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山来到公路上时，天已经黑尽了，冷空气迅速充斥这片喀斯特山地。这是在贵州关岭地区，这里的高山上有一条纤细的古道，连接四川和云南。一些当地人喜欢说，这是诸葛亮领兵南征的通道。这条小路有时在山脊上起伏，有时隐藏进山腰的灌木里。在这个季节，云雾会长时间盘踞在高山。我觉得，我是走在马丘·比丘那样的群峰之上，云雾中的高地会忽然绽露一座城堡遗迹。事实上，这里的确拥有独特的古迹。在山顶，许多岩石上刻有不明年代、无人认识的文字，迄今没有研究者定论。在关岭地区，喀斯特高山没有高大的森林，岩石入侵并分割农田，石漠化的趋势使农民与环境学家忧虑不已。由于这里曾是三叠纪生物的巨大墓场，无法通过农耕满足收入需求的人们，在这里大举挖掘化石。田野荒废，农作物让位给恐龙时代的残片，那些镶嵌着海百合、鱼龙化石的石片，像一幅幅因为年代久远、无法冲洗成像的底片。
尽管我出生在贵州，对它的了解却少于我去过的其他省份。还在北京时，十数年未联系的c告诉我，他耍去关岭地区做一项关于贫困的社会学问卷工作，问我是否愿意同行。C是仡佬族人，他认为，仡佬族是贵州唯一的原住民族。他试图整理西南山地族群运动的脉络，但关于混杂、缺乏证据和神话化了的历史，他感到，有生之年不可能再做到理性的梳理。近十年来，C认为他的生活在逐渐怠惰、文官化了，他厌倦酒席和各种等级关系。“我可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了，我就这样了”，他对我说。他认为，他会像一片普通、沉默的化石一样，最终消失在这些喀斯特高山里。
20年前，还是少年时，C介绍给我《马丘·比丘之巅》，声称他要为喀斯特地形中的高山、恐龙墓地和族群运动写一首这样的诗，还激动地向我阐述安第斯山脉与贵州山地的相似性。这个曾经爱好徐霞客、聂鲁达、天文学和花灯戏的仡佬族人，打算通过撰写关于仡佬族历史的专著，在地方话语等级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事与愿违，他郁郁不得志，成了一个暮气仿佛加重了肥胖的中年小文官。他的精力需要释放，于是，他开始满贵州寻找陨石。
C一对我形成了一种警惕，他认为，我已经成为那种对“地方性”抱有傲慢与偏见的人。他让我去他家里，欣赏他的藏品，他用三个堪称壮观的木架子陈列他在贵州各地找来的石头。其中一些，被他周围的人认为什么也不是，更苛刻的评价是，“因为来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他认为，我可以做出更有见识的评价，可是，我不是一个奇石爱好者。“你肯定觉得我在搞地主趣味是吧？”，他斜睨着眼对我说。
“这里怎么会什么也不是呢。你知道，我们有化石、玄文、傩戏。还来过电影导演，去那些采石场拍电影。我并不能代表这个地方的地主趣味，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那种躲在女娲屁股底下说风凉话的人，想成为古人的人。但是，我对你这种有点讨厌的题材欲有意见”，C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这次回贵州，想接触一些三线厂矿，为了写一首叫《实践者》的诗。C认为，我也是那种对“地方题材”贪婪掠夺的人。“没有人真正写出过、拍出过三线，而我们这些本地人，认为只有通过漫长时间的经历和等待才可以说出它，可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才能就荒废了。你们有才能，但你们更像是满世界到处跑的猎人，你们不是说出题材的本质，而是猎捕题材。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题材本身，但我们的语言太陈旧，我们有情感，但是被这种情感禁锢了”，C说。我一下子想起来，过去他在电子邮件中，表示过对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那个著名开头的欣赏，“我讨厌旅行，我恨旅行家……”
他拿起一块不到手掌大小的石头，递给我，让我仔细观察。我手里的石头沁凉，沉重，像一块不明金属矿石。我说，“这不会是一块陨石吧？”
“你能想象一个晚清虫洞吗？”，他好像存心要用一种故意的奇崛谈吐来影响我。
“您老继续说”，我觉得我必须谦逊得像8岁，他才会满意。P21-24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意味着理解他人(包括朋友和敌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理解朋友和敌人在世界上的路途。
——王炜
不同于一般的游记，王炜对于中国大地的犀利与洞见，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文本中罕见而珍贵。《旅行家》也希望通过王炜的专栏“大地报告”，呈现旅行文本的一种精神传统：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有关。
——《旅行家》杂志
从各方面来看，我都不是一个称职的旅行者。事实上在2015年，除了在几个不同城市的工作之外，都没去过哪里，支持我写这些文字的材料仅仅从回忆和过去的笔记中获得。在一个种种现实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干预人的生活的时代，旅行越来越是一种可疑的、虚浮的行为。在马洛伊·山多尔的小说《烛烬》中，漂泊半生的康拉德对他多年未见的故人说，“我们这些从热带回来的人都有一种可疑。”
半年前，当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可疑”时，我还未读到《烛烬》。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我的体会胆敢与马洛伊·山多尔的杰作相提并论。这种“可疑性”，实际上早已蔓延在现代行为和现代写作中，我只是受到这种传统——或者进一步说——这种命运所影响的许许多多普通写作者之一。同时，这种“可疑性，，也和旅行有关。我们都知道，那些旅行之后回到城市的格列弗们，通常是更有理由不被信任的人。他们有理由和材料谈论城市里的人从未想到、也从未关心过的事物，因此也就更有理由受到怀疑。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过去，虽然在那个时代肇始的文学和思想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想象和行动，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旅行者不被严肃对待的时代。不再有重要的未知来自地球上的别处，即使有，也是细枝末节，不值得被太多关注，猎奇的文艺影像和各种社会科学，也比旅行记更能做到新奇的或者专业的表现。
我并不反感那些多多少少是夸大了、或者喜欢对人谈论他们的旅行经历的人。是的，也许他们在某个无人区的经历并不值得如何书写，有些技术性的处理手段或者美景的细节也是事后添加的，同样，他们在旅行中产生的一点感悟或者诚实，也许正是贫乏而不是经验的产物。经验的贫困，不仅作用于原地不动的人，同样也作用于那些离开城市远行的人们。但是我并不反感后者，不认为他们的话语是希望被消费者购买的欺骗和媚俗。他们中有的人，在我眼中如同那位可疑的闵希豪森男爵——这位夸夸其谈的吹牛家，这位想象与实际不分的旅行者，比那些对他冷嘲热讽的人们要更为诚实。他是堂吉诃德的一种变体，更矮小，更刻意，但可能比堂吉诃德更坚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脸皮更厚)，不在乎被嘲笑，保持快乐，并且，不会忏悔。比可笑的旅行家闵希豪森男爵更可笑的，是追问他每个细节的真实性的城市实证主义者们。
现代美学鼓励内向性，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佩索阿，坐在北京或上海的某个房间里，把自己当作核桃壳里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宣布他的灵魂不想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古典学者伯纳德特在评述一位学者同行时说：“古人不是世界主义者，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异邦智慧’。所以他们不学习其他语言。这种看法导致他不能理解哲学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重要性。一旦做出那样的区分，你就用不着旅行了。”今天，和20世纪80，90年代不同的是，越来越缺少那种本能的、粗粗拉拉的旅行者——他们曾经是那二十年的传奇——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是一些自足的古人，和当代的复古风潮同步。即使人们远行，也有了各种精美的食物和工具。写到这里，我挺怀念过去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旅行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随随便便揣着两瓶矿泉水，在珠峰下的海拔6000米的山地上走了一天。当他下山后遇到装备齐全的户外人员时，后者为他感到后怕，他也仅仅是幸运之神眷顾而没有走错下山的路，否则酷寒、野兽、缺氧和脱水很容易要他的命。同样，我也怀念过去因为工作原因，我访问过的一些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徒步考察者，他们意味着一个还有点缺心眼儿、轻信的粗粗拉拉的时代。随着时间过去，我不再苛责这种轻信，一如史诗中的故事里的人对现实、对他人和对希望的那种轻信。没有这种轻信，就没有一系列的遭遇变化和叙事的火光。
……
尽管我以为我也能罗列若干，但很多我事先以为会提到的东西，却在刚刚快要写出时褪色，进而与我的关系模糊了。其中有的我几乎不再记得，有时又会异常鲜明地梦见。
自然现象、地貌和文字作品，是不属于物品也不属于人的现实关系的事物，是两者的中间状态，也是人的理解力的呈现——或者，理解力的一些时刻。如果可以包含这个范畴，我们可以例举得像埃利蒂斯一样多。
埃利蒂斯所说的也只是“一个人所喜爱的”，并不是“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更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他罗列的许多“物品”他并不拥有，比如他不可能拥有那些古代建筑、地中海岛屿和亚细亚的山川河谷。只有一个真正的物质大规模拥有者可以有罗列“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的机会，这种人历来不是很多。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愿意提供一份清单，也像埃利蒂斯那样确切写出喜爱的原因，甚至在道德上有各种问题，但这份目录不见得完全没有意义。也许，人们应当注意他们的对立面对于社会和地球的描述。
我希望不久以后的旅行目的地是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和一些暂时还未发生变乱的中亚地区。
西方近代文学作者，内亚近现代史与现实，一些民族史诗和传说故事，地理政治学，自然现象与中国事实，我希望这些作为长期理解对象与想象来源的元素，构成一个格雷厄姆·格林式的“我自己之世界”或者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当然，我仅仅只是廓清了非常少的一部分。这些元素，都需要立足于现实，也是从现实停止之处——或者说一些渐变部分开始。写作也是从觉察到一种渐变而开始的，发生这种渐变的载体之一，则是一些并不那么特别的旅行。
另一种中国行纪
古希腊罗马人注重风俗采样和军事视野的“行纪”之后，启蒙时代是游记体裁的盛期。伏尔泰式“旅行哲学家”屡有出现，斯威夫特的超级寓言《格列佛游记》被当作儿童文学对待。约翰逊、狄更斯、海涅、夏多布里昂都是敏锐的游记作者。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许多小说杰作是用游记样式写成的。在近代文学作者笔下，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有关。
西方十九世纪地理大发现带来近代游记的第三次浪潮。殖民竞争的大势之下，“帝国的男人们”投入到远东的冒险游历中。作为一位关于远东世界的帝国作家，吉卜林在短篇小说《君王迷》中讲述了一个意义多重的故事。两个大不列颠记者在北印度各个小邦之间旅行，用手上的“内幕”勒索地方执政者为生。并无人将其灭口，只是驱逐他们出境，因为当时没人会杀死英国记者。这对儿拍档研究地图，看中了一块接近拉达克的地区，一块无主之地。他们带着几箱军火，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目的地后开枪示威，土著视之为神迹。于是，这俩货就在这里建国。一个登基称帝，一个被任命为大总督。后来，君王死于暴动的子民之手，大总督带着朋友的头颅一路乞讨，回到印度。一战以后，一些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敏感的欧洲作家，试图使亚洲的空白地带（常常是想象中的）成为主题，把它作为癫狂行为的舞台。也许斯威夫特没有想到，他在《格列佛游记》中讥讽的定居者们（也是殖民蓝图的始作俑者）成为了旅行探索者。
游记的第三次浪潮的重要构成，是西方军事人员、自然科学考察者与冒险家撰写的数量丰富的中国行纪。我的同代人中，不乏斯文?赫定的著作以及“俄国经略东方丛书”的读者。20世纪以来，游记作为非虚构文类，在奈保尔、卡普钦斯基这样的观察家手中保持着综合批评文体的传统。
旅行者的社会身份在一个地方放大，在另一个地方又被缩小（不同地方环境中存在着的事物和观念亦然），经受两种不同观念的辨认。在不同地区旅行和工作，一如处在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与小人国之间，夹在一面凸面镜和一面凹面镜的张力之间。
2008年我与一行人长途跋涉，经萨嘎、仲巴、冈仁波齐、普兰、扎达，到达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与我们的地方人文向导、艺术家H会合。H是画家和技艺独到的古格壁画研究与临摹者，他也欣赏斯文?赫定和那些一战时期野心勃勃的俄国旅行家们。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是关于古格壁画颜料的考察。但H说，他不会告诉别人，他的一些彩色原料在阿里地区的来源地。H很快切换到弄臣的形象，带领我们去见当地官员，H希望在即将举行的所谓“象雄文化节”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接见我们的官员像个民国师爷，开始秃顶的大背头上了发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反夹着一只装上了瓷烟嘴的烟。H在席间活泼得像个李白，时而笑容娇憨，做东的官员也表现得欣赏他的艺术家气质。在官员都散去后，H挽留我们继续陪他喝酒，很快他就喝醉了。他一会儿对我说，你丫是个可怕的人，你太冷静。一会儿对我旁边的同事指着我说，你们一定要尊敬他。一会儿声色俱厉对众人说：“你们这些傻逼，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知道我在玩多大的游戏吗？你们知道我在阿里多么厉害吗？”，他说着这些，仿佛他就是一个雄伟的领主。但此情此景的游戏只是杯盘狼藉中的二愣子雄伟。面对这位想讨取官员背书的艺术家，仿佛面对《君王迷》中的主要角色。我想，如果我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扮演一个狮泉河的半吊子伏尔泰，那么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小人。我不发言也不反对他，同时，我在他的赞美和咒骂之间一会儿放大成为巨人、一会儿缩小成为骑笨鹅旅行的尼尔斯。不过，H对西藏有自己的一种评价，且是健谈的故事讲述者。这也是我们在北京见过一次面后，继续在阿里地区造访他的原因。
H的理论是，“西藏不是它自己”。概括而言，西藏是周边文化的杂糅幻影，是一个拼凑派生的影子。他坚持认为，西藏僧侣的黄帽子式样来自古罗马军人的头盔，僧袍的式样来自希腊人，他相信其间的文化通道依然存在着可以梳理的线索。他举例，仅仅一个印度教中的因陀罗形象，就在西藏的本土化造像过程中派生出数百个分身，但来源都不是西藏自己的原创。这些观点很有趣，甚至不无合理之处，但我们更希望他讲述一些阿里古格地区的民间故事。在H随意说起的许多故事中，我很感兴趣一个与拉达克地区有关的，关于一座荒谬巨塔的故事。
如今通向古格王宫在山顶的废墟，仍然要经过一条隐藏在山体内部的暗道。当古格王在拉达克的攻击下全面溃败，藏入这座山上之后，进攻到山下的拉达克人暂时未找到暗道入口。既然胜利已成定局，拉达克人反倒希望用一种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延续古格王的生命。他们并不急于擒获古格王，而是企图摧毁后者的精神。一条奇思异想、几近恶作剧的计策被想到并立刻实施。
拉达克人在未到山中部的一处窄小平地上选址，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巨塔，把它一直修到与山顶的宫殿等高的高度，再架设云梯进入王宫。在如此逼仄的地基上，修筑这样一座巨塔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修筑成功，这座建筑堪比巴别塔。但这条计策的关键在于：这座巨塔并不急于完成，并不需要施工效率。它需要缓慢，在长时间中挥霍古格人的生命，向古格王示威、也向全体古格人宣布征服的意志。在拉达克人的驱赶之下，古格民众登上这座过去他们无权靠近的山，为敌人修建用于擒获他们的君王的巨塔。这座荒谬的建筑，成为凌虐古格人的刑具。
末代古格君主每天伴随着山下的施工声，度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山下白骨遍野，而这座塔的建造不紧不慢。30年中，除古格王宫外，古格地区已经是拉达克人的领土，后者盘算着将铁蹄踏入更遥远的东方目的地。古格王的存在形同虚设，像一个抽象的影子，这座山就是他的囚室。这场心理战的结果没有悬念。30年后，老迈的古格王走出躲藏地，凝望着充满挑衅意味的巨塔的半成品，接受了死亡。
这座塔的一部分工地残墙（真伪未定），至今仍然存留在暗道入口处附近，有人称它堪称古格人的哭墙。进入暗道，山体内部的境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蜂巢般复杂。在一处据说是古格王的冬宫的洞窟里，地上遍布着鸟的足印。这里洞窟与洞窟相连，在过去，末代古格王与他的下属、嫔妃一起，仍然可以在这里勉强维持他作为君主的生活。
这座巨塔的修建是否实有其事，人们没有确定答案。古格遗址所在的山峰并不十分高大险峻，在那30年时间里，可以有很多方式到达山顶。但征服者只是选择了一座施工进度缓慢的、笨重的巨塔，仿佛要表明一种固执的、纯粹的恶意。一如奥登的说教诗句：“恶总是奇伟壮观的”。这条计策的提出者如今已不得而知。
之后在北京，我与H又有过一次交谈。他谈到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的著作《中国旅行记》。在这部书中，英国旅行者被封闭、羸弱的东方君主嘉庆驱逐，沿着大运河横穿中国大陆，第一次用林奈植物分类法对沿途中国植物进行了分类，从广州出海回到西方海域的路上，他们在圣赫那拿岛上造访了另一个封闭的君主拿破仑。作为英国人的阿裨尔，用描述昆虫的那种博物学家语言说，拿破仑依然“表情丰富”，他的外表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可能认为的营养不良、颓废状况。人们希望已经成为“西方景观”的他保持体面和健康。H说，他计划重走运河沿线。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未完成，对于当代人的见识来说，中国内陆深处仍然是一处处模糊区域。虽然“重走XX道路”已经是时代的各种陈套之一，他仍然对此抱以热情。此外，他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活动，他喜欢“做大做强”。我仍然像在狮泉河一样，不发言也不反对他，虽然他没喝醉。与此同时，有个念头已经在怂恿着我：一个关于当代中国不同地区环境中事物的变形、人的思维意识状态，而不是地理自然界的斯文?赫定，也许不是没有可能。“我最推崇行走的人！”，H喜欢用这类激昂的戏剧腔宣布说。
是的，有些行走的人需要被重新理解，譬如——
一个假扮苦行僧，两脚间系着一米长铁链，步行丈量加德满都到拉萨之间准确距离的间谍。
余纯顺，浮夸行为导致的死亡。
张学良在毒瘾中的行军。放弃东北之后，部队向关内行进。行走一段时间，全军就要停下来等他打针。
仿佛有一份幽暗却图案生动的地图，递到了我手里，但我肯定不会成为H的大总督。不过我感谢H，他给了我一个关于荒谬巨塔的绝妙故事，一个象征。人们依然喜欢轻视随意的宏伟设想，这些设想非常随便地扩张规模，通过大规模来实现自身。但是，当我在中国西北一块沼泽地边的鬼城，看见无人使用的高楼大厦和一些未完成外壳的灰色大型建筑时，我感到人类对规模的观念可以在地方自然环境里产生怎样难以名状的变体。它们像沼泽本身站在那里。它们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浮夸政治家和科学怪人的作品，也像一些未来世界的、衰败的伏尔泰，在对整个世界和来访者作出力不从心的批评。以后，我又造访过一些地方的“文化教父”，他们有的是“君王迷”，填补一个地方的某种空白，喜欢像H那样参加宴席，之后在微博上议论时事。有的像封闭的古格王，生活在一个拥趸圈子的精神洞窟中。
在阿里地区旅行过程中，我读完了《格列佛游记》、《死魂灵》和一本地理学方面的书《所有可能的世界》。在最后一本书中，旅行者不断重复这种行为：“在边缘地带阐明”——我在一首诗中称此为“返工”。在经过了滩涂、人工岛、港口、密林、冻土地带、新农村、矿坑、军营、隧道、废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发展中城市之后，旅行者得到一个现有大地环境中的“事情”的序列——也许谈不上“事件”，有的是事实，有的仅仅是观念的产物，但都是开放的大地提供的认知契机。漫游仍未结束，因为事物总在变化。旅行者仍然可以着手开始一种“从眼前事物发展起来的哲学”（Allan Bloom语），重写一种中国行纪，投入去领略这座变化中的中土大陆的杂乱、可能性和快要坏掉的日光灯般忽明忽暗的笑声。
王炜编著的《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是旅游文化类图书。本书是著名青年作家王炜在新疆北部、辽东半岛、四川大巴山、贵州、内蒙古、渤海沿线等地走访并撰写的旅行纪行。书中记录了真实的旅行感受和对世界的观感。在旅行中寻求文化及价值观的观照对比。本书配备了大量具有高水准的原创图片，从内容和形式、品位上均为上乘。
王炜编著的《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与国内第一本专业旅行杂志《旅行家》合作。作家专栏，一直是《旅行家》杂志最具分量、且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套书，与时下流行的或甜腻或唯美或浪漫的旅游随笔、游记、散文不同的是，这些作者和文字均具有独立的视角与观察，在当下中国人的旅游已贲张澎湃之时，是一种高调的挑衅，更是一种行走先锋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