胆推测,论据充分,为纳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参考价值。
明府管家安尚仁
《辞海》解释管家:“旧时为富贵人家管理家务,而地位较高的仆人;也用作对一般仆人的敬称。”
明珠家之所以用管家,原因有四:一、明珠夫人觉罗氏顺治八年(1651年)与明珠成婚,“平日皈心释氏,晨起必焚香膜拜,诵梵经一卷,尝手书《金刚经》,字画精整,锓板流传,缁素皆奉为重宝”。二、明珠和觉罗氏生有三子三女,“夫人削衣贬食,庀治家政,使相国(指明珠)无内顾忧”。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八月,觉罗氏不幸去世,缺主持家政者。四、明珠官阶越来越高,家中“货贿山积”,需要有人帮助管理。
研究明珠家事,必牵涉管家,研究安管家,必研究安氏子孙。因为他们也是明珠后人的管家,长年吸附在明珠家族中。
安尚仁,又名安尚义,祖籍朝鲜。他是怎样来到中国而进入明珠家里?
一是所俘人员说。据叶恭绰《矩园余墨》载:“实清初所俘朝鲜人编入内务府旗籍者,其时俘虏分与各贵族为奴,乃等闲事,其中不乏优秀分子翘然特出者。故清代大臣恒有抬旗之举,即消除奴籍之谓”。安尚仁隶满洲正黄旗,思考问题能从全局出发,做事讲究进止,胆大心细,善于应酬,脱离初来传唤洒扫之役,后掌握明府家务。
二是朝鲜使团说。清宗德二年(1637年)清太宗皇太极以武力压服朝鲜,使之成为清朝的藩属国。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迁都北京,朝鲜每年都以“进贡”或“谢恩”等名义派出使团前往北京。该使团除了携带向清朝进贡的物品外,还带着本国的土特产在中国从事商品贸易。朝鲜使团的进贡物资是由官府出公费,又雇佣本国的马匹驮运至北京,被称之为“卜驮”,将各种货物驮到凤凰城边门后,即把本国马匹遣回,然后在当地雇车运送。康熙七年(1668年)朝鲜领议大臣郑太和向国王禀报说:“臣曾住北京,其归也,卜驮甚多,车马拥前。”朝鲜使团有的团员留在中国,依靠门户生存发展起来。
明珠准安尚仁当管家,可未想到安尚仁借机揽权,对下人心狠手辣。《啸亭续录》卷三“明傅家法”条中云“立主家长,司理家务,奴隶有不法者,许主家者立毙杖下”。《溪上遗闻录》载:“枋臣(指明珠)有幸仆日安三,势倾京师,内外官僚多事之,如旧史之萼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
明珠与安尚仁的主仆关系尚密,而家人与安尚仁的关系不协。容若云:“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某人指的是安尚仁)。容若问姜振英:“家君待先生厚,然而率不得大有佽助?盖有人焉。”(指安尚仁中间作梗)。可见姜振英和安尚仁之间关系紧张。
安尚仁父子打着为明珠家经商的幌子,自己从中营利,由小坐大。安尚仁在北京城西北部皂荚屯一带遵明珠之嘱浚河修庙。王时鸿《重修榆河乡东岳行宫碑记》中对安尚仁歌功颂德。如“尚仁之志于是乎毕,而相国未竟之愿于是乎得遂,尚仁不特以乐善好施为福田利益,其不忘相国遗言而必欲备物尽致,无一毫遗憾而后止,尚仁亦贤矣哉!”又记“以传相国之遗意,著尚仁之美事云”。昌平区阳坊镇《药王庙重修记》载:“康熙甲午(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太傅明珠家人安尚仁奉其故主遗命重修。安多骄气,谓羽客韩公(一明)不之礼,负气去,遂成此亭亭之势云。”可见安尚仁傲慢跋扈。
安尚仁住北京什刹后海簪儿胡同(现孝友胡同),是正黄旗属地,与明珠府毗邻,势甚煊赫。
安尚仁长子安图,次子安岐,三孙安葑(凤)皆在天津,经营盐业。其中安岐(崎)字仪周,号麓村,居于天津东南沽水草堂,自幼读书,喜爱书法名画,因家资巨富,收藏大量字画,门额“古香书屋”,遂成为清代著名书画收藏家,著有《墨缘汇观》。昭裢《啸亭续录》载:“明太傅擅权时,其巨仆安图,最为豪横。士大夫与之交接,有楚滨、萼山之风。其子孙居津门,世为盐商,家乃巨富,近日登人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与其联姻眷者,亦数典忘其祖矣”。
此外,他们还在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地置田庄、设钱庄、开当铺,甚至在景德镇烧瓷,经营瓷器生意。清世宗胤稹派人查过安尚义,江西布政使常德寿《查讯安尚义烧造瓷器折》:“安尚义之子现在扬州行盐,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起差伊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瓷。所烧瓷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历年以来所用材料以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并无短少,亦无招摇生事等语”。安家的财产由此而富天下。
树大招风,安尚仁还是被立案了。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月十九日,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折(一)《安尚仁盐引案》。何为“引”?郑天挺《清史简述》中云:“凡承销盐都户部发给凭照,没有凭照的不许私卖。这种部发凭照称为‘引’,有‘引’的称为官盐。一包盐一个凭照,有多少包就称多少‘引’,每‘引’相当二百至二百五十斤”。又云:“盐商销盐各有专卖区域,称为‘引地’,是包销性质,先交巨额费用,领引承销,然后发交散商,按年完课。他们都是世袭的,所以称为‘引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十六日又上奏折(二)中有“叔叔张希思因年老不能料理生意,将陈西七处引窝顺与钱仁,算还明府本利银子”。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四月初五日上奏折(三)中载“议在安尚仁名下追出引窝银一十六万九千零四十八两入官克饷,不敢冒昧具疏”。
《安尚仁盐引案》涉及明珠三条。一是陈州七处地方原是张霖引名承办,借的是明府本银。二是康熙三十五年间退于钱二承办,每引四两作价,除还了明府的本利,找到了几万银子。三是安尚仁供“我的主子原有几两银子放债”。以上所述均属于高利贷性质。清代放高利贷是普遍现象。冯佐哲《和坤评传》载:“早在康熙、雍正统治时期,许多身居要职的显贵官僚都经营典当业。如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奇和曹寅等人都开设当铺,进行高利贷盘剥”。P7-9
纳兰容若于清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诞生在京师。本名成德,后避东宫允初(小名“保成”)而改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
容若天资慧悟,好学不倦,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康熙六年(1667年)得董讷教授,学业大进。青年容若享用家中藏书,兼通“四书”“五经”。
康熙十年(1671年)“补诸生贡入太学”,受到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的好评“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与同期在国子监学习的汉军旗人张纯修(见阳)结为终生挚友。
康熙十一年(167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同榜有韩菼、翁叔元、王鸿绪、徐倬、曹寅等。第二年参加会试中试,为贡生。即将廷对,忽患寒疾,未能殿试。不久游学于徐乾学,“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日,黎明骑马过余邸舍,讲论书史,日暮乃去。”徐称赞“益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三年而学大成”(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
康熙十五年(1676年),“岁丙辰,应殿试,条对剀切,书法遒逸,读卷执事各官咸叹异焉”(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中二甲七名进士,但久无委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三十日,容若妻卢氏卒,翌年七月葬于皂荚屯,使容若伤情彻骨,容若《减字木兰花》有“一朵芙蓉着秋雨”。“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
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十月,始任乾清门三等侍卫。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记:“未几,太傅人秉钧,容若选授三等侍卫,出人扈从,服劳『隹谨。”
康熙十八年(1679年)暮春,与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等人游张纯修山庄,作联句词《浣溪沙》。
康熙十九年(1680年)常去昌平、延庆、怀柔等地督牧。“尝司天闲牧政,马大蕃息”(姜宸英《纳兰君墓表》)。是年继娶官氏。
康熙二十年(1681年)有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诗中有“登楼一纵目,远近青茫茫”句。后来顾贞观在《大江东去》词后书一段文字,其中有“忆桑榆墅有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五日上元夜,与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顾贞观、姜宸英、吴兆骞、曹寅等共集花间草堂,饮宴赋诗。同年八月,觇梭龙。“丁零逾鹿塞,敕勒过龙沙。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赊。行边依羽箭,乘障咽霜茄。地轴图经外,车书总一家”(徐乾学《送行诗》)。奉命执行军事侦察。“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容若《满庭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诗作《驾幸五台恭记》,诗中有“亲侍两宫来”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扈从南巡,经泰山、扬州、苏州、无锡、镇江、江宁、曲阜等地。同年十一月初一至初四容若在建业,有《江南杂诗》其中一首:“紫盖黄旗异昔年,乌衣朱雀总荒烟。谁怜建业风流地,燕子归来二月天。”岁暮,容若纳沈宛为妾。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十八日,晋升一等侍卫。同年五月初,曹寅至京,容若《满江红》词作(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楝亭图)。五月二十二日,梁佩兰、顾贞观、姜宸英、吴雯集容若庭,饮酒,各赋《夜合花》。次日容若有疾,五月三十日,因七日不汗病故,享年三十一岁。姜宸英在《祭文》中云:“夜合之诗,分咏同裁。诗墨未干,花犹烂开。七日之间,玉折兰摧。”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容若葬于京郊皂荚屯。徐乾学撰《墓志铭》《神道碑文》,韩菼撰《神道碑铭》,顾贞观撰《行述》,姜宸英撰《墓表》。
纵观纳兰容若的一生,凸显出以下特色:
一、其词作雄浑深挚,得法声正。
容若之词语出肺腑,行卷自如,无雕刿之迹,故情致自然,丽质清新。严绳孙、秦松龄说:“兄善依声,世称绝唱,周柳香案,辛苏激元”(《祭文》)。其意是说容若词风,婉约不亚于周邦彦、柳永,论豪放可与辛弃疾、苏轼媲美。清初,朱彝尊词风高逸绮丽,确立了浙西词派,陈维崧词风豪宕,形成了阳羡词派,而容若兼二者之长,鼎立于词坛。周稚圭说“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陈维崧云“《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顾贞观云“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通志堂集》收容若词共三百阙,后经辑补增至三百四十九阙。容若是杰出的词手,其词有高度审美价值,内容有时代进步性,表达有新颖性。梁启超感叹:“清代大词家的头把交椅被容若占去。”
二、其诗高昂坦荡,流泉呜咽。
徐乾学称赞说他“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清史列传》载:“善诗,其诗飘忽要眇,绝句近韩偓。”《通志堂集》收容若诗三百五十四首,后经辑补增至三百六十二首。容若认为诗人应向古人的作品学习,“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母乳也。”又强调自立门户,自成一格,“必自立而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他强调“诗乃心生,性情之事也。”咏物诗咏的是物,而容若明白要通过咏物来寄志,诗必须言志,咏物诗也应以言志为主。
三、其边塞诗词雄阔苍茫,发今古情。
容若担任侍卫期间,扈从清圣祖经山海关,巡视东北,途中写下精深的诗词,填补了边塞诗词的一个空白。容若的边塞诗词达五十余首,在描绘塞外风光中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从未见伤害少数民族的尊严和感情。“凄凉绝塞,娥眉遗冢”的吊古之作,赞颂王昭君“和亲妾请行,不辞边徼远”的深明大义。路过山海关看到长城写下“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反问“毕竟为,谁家筑?”容若《蝶恋花·出塞》从画角声咽,战马悲呜,满目荒凉,感叹谁也不是永久的主人,长久占据河山。故而唱出“今古河山无定据。”的辩证关系。
容若《南乡子》词中有“塞草霜风满地秋”句,这是他在塞上的所闻所见。塞外古戍的烽烟,日落的悲茄,塞雁的哀鸣,茫茫的黄沙,西风的哭诉,牧马的嘶叫,无不给其视觉、听觉的强烈刺激。蔡嵩云《柯亭词论》认为容若“尤工写塞外荒寒之景,殆扈从时所身历,故言之亲切如此。”
四、其悼亡诗词缘情写景,寸裂柔肠。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特殊的文学题材,《说文》:“悼,惧也。陈楚谓惧日悼,从心卓声。”《广雅释诂》:“悼,哀也。”西晋潘岳《悼亡诗》是最早把悼亡二字合用,并著称于世,抒发对亡妻的忆恋和伤逝。李煜把诗体中的悼亡题材引入词体,无疑是一个创新。宋代苏轼认为词体有利于悼亡题材的创作,因而他有意识开拓词的题材。
容若认为词是诗亡后继起的文学样式,他在七古《填词》云“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强调词须比兴,他不仅扩大了悼亡词的容量,且提升了质量,在文学史上无出右者。他把悼亡词作为文学创作重要而严肃的题材来对待,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统一,抒发纯真而高尚的人情,使悼亡词达到新的高度。他的悼亡词痴情裹缠,血泪交溢,句句出自肺腑。正像王俨斋说的“柔情一缕,能令人九转回肠。”容若的爱妻卢氏殁后,零落鸳鸯,哀恸追怀,那楚楚动人的悼亡词就是他生命的绝唱。
综上所述,纳兰容若是文学的才子,文化的圣手,文苑的骁将,以生命的冲力和魅力走在时代的前头,在满汉文化交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团结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留芳华夏文化史册。正如梁佩兰所言“于今那得见,天上作星辰。”是的,纳兰容若像一颗璀璨夺目的亮星,闪耀在天际。
徐征
2016年8月于京华饮墨堂
纳兰容若和北京有着不解之缘。北京后海有明珠的府邸,京西海淀上庄有“明府花园”;海淀镇南桑榆墅是容若与眷属的住所,也是会友的地方;紫竹禅林(今紫竹院公园)是容若夫人卢氏卒后暂厝的处所,也是悼亡词形成的地域。容若殁后埋于上庄祖坟,因而北京是容若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乡土。容若也成为今日北京历史文化的名人。
自1993年以来,笔者就踏查遗存,寻访容若行踪,整理成篇,出版在即。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北京海淀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名杰和海淀区文化促进发展中心主任叶亮清及张东旭领导的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对本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还要感谢纳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子菲女士、纳兰性德馆长赵宝军、海淀区志办王荣梅;最后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出版单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付出的艰辛劳作。
徐征冯黛虹
2017年2月28日于京华饮墨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