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著的这本《山大往事（增订版）》以史为据，以代表性的事件及人物为主题，分篇叙述，全面展示了山西大学1953年以前的历史面貌。

全书有一百余幅老照片，图文对照，生动地展现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山西大学的旧貌。

本书适合历史爱好者和校史研究者阅读。

行龙著的《山大往事（增订版）》是一本讲述山西大学1902年建校至1953年发展历程的著作。书中以史为据，以这段时间内代表性的事件及人物为主题，分篇叙述，共有《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五四前后》、《从虎啸沟到克难坡》、《教授会及“集体请假”风潮》、《徐士瑚：功成身退的老校长》等二十五篇文章，并附有一百余幅历史照片及山西大学1902—1953年大事记，全面展示了山西大学1953年以前的历史面貌。

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校庆日：1902年5月8日

校训：尊广道艺登崇俊良

中西合璧好事多磨

大学堂里的“洋教习”

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

敦崇礼：西斋首任总教习

不该忘记的新常富

“新斋工程案”小考

译书院及译书考

从“兵式操”到运动会

五四前后

新共和学会及《新共和》

三原复课日：1939年12月23日

从虎啸沟到克难坡

抗战胜利后的学生社团

《国立山西大学一览》概览

1947年的历史系

“先生努力教，学生努力学”

教授会及“集体请假”风潮

迁校北平进驻瀛台

徐士瑚：功成身退的老校长

邓初民：1949年后首任校长

1953年的院系调整

侯家巷校园回眸

附录一 建校初期文献六则

附录二 1947年部分院系课程一览

附录三 山西大学大事记（1901—1953年）

初版后记

增订版后记

近世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传统的文物制度受到西方文明的直面挑战，西方侵略者挟其坚船利炮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往往又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者，中国人一面以不折不挠的精神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强国富民而向西方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这是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几乎都要经过一番敌对——观望——审视——接受的过程。1902年即已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就是此种历史现象的显例，亦真可谓中西合璧，好事多磨。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时称学堂）大多由西方教会势力创办。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给朝野上下以极大震动，京师沦陷，皇室出逃，清政府不得不实施“新政”，以求“振作”。继戊戌期间命省城书院一律改设大学堂后，1901年9月清政府再次重申此令，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以“方今士习浮嚣，危言日出，全赖昌明正学，救弊扶颠”为念，遵旨将原设省城的令德堂书院和晋阳书院撤销，于1902年5月8日成立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姚文栋，总教习高燮增，总理谷如墉。

另一方面，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又将兵锋指向山西，长城岭、娘子关先后失守之后，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急电上海道台，希望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办、“曾在晋省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1901年5月，李提摩太由沪抵京，并向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办理。由于娘子关一带局势尚未平静，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并商谈，便转道返回上海。7月初，耶稣教各教会推出教士叶守真、敦崇礼、文阿德等8人为代表，前来太原商讨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为由，对付银50万两开办大学堂事表示异议。后经李提摩太“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遂于9月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沪商谈。

周之骧与李提摩太的面谈并不顺利。周之骧对开办大学堂事宜提出四个条件：晋省所出50万两银不称罚款；西教师在校内不得宣传耶稣教；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西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应主持校务，并以东南各省教会学校并无此等限制坚持己见，谈判曾一度陷于僵局。11月，经一再磋商，周之骧将与李提摩太商定的合同草案八条电呈山西巡抚岑春煊。其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并京师各省大学堂～样看待，学生也一样录用。岑春煊认为，合同中有关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项，“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一再电饬周之骧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则“持之甚坚”。考虑到辛丑和议甫定，时局尚未大定，山西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教案极巨”之省份，若谈判决裂，恐致将来为难，岑春煊与山西宫绅多次筹商，最后“委曲求全，固与议定”。

1902年4月底，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新常富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中外教习一行数人，由上海到达太原，准备中西大学堂开学事宜。不料，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已将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等人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抱怨山西当局“保守”“狡猾”。新常富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太原已经有一个中国的高等学府（进行国学教育），更狡猾的是，现在他们竞想采取第一个措施，试图把我们的学校拉进他们的学府里去，归它管辖，目的当然是把我们所搞的一切给刺拉掉。这对于我们的建校任务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李提摩太仍然坚持己见，建议两校合并办理：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他自己主持，并将其拟改合同底稿提交巡抚考虑。

P25－28

时光飞逝，伴随着山西大学年复一年的前进步伐，为纪念百年华诞而撰写的那本小书——《山大往事》，不知不觉也有15个年头了。

15年中，我在副校长的任上就有14个年头，增订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私揣这可能也是115年校史上的一最（以后自然不好说了）。繁重的行政工作自然消耗了太多的时光和心血，自以为又是那样一个勤勉工作勇于负责之人，何况又不愿舍弃本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然而，无论怎样的繁忙，对山西大学这所百年老校校史的研究，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一来我对成长于斯、生活于斯的这所大学确实怀有深切的情感，也时常为先辈们的敬业故事所感动；二来从专业角度出发，山西大学的百年历史，在我看来就是一部缩写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我又是那个别人看来很不起眼的校史研究室主任，这大概就是令自己持续关注研究校史的动因所在。

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我曾负责山西大学校史的撰写工作。当时共出版过四种有关校史的书籍：《山西大学百年纪事》（2002年3月中华书局版）；《山西大学百年校史》（2002年3月中华书局版）；《山西大学堂》（2002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山大往事》（2002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版）。《百年纪事》煌煌160万字，《百年校史》也有近60万字，一般读者难以卒读，而《山西大学堂》区区不足3万字，读来又觉得不太过瘾。《山大往事》却图文并茂，“叙议相合”，2002年、2004年连续两次印刷，坊间流行甚广。本次增订即以2002年版《山大往事》为主干，续写增订五篇，具体篇目是《校训：尊广道艺，登崇俊良》《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新斋工程案”小考》《从“兵式操”到运动会》《“先生努力教，学生努力学”》。需要提及的是，就像前次一样，增订的五篇中有几篇也是在《山西大学报》首次面世的。至于2002年版的20篇，此次增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或纠正，或增删，力求精当，不敢懈怠。

此次增订，共插入108张图片，这完全是商务印书馆武强先生的心血和劳作。说来也是一种缘分，武强先生是山西大学法律系2003年毕业生，他对母校也有着深情的关注和关切。2014年秋季，山西大学令德大食堂的地下一层，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温文尔雅且很有品味的“李提摩太沙龙”，木质的走廊，温馨的大厅，四面的墙壁上布满了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师生可以在这里购书、读书，举办学术沙龙，校友可以在这里聚首喝茶，随意谈天论地，那是山大师生一个乐意往返的地方。我也时常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这里，渐渐地和“老板”武强先生熟络起来，当我看到墙壁四处悬挂的山大老照片时，即请他进一步收集整理这些老照片，并为《山大往事》的增订提供帮助。武先生毫无迟疑，一口答应下来，这就有了本次增订版这些精美的图片，实在也是那句老话“增色不少”。

又，本次增订附录部分增加了“建校初期文献六则”，意在保存此类现已不易看到的文献，又附“1947年部分院系课程一览”，意在增加一个参考。读者或可前后参照，定会省去四处搜寻查找之劳。

是为增订版后记，读者诸君鉴之。

行龙

2017年2月22日

于山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