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韦尔伯·施拉姆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书中，施拉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回忆了对传播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四位先驱性学者，并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客观评价。

以亲身回忆讲述一门学科的成长故事，将对一项学术事业的私人情感融于公共知识的整理与历史叙事之中，《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上编作为传播学创建者韦尔伯·施拉姆的临终未竟遗稿，知识史写作表达着对那些激励这一学科创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深切敬意；而在下编，历史的叙事者变成了叙事对象，致敬者变成了被致敬者，知识增长与情怀寄寓都在延续……

独特的作者身份与独特的叙事方式使这本传播知识史著作具有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对于任何关心学术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的人而言，本书都是一部值得研读的重要著作。对于大众传播与传播理论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

编者的话

第一编 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

 第一章 先驱之先驱

我们的先驱

大众传媒为现代传播研究提供了舞台

大学中传播研究的兴起

专业背景在传播研究发展中的重要性

先驱与研究新模式的兴起

 第二章 拉斯韦尔：政治、权力和意指符号

拉斯韦尔的事业雏形

事业的转折点

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拉斯韦尔与一般社会科学

 第三章 拉扎斯菲尔德：从市场调查、媒介效果到社会强化

维也纳岁月

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

广播研究项目

哥伦比亚研究所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

媒介弱效果时代

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第四章 勒温：场域、群体和传播

勒温生平

“神仙会”

柏林研究

移居美国

生活空间和场域理论

爱荷华研究

群体动力学

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第五章 霍夫兰：实验、态度和传播

霍夫兰的早年经历

战时研究

研究方式

耶鲁项目

作为因变量的态度

计算机模拟

 第六章 先驱的遗产

传播研究的兴起

变化的规模

挑战简化

质疑旧模式：有限效果论

质疑旧方法

作为文化研究的传播学

作为“社会学”的传播学

批判研究者的反向运动

信息时代的挑战

第二编 美国传播研究的奠定

 第七章 施拉姆：奠基人

奠基人与先驱

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施拉姆的起点

华盛顿的战时岁月

新闻学院

伊利诺斯的大众传播学

斯坦福：传播研究的播种机

施拉姆的工作方式

夏威夷的尾声

 第八章 美国大学传播研究的建制化

施拉姆的计划

多元化建制

三类大学

代表性案例：密歇根州立大学与威斯康辛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第一个传播学系

威斯康辛大学：修正已有建制

命名的建制化

NSSC：协会和刊物

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命运

未来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译后记

人类传播史上许多瑰丽的篇章，深刻的思想、决策和发明都深深隐匿于时间与空间的迷雾之中，我们对其所知极其有限。本书基本上也只是一部关于当代一些重要学者的故事，这些学者领导了对传播进行社会研究的重大革命。我们认识他们本人。有关他们的记忆、记录依然鲜活新颖。他们的追随者就在我们之中。他们之中的四位对现代传播研究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因此必须将他们称为“先驱”。我们的先驱

自然，我说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库尔特·勒温和卡尔·霍夫兰。无论在研究实践还是理论开拓方面，他们每一位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创造力。他们之中有三位建立了学术研究与培训机构，而四位学者全都指导了大批学生，并对其同辈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许多观察者所说的，他们在传播研究初创时期进入这一领域，而在其离开时，该领域则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更准确地说，他们在一个被称为“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or communication study)的学术领域存在之前，进入进而创造了这个领域。

他们当然从未这样谈论自己，因为他们谈到自己的成就时往往十分谦逊。事实上，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被称为传播研究的先驱，他们立刻会说，他们自己同样也有先驱，比他们的成就更为重要的传播思想早在他们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就已经形成。记得有一次，我曾和拉斯韦尔谈起传播的史前史(communication Past)。他问我，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多少人。我猜测，百万年间地球上可能生活过1000亿左右(误差正负25％)的人类或类人猿。如果按照基督教的创世学说，也就是说，世界从大约6000年前伊甸园中的单个家庭开始，之后又从阿勒山方舟中的诺亚一家重新开始，那我们就要将之前的估计降到500亿(误差正负15％)。他轻声笑着表示，他赞同达尔文的时间估计。但是很明显，他留意的其实是这些数字以及这数字所蕴含的意义——这些数字意味着，众多观念因为没有保存它们的手段而丢失了。对于那些祖先们形成却消逝在史前史的迷雾中因而不能为我们所知的深刻见解，我和拉斯韦尔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拉斯韦尔读过的一份材料提到，冰河时代不列颠群岛的总人口很可能仅有250人。他因此很想弄明白，在这种孤独情境下，传播对于他们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我也注意到，即使是在后冰河时代早期，地球上的黑猩猩也可能多过了人类。我们猜测，在人类还没有成为地球的支配性物种时，传播活动一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些人类在如此久远的年代里可能就已经形成的真正重要思想。例如，是谁最先意识到能够给所有事物命名，而这些名称又可以替代事物本身进行交流？在什么样的神奇时间、神奇场所，一些人突然明白，通过添加一些其他声音或手势，就能够赋予行为一个名称？通过声音或手势的特定组合，人类可以像谈论现在一样容易地谈论过去和未来，这一观念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很可能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人类就已经形成了所有这些深刻思想。与这些思想相比，那种通过现代传播研究所产生的所谓思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有时候会回想起那次谈话，回忆起拉斯韦尔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作的谦虚评价。人们还可以在我们提出的问题单上，添加其他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谁最先看着一根骨头、一块岩石或一团粘土，然后想象它如何转变成某个人的雕像？有些人，例如，大约25000年前，我们欧洲南部的祖先的确认为，制作小的人物雕像与部落人口的增长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是谁最先看着山洞岩壁，然后想象着用颜料在岩壁上涂抹，以代表部落所捕获的野牛、猛犸或者其他的动物？那种更加令人惊叹的观念又起源于何处呢？这种观念就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不仅可以画出事物，而且这些画一旦完成就可以将其形式和意义普遍化，并赋予一种声音，从而使声音和形象能够相互转换，意义同时与图形、声音结合，作为“书写语言”(written language)使用。又是谁意识到，这些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刻出来、埃及人在莎草纸上画出来的新“书写”，能够用来储存人类的记忆呢？

P3-5

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相遇，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事件。面向交往、交流、沟通、共享，无疑是抗拒思想僵化的解毒剂，而通过译介、分析、转化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一般以此作为走出理论封闭圈的一种路径。只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常常是旧有的理论封闭圈还没有完全打破，就被新的理论封闭圈“套”住，生活在传播学“诸神”的阴影里，不能面对中国的传播问题进行自主创造，从而让知识习气障蔽、阻碍了传播研究的智慧。这种尴尬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传播学？

在面对外来的东西时，我们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出自《诗经·小雅·鹤鸣》的话，早已脱离赞美园林池沼之意，转向实用的立场。这样一来，从理解自然到模仿自然、创造自然的精神失落了，只剩下“攻玉”的现实之用，而不顾他山之石来源于何处，在什么环境下生成，所谓“用”就显得盲目起来，“他者”亦被悬置起来。这种拿来就用而非基于系统理解的态度，实际上使我们失去了面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体用论”的“幽灵”缠绕着我们，排除保守与激进的论争，“体”所呈现的概念化思维（本体、实质、原则等），“用”所表达的功用化思维（运用、功能、使用等）都阻碍了我们面对西方的理论。李泽厚对“体”“用”的新解似乎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在他看来，“学”不能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用”的关键在于“转换性的创造”（《说西体中用》）。显然，面向西方传播学，就是面向作为社会存在的交往实践这个“体”，进行西方知识的语境化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传播学的各种努力可看作是为建构并修正资本主义交往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其中所包含的交往的现代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某种普遍性，但说到底，这种交往的现代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又植根于各个民族、国家和特定时代的交往实践，具有特殊的经验与理论思维，是西方传播学家对特定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因此，面向西方传播学就是面向其特殊的经验与问题。

进一步地，我们需要面对西方传播学的经典，因为经典在时光之流中留下了社会变迁和学科演化的路标，它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特定时空中的特殊经验，回到作者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回到他所面对的社会境遇与社会体验之中。研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不妨问问，作者写作时面对着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问题背后预设了怎样的认知方式？比如，同样是研究群体从众心理的成因，19世纪末勒庞的《乌合之众》有着欧洲大陆精英情结以及大众革命时代背景，而20世纪50年代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则有着美国式个人主义和后现代社会崛起的缩影。我们还要问的是，如何分辨不同作者所提出的不同源流？每一种源流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及个人际遇？这对学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比如，施拉姆出版《大众传播》时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定为传播学奠基入，这是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源流；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回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则建构了传播学欧洲思想的源流；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回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这是传播问题的源流。

溯游从之，又见河流。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因为它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资源。它以遗产的方式滋养着继承者，而继承者又通过续写家谱的方式再生产了经典的权威性，乃至思想的河流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这给我们亲近理论之源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式，即思考它如何呼应每一个时代的特殊境况。库利在20世纪初用“首属群体”的概念来表达重建传播社群的理想，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回到“首属群体”分析二级传播流时，则默认传播社群已然存在，当代人们再思考“首属群体”时，则表达了互联网世界对传统民主的乡愁。正是因为经典总是处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中，我们还要注意它的回溯性效应，也就是说，经典可以重组过去创造源流，某些“经典”被选中的同时，另外一些“经典”被人遗忘，乃至思想之流被迫改道。诸位读者不难从本译丛收入的各部著作中读到这类故事。

阅读经典为的是产生新知，而任何新知都是通过批判产生的，而唯有批判才能使我们保持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姿态，进入“转换性的创造”的过程。

行舟源流，清泉可鉴。我们读西方传播学，同样也是在读自己。我相信，翻阅这套书系的读者，不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感兴趣，更对本土社会中生发出的问题感兴趣。读者诸君不妨通过浏览本译丛来想想，过去借鉴西方传播学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缘木求鱼，有哪些是涸泽而渔，想想我们的经验与问题在哪里。

徜徉于西方传播学思想之流，不免产生远行客“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慨叹。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试图为这块知识地图做点增补工作，窥见传播学“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之景。倘若同道学友读之有所得，并产生和西方理论对话的乐趣与快感，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是为序。

单波

2016年春于珞珈山

2012年夏天，承蒙柯泽教授相邀参加他与导师单波教授主持的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翻译这部主要由施拉姆遗稿形成的著作，肯定没有想到会在四年后的今天才能把校对稿交出去。因为偏向传播研究的人文路径，承接一部传播学史著作的翻译工作，原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毕竟，翻译也可以是一种更细致的研读。只是由本书延伸出去的对多种文献、多个议题的阅读和思考，以及各种杂事，却使得翻译工作时断时续，拖延很久。这，不能不说是辜负了两位主编的信任。

今天，无论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状况有怎样的理解与评价，无视施拉姆的学科想象与学科史叙事显然都并不合适。尽管施拉姆一直反对使用“学科”这个标签，其建制性学术实践，包括早期的教科书编撰与多次传播研究史书写，目的却正在于整理、整合传播研究的知识成果，实现知识体系化，并以此为起点，试图以传播为中心建立起关于人的研究的大一统学科——“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传播学能够成为现代大学建制的一个知识门类，成为一门学科，施拉姆虽然未必如一些材料所称的那样具有奠基之功——毕竟学科创建、建设是一项群体性工作，需要特定知识群体的思想共识与共同参与，并获得其他知识群体的认同，因而不可能由任何个人独立完成甚至独立奠基——其影响却又是特别显著的，一直以来，“施拉姆门徒”构成了传播学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一翼。

称施拉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这份遗稿的两位整理者——查菲和罗杰斯最为热衷。早在1974年，他们便在Journalism Monographs上推出了施拉姆的研究专辑，在其序言中，查菲使用了“高高耸立于(tower over)我们领域之上”这样溢美之词描述施拉姆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于本书之中，两位整理者则正式将施拉姆称作了“奠基人”(founder)，并事无巨细介绍施拉姆的各项研究及其富于魅力的人格。然而，这种由拥趸者书写的历史近年来却因为其历史叙事的选择性而备受批评。本书其他部分，即施拉姆的遗稿，实际上也在这些备受批评的作品之列。

批评者为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史书写贴上的标签是“辉格史”与“起源神话”。辉格史是一种常见的历史叙事策略，指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立场在历史叙事中对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所做的选择性粉饰、强调，或者遮蔽、边缘化。作为辉格史的一种，“起源神话”则经常出现在知识史、学科史的书写中，它致力于将一种知识传统或一个新学科与某位或某几位声名卓著的杰出人物建立联系，声称这一知识传统或新学科发端于杰出人物的开创性工作。本书的起源神话式书写集中于那些传播研究的“先驱”，也就是“在一个被称为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存在之前进入进而创造了这个领域”的几位重要学者。然而，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被尊称为传播研究的“先驱”，实际上并不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就传播的原创性研究或传播研究的原创性思想而言，从事图书阅读研究的韦普尔斯(Douglas Wapies)、出版过《广播心理学》的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以及实际操作多项拉扎斯菲尔德式固定样本调查并提出一系列核心概念、理论的贝雷尔森等人，其贡献很难说就多么逊色于施拉姆所称的几位先驱。施拉姆传播研究史书写的高度选择性，不言而喻。

作为知识史研究，本书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到，施拉姆(以及查菲、罗杰斯)与其叙事对象几乎都有亲身交往的经历——这种经历使得叙述者能够说出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故事，如拉扎斯菲尔德初见广播发射塔时的惊讶，如勒温蹩脚的英语口语，以及拉斯韦尔穿针引线般的奇特手势和他对传播功能长篇大论的引申，但他们却并未利用这种便利去深入了解先驱们的问题意识如何形成、学术思想如何产生等深层问题，而仅仅满足于平面地讲述传播思想、传播学知识的一些观点、一些结论。这就如同某个景区的推广片，它的兴趣只是航拍出一些或旖旎或壮美的风光，至于普通人如何获得这航拍的视角，或者观赏风景所必需的饮食、住宿、交通等基本条件，推广片则一概不予关心。在施拉姆等人的历史叙事中，也同样看不到影响知识生产的社会与历史脉动。

不过，如此这般写作的传播学史绝非没有意义。正如风光推广片往往界定了风景，传播学的历史推广片也在界定传播学的基本面貌，而施拉姆通过这份遗稿所做的领域界定却颠覆了他自己反复讲述四位先驱的故事所形成的行为主义刻板印象。本书的第六章(施拉姆原计划作为最后一章，即第七章)重点关注了施拉姆离世四年前传播研究领域发生的一次重塑知识边界的“躁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一辑专刊。这辑专刊的35篇论文来自10个国冢的41位作者，基本议题就是评估传播研究的现状，讨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施拉姆看到，不仅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术实践修正着偏向效果研究的正统观点，调查传播过程中权力来源与行使情况的批判研究更表现出强烈的反向运动，从根本上质疑着主导行为主义研究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些明显偏离先驱们“事业”的学术倾向，施拉姆不仅不予反对，而且似乎更乐观其成。这一做法表明，施拉姆真正关心的，未必是特定的研究取向，而更可能是传播研究／传播学本身的繁荣。各种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只要能够推动传播研究的发展，施拉姆都愿意接受。实际上，早在1971年修订经典教科书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时，他就接纳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如果施拉姆有更多的时间，他或许也能够超越先驱的起源神话，从而对传播学史形成更富于想象力的叙事。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知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之于学科／学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意义，知悉知识的演变历程及其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学科有机成长的前提条件。相应地，知识史研究也具有自己的历史，具有启发意义的知识史也需要对其历史研究的不断检讨、反思。作为凯瑞所称的传播“标准史”的标准文本，这部由深度参与学科发展的研究者以亲身回忆方式写成的传播学史便有了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会有助于汉语传播学界对学科研究传统与学科吏研究的深入了解与深化研究。希望中译者翻译经验与翻译水平的缺憾，没有过多损害本书的价值。

正是源于对自己翻译能力的不自信，本人着手翻译之前，先请了本院几位外语颇为不错的同学通译一遍。2012年下半年，这几位大三、大四的同学卯足了力气译了个初译稿，本书便是在这个初译稿基础上完成的。这样交代翻译的过程，倒不是要去推卸书中误读误译的责任——当然，想推也推不掉。在此，也仅仅是向她们——宁叶子、刘方方、张蓝方、章文宜——表达一点谢意，虽然最终的译稿几乎已经看不到初译稿的痕迹。2011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获批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本书翻译得到该重点学科的资助，学院院长严功军教授也一直关心着翻译工作进展。责任编辑李唯梁兄编校工作认真细致，态度温和而坚定。与唯梁的合作，是种愉快的体验。借后记一角，也郑重向他们表示感谢。

王金礼

2016年春末于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