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著的《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精）》的主要内容是记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在解决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为了让读者对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本书也概述了香港问题的历史。

1984年12月19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大厅中央摆放了一张铺着墨绿色呢绒的长桌，桌面正中的插座上并插着两面小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旗。在长桌后面，几十名中英两国官员已经整齐地排成了三行。左侧是由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观礼团，他们站在临时搭起的看台上。长桌对面聚集了百多名外国、香港和内地的记者。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的到来：经过中英双方两年多谈判而达成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即将在这里正式签字。这个联合声明将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精）》作者李后有幸参与了当年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有关工作，并参加了那天下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一直想把香港这个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同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从其发生到解决的全部过程，比较完整地记载下来，留给后来者。希望它能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有所帮助。

引言

第一章 历史创伤

 第一节 鸦片战争和香港岛的被占领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割让九龙

 第三节 新租约把大片土地并入英界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和香港问题

第二章 大英帝国遇上新对手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在香港作紧急部署

 第二节 为保住香港而率先承认新中国

“两航”起义事件

“永灏”轮事件

“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

 第三节 中国政府不急于收回香港

 第四节 英国采取“坚定而非

进攻性”的政策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台湾战机在香港着陆受到庇护

国民党特务策动九龙暴乱

中华中学事件

 第五节 “反英抗暴斗争”和港英改变统治手法

第三章 香港问题摆到中国决策者的工作日程上

 第一节 英国人向北京“投石问路”

 第二节 收回香港保持繁荣的两全之策

 第三节 中国领导人会见香港知名人士

 第四节 麦理浩爵士的一席话

第四章 围绕香港主权和治权的角力

 第一节 撒切尔夫人访华和中英高峰会谈

 第二节“三个条约有效”论及其引起的反响

 第三节 中方不为“经济牌”所动

 第四节 初期的官员磋商双方无共同语言

 第五节 中方最后完成对港方针政策的制定

 第六节 英方在会谈中坚持以主权换治权

 第七节 “黑色星期六”和英首相口信

第五章 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双方开始在中国政策基础上进行会谈

 第二节 中国拒绝接受“三脚凳”

 第三节 会谈转入讨论过渡期安排和英外交大臣访京

 第四节 中方坚持“九七”后在香港驻军

 第五节 两局议员“为民请命”

 第六节 为解决尚存争议的问题英外交大臣再次访京

 第七节 双方就联合声明最后达成协议

 第八节 “一国两制”构想的一曲凯歌

第六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第一节 一项没有先例的立法工作

 第二节 对基本法的关注焦点之一：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三节 对基本法的关注焦点之二：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第四节 基本法草案的形成和公布

 第五节 一部体现“一国两制”的法典终告完成

第七章 中英在过渡时期的合作和分歧

 第一节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土地委员会

 第二节 英方加紧在香港推行代议制

 第三节 双方就“九七”前后政制衔接进行磋商

 第四节 立法局直选风波及最后平息

 第五节 首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六节 基本法定案前英方向中方讨价还价

第八章 不平静的后过渡期

 第一节 英方改变了同中国合作的政策

 第二节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加剧了双方分歧

 第三节 中方决定以我为主加紧特别行政区的筹建工作

结束语

后记

[附录一]与香港有关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一、《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南京）

 二、《中英续增条约》（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北京）

 三、《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 北京）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四章 围绕香港主权和治权的角力

第一节 撒切尔夫人访华和中英高峰会谈

当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领土争端中战胜阿根廷以后不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访华，同中国领导入商谈香港向题。

1982年下半年，中英双方都在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进行准备。

中国有关方面曾对即将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它的目标是维持香港的现状不变，希望通过会谈达成续约、托管之类的协议，继续统治香港30年至50年，或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以换取中国同意英国对香港的继续管理权。但是，有关方面的分析认为，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地位是虚弱的。一、从道义上说，香港是被英国霸占的中国领土，香港人口98％都是中国人，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英国人民对此也很清楚。二、从双方的实力来说，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问题上可以向阿根廷动武，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大可能同中国来硬的。三、从法理上说，到1997年，英国将失去统治“新界”的所谓法律依据，它再没有理由不将“新界”归还中国。“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能源和主要工业都在“新界”；离开“新界”，港岛、九龙无法单独存在。英国人不可能只交还“新界”而继续统治港岛和九龙。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有关方面认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将是一场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结果。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立场，又在政策上充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和注意照顾英国的利益，争取英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同中国合作，达成一个符合中国立场和方针政策的解决办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进入9月以后，英驻华大使同中国外交部为撒切尔夫人访华事宜，进行过多次磋商。英方提出，这次访问，在香港问题上应有一个“最低目标”，双方应事先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将在这次访问后，就香港问题举行官员级的认真讨论。”并在访问结束时公布。英大使解释说，英方的建议并不是要预断会谈的结果，也不是要束缚住领导人的手脚，而是要搞一个“安全网”。安全网不妨碍演技者作精彩的表演，但万一出点毛病，掉下来也不致受伤。中方表示，此次会谈后，后续会谈是需要的。但如何进行，采取什么方式，需要领导人讨论之后才能决定。在讨论过程中，达成这种协议不会有困难。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住处听取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中国银行有关负责人关于香港资金外流情况的汇报。因为在此之前，有一份专供高层领导看的内部刊物，刊登了发自深圳的一篇报道，说，据某些方面反映，“香港资金正在大量外逃”。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中国银行认为，目前香港资金有出也有进，并未出现资金大量外逃的情况。中央领导人在听了汇报之后，接着对这次撒切尔夫人来访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央领导人再次肯定了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的决策，并指出，要准备15年当中香港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向香港出口的50亿美元，准备减少一半或1／3，还要准备英国丢一个大包袱给我们：500万人要我们养活；公共事业建设的债务要我们偿还；英资银行和财团可能捣鬼……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港澳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面作。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作出新的考虑。

“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邓小平最后说。这是中国方面在撒切尔夫人来华前举行的有关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高层决策会议。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随行的有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Edward Youde）等。9月23、24日，中国领导人同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谈。双方除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外，着重讨论了香港问题。24日上午的会谈是关键性的一场。一方是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另一方是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会见时，双方阐明了各自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撤切尔夫人表达的英方的观点是：

香港的繁荣有赖于信心，而信心除有赖于中英双方的良好关系外，还有赖于稳定的货币以及目前香港所实行的金融和税收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对香港信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将导致大批资金外流，金融中心崩溃，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将毁于一旦。

在香港投资的除英国外，还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至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财团。如果香港前景不明朗，要他们像过去一样再在那里投资，他们会觉得太冒风险。只有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才能使他们放心，继续增加投资，香港的繁荣也才能继续保持。一个繁荣的香港是对中国有很大好处的。

P81-84

1984年12月19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大厅中央摆放了一张铺着墨绿色呢绒的长桌，桌面正中的插座上并插着两面小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旗。在长桌后面，几十名中英两国官员已经整齐地排成了三行。左侧是由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观礼团，他们站在临时搭起的看台上。长桌对面聚集了百多名外国、香港和内地的记者。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的到来：经过中英双方两年多谈判而达成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即将在这里正式签字。这个联合声明将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5点半钟，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顾委常委、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等，偕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等人进入大厅。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分别在长桌后面自己国旗一边就座。

签字仪式开始了。

记者都不肯放过这一历史性时刻，大厅内顿时响起一片摄影机快门的“咔嚓”声，一阵阵闪光灯的强光，令人眼花缭乱。

此时此刻，大厅内中国方面的人士，从邓小平、李先念到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无不心情激动，感慨万端。大家不能不想起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想起中国人民为挽救国家的危亡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在新中国成立35年后的今天，香港问题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解决，总算尽了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可以向我们的先人，向我们的人民和子孙后代有所交代了。

在场的英方人士在想些什么？他们大概难免有些失落感。正如撒切尔夫人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说的，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胜利，也不可能有胜利，因为我们是在和一个不愿妥协远占优势的对手交锋”。但是，在“九七”后香港不可能再继续由英国统治的情况下，按照中英达成的联合声明解决香港问题，也不失为一个能够保持英国在香港利益的较好的办法。

来自香港的各界人士，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作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他们是赞成或者接受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香港的未来和自己的前途，却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

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签字完毕，起身交换了协议文本，并亲切握手。这时，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双方先后致词。  撒切尔夫人在致词中，对邓小平能出席这个仪式，表示特别高兴。她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中英关系的历史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她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双方致词完毕，大家用香槟酒互致祝贺。在碰杯声中，历史霍然翻过了重要的一页，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笔者有幸参与了当年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有关工作，并参加了那天下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一直想把香港这个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同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从其发生到解决的全部过程，比较完整地记载下来，留给后来者。1990年10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便开始整理手头的笔记、资料，查阅档案，翻阅有关书籍。到1994年底，断断续续写了4年，方才脱稿，算是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它能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有所帮助。

去年，有朋友送了一本英国记者罗拔·郭瞳（Robert Cottrell）写的关于香港的书，书名为《香港的终结》。事实上，随着“九七”的到来，将要终结的绝不会是香港，只能是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和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这段屈辱的历史。这里权且借用“终结”一词，就把笔者写的这本书定名为《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记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在解决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为了让读者对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本书也概述了香港问题的历史。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历史学家，不可能通览鸦片战争以来浩如烟海的原始历史资料。第一章《历史创伤》，笔者除在有限的几处地方查阅过原始资料之外，主要是根据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书籍写成的。这些书籍包括：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6所大学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以及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宏编著的《香港大事记》等。其中第三、四节，还参考了[英]彼德·韦斯利·史密斯（Peter Wesley Smith）著的《不平等条约（1898—1997）——中国、英国和香港新界》，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和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关部分。

此外，本书第二章《大英帝国遇上新对手》，其中有些地方则是参考了1981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

本书于1994年底完稿以后，我国为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成立特别行政区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已获得长足进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主持下，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已顺利产生；行政会议成员和主要官员也已委出。他们正在为1997年7月1日履行各自的职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中英关系在此期间也有所改善。争持了多年的香港终审法院问题、新机场财务安排问题以及九号货柜码头问题，已基本获得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英方对成立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和废除某些抵触基本法的法律和法律条文等问题，仍然采取不合作态度。笔者由于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没有再直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不可能像前几章一样，将最后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写入本书的正文，而只能在这里概略提及。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人写出有关香港这段历史的更完整、更具权威性的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