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所著的《搏击暗夜（鲁迅传）（精）》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流行的观念，而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陈漱渝所著的《搏击暗夜（鲁迅传）（精）》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竭尽心力之作。这是一部以资料考证见长的史传，但比一般资料性读物多一些理论色彩，又比一般理论专著多一些文采。作者以时间为经，重要的人生场景、事件为纬，通过对鲁迅先生行迹的考辨、交往的记录，以及时代风气、文学和文化思潮的综述，深入而立体地活化出鲁迅的“本相”“本色”，尤其凸显了真的勇士——鲁迅先生一生与社会的黑暗面和人类灵魂的黑暗面坚忍搏战、从不妥协的精神。本书资料翔实，内容言之有据，论述清晰充分、真切感人，在价值观多元的当下，也不妨作为文学青年和文科学生学习鲁迅的入门书。

第一章 梦魂常向故乡驰——鲁迅在绍兴（1881-1898）

第二章 “戎马书生”——鲁迅在南京（1898-1902）

第三章 扶桑正是秋光好——鲁迅在日本（1902-1909）

第四章 “木瓜之役”——鲁迅在杭州（1909.8-1910.7）

第五章 迎接光复——重回故里（1910.7-1912.2）

第六章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鲁迅在北京（1912.5-1926.8）

第七章 鹭岛的鼓浪者——鲁迅在厦门（1926.9-1927.1）

第八章 “别有追踪”——鲁迅在广州（1927.1-1927.9）

第九章 荆天棘地钻文网文坛艺苑播芳馨——鲁迅在上海（1927.10-1936.10）

尾声 忘不了的人是你

附录一 鲁迅先生年谱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新台门的人物

九斤老太

鲁迅诞生时，家中辈分最高的是六十七岁的曾祖母戴氏（1814-1893）。因为鲁迅的曾祖父在本族同辈中排行第九，人称“九老太爷”，因而戴氏也就成了“九老太太”。戴氏出身于殷实的官宦之家，嫁到周家之后赶上了家道的败落。原因之一是丈夫虽中过秀才，捐过监生，但除了栽种兰花之外，别无长处和爱好；原因之二是太平军在绍兴一带跟清军激战，导致农田大片荒芜，周家的租粮几乎颗粒无收，在城内开设的商行、当铺也大多歇业。幸亏戴氏治家严正，好不容易保住了四五十亩水田，全家得以维持生计。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正值春节前夕，年近八十岁的她死于中风一类的突发病，当时鲁迅只有十二岁。正是在为曾祖母隆重操办丧事的过程中，鲁迅结识了短工章福庆的儿子运水——这位能在雪地捕鸟和在夏夜刺猹的英武矫健的少年，当时前来帮助周家看守办丧事的祭器。二十八年之后，少年运水成为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闰土的人物原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曾祖母去世那年秋后，新台门周家传来了衙役的呼叫声：“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仕途坎坷的祖父

周福清（1838-1904）就是鲁迅的祖父，字震生，号介孚。他长着一张“同”字形的脸，算命的说是富贵相，果然在一八六七年中了举人，又在一八七一年中了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三年培训，外派到江西省金溪县当知县。如今在金溪县还留下了一块长一点二米，宽零点四米的石碑，记录了他在当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绩。当时金溪贫穷，富人少，乞丐多。每当有人办红白喜事，都有不少丐帮前来任意索讨，行同敲诈。为此，周福清跟各丐头谈判，规定了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接贫济困的钱数，上交专门设立的救济场所，合理分配给周边十三村的孤贫户，各丐帮不得无理坐索。这块石碑立于光绪二年（1876）五月，是周福清上任一年后办的一件实事。但是周福清性情耿介，恃才傲物，尤其敢于顶撞上司，因而好景不长，于一八七八年即被参劾。为了保住原来的品级，周福清只好花银子捐了两次官：一次是在陕甘局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当然不会真去走马上任；另一次是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衔，于一八七九年进京做了一个专事誊录、校对、协修的七品小京官。一八九三年他母亲去世，必须回绍兴丁忧三年，此时他五十七岁。不料刚办完丧事之后，他又摊上了另一桩大事——“科场行贿”。

平心而论，科场行贿在腐败透顶的清末官场司空见惯：花三四百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秀才，花一两干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举人。拜帖中夹带银票行贿主考官的事情，当时也常有发生，见怪不怪。周福清行贿一事完全是受他姐夫章介千等人鼓动，以为当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跟周福清是同榜进士，请他关照周福清的亲友章、孙、陈、顾、马五姓子弟，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原本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更何况送去的那张银票是空头支票，只有在事成之后才会兑现。但周福清却倒霉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替周福清办事的听差陶阿顺送拜帖和一万两银票时大声吆喝要回条，而不巧副主考郁昆恰恰在现场，逼得殷如璋只好当场拆信，装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将陶阿顺扣留，迅即递解苏州I府；又把鲁迅的父亲暂时拘留，革除了秀才资格。

P7-9

后记

何时正式提出为鲁迅立传的问题？我以为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根据是当天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函鲁迅，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五月八日复信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字里行间流露的是鲁迅的谦逊。因为此时的鲁迅誉满文坛，业绩超凡，决不会淹没在四亿中国人当中。许广平倒是很重视李霁野的意见，所以从当天起就开始把鲁迅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记录下来，但只坚持了三天，因鲁迅重病，只好搁置。直到鲁迅去世之后，才将这三天的笔录整理出来，以《片段的记录》为题，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后来，许广平并没有写成《鲁迅传》，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三部有关回忆录《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文字。许广平国文系毕业，既是作家又是鲁迅夫人，在一般人眼中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但其实未必。记者跟采访对象初次见面，也许就能写出一篇出色的印象记，而十年“相濡以沫”的爱人也许彼此了解太多、了解太深，下笔时反倒颇多踌躇。即使对于许广平的回忆录，也有一些研究者质疑正误。

据许广平说，国人写的第一部《鲁迅传》，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王士菁著《鲁迅传》。这本传记一九五九年修订再版，一九八一年重印。蒙王先生函告，仅一九八一年版就发行了两万册，可见印数相当可观。许广平认为这本传记比较客观，能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事件跟鲁迅生平有机联系在一起，只是引征鲁迅原著过多。然而，香港曹聚仁先生却认为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所以他奋笔写了一部《鲁迅评传》，自认为主要特色是反对神化鲁迅，把鲁迅还原为一个“人之子”。那么，作为“人”的鲁迅又具有什么特点呢？经曹聚仁概括，鲁迅原来是一个“同路人”，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这种看法得到了周作人的激赏，认为是一种“特见”，然而这种“特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会被视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所以曹著《鲁迅评传》不但也成了“一团草”，而且当时被视为是一团“毒草”。直到新时期这部书才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公开出版，我为这个版本写了一篇前言《毋求备于一夫》，对此书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曹聚仁在贬低王士菁的同时，又认为《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孙伏园先生持同样看法，认为未来《鲁迅传》的作者应该是林辰先生。林辰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治学细密谨严，尤长于考证。他的《鲁迅事迹考》就是构建鲁迅传记的优质建材。林辰先生也的确着手撰写《鲁迅传》，但只写了八章，从鲁迅出生至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止。而这八章又仅在成都出版的《民讯》月刊发表过两章半，因此影响甚微。直至林先生去世之后，八章中留存的七章未完稿才被收入《林辰文集》（四卷本）第一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林先生写作《鲁迅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流离，心境芜杂，资料匮乏，就连《鲁迅日记》这样的必读书都搜寻不得。他只好从鲁迅著作中钩稽史料，搜集排比，但得出的考证结果几乎无懈可击。建国之后，林辰先生倾全力从事《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无暇旁骛，加上政治风云多变幻，撰写《鲁迅传》更成为了一项风险工程。所以林辰先生壮志未酬，只留下了半部《鲁迅传》，让读者景仰而又抱憾。

把林辰先生从贵州高校调到北京从事《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是冯雪峰。早在一九四二年，苏联塔斯社分社社长罗果夫就研究鲁迅文学遗产问题书面采访许广平，询问：“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回答：“自到上海以后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谁都知道，如果撰写《鲁迅传》，最难把握的就是上海时期，因为政治情势复杂多变，各类矛盾纵横交织。遗憾的是，冯雪峰只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回忆鲁迅》，从一九二九年写到一九三六年，概述鲁迅“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的生命历程。书中虽不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左联时期鲁迅心路历程的研究资料，但由于写作环境的局限，也有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之处。比如书中提到一九三六年他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跟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这就与事实不符。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冯雪峰才承认，鲁迅的原话是：“这两年来，我被他们（指周扬等）摆布得可以！”冯雪峰也并非没有撰写《鲁迅传》的想法。在冯雪峰的遗物中，有一份《鲁迅传》的遗稿，从童年写到五四，只有两万四千五百字，写作时间不明，我也没有看出什么特色。

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界面临的第一位大事就是重新编注《鲁迅全集》，出版鲁迅手稿。撰写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鲁迅传》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一项任务。然而《鲁迅传》跟《鲁迅年谱》不同，不宜集体写作，于是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鲁迅研究室的一位顾问，他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唐弢。

……

作家出版社之所以同意我来承担《鲁迅传》的写作任务，恐怕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位“资深鲁研专家”。其实说我资深也不假，因为我第一篇研读鲁迅旧体诗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的《天津晚报》，距今已有五十三年。一九七六年调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直至二〇〇八年退休，也有三十二年。鲁迅研究给我带来了一些荣誉，也让我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因为“资深”，在鲁研界见到的种种都比“资浅”的多，所以下笔难免瞻前顾后，磨光了“资浅”时代的锐气。古代有一句俚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的《鲁迅传》中的成败得失，大概都与“资深”相关，亦可谓“成也资深，败也资深”。

据传记学理论，传记作者应该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条件，这是不错的。但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我的结论是：传记作者各有优长，不同的《鲁迅传》可以互补。至于哪一本最具影响力，最权威的评论者是读者和时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鲁迅为改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了一篇《题记》，结末一句是：“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这句话正切合笔者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故照抄作为这篇后记的结语。

本传从大量文献里，穷原竟委，杂中取真，捕捉了鲁迅精神的闪光之点。文字间汇聚了丰富的人生：在浩瀚之中，得精妙之趣；于静谧之处，听远去的足音。作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与历史的一次对话。

——文史专家孙郁

本书从专业的角度，较深入地描绘传主一生重要成就，以时间为经，重要的人生场景为纬，论述清晰，形象扎实，重点突出。作者有深厚的专业积累，并在相关史实上下了硬功，是一部有特色的人物传记。

——文学专家王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