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中，曾国藩向父母禀报了九弟国荃在京生病之事。作为一名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生病虽属平常之事，但是身体上所发出的病痛信号，却是一种未能很好修身的体现。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修身”有着两个重要的指向。前一封信中，曾国藩讲“修身”，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反身而诚”，这是作为道德的自我的“修身”功夫。但是，儒家并非泛泛地讲道德修为，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儒家对于身体本身，也有着极具人文色彩的关爱，对生命表达了一种养护、珍惜的态度。
首先，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命的载体。身体的疾忧与自然的变幻有很大的关系。《周易》中将人的身体视为阴阳二气氤氲而生，所以，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定是与周遭的环境间有了隔阂。现代人生活在都市，离自然越来越远，习惯了药物对疾病的控制，却忽略了身体自身有着一套与天地自然相合的系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发出的信号，只是在说明，它与周遭的环境正在磨合之中。在信的第二段中，曾国藩讲到九弟国荃生病的情况时，便向父母说明了医生的诊断，九弟的症状恐怕是北上之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才会出现的状况，父母不必特别挂心。
其次，身体还是父母的馈赠，是父母之爱的承载。《论语》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孟武伯问孝，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汉代的马融将“其”理解为指代“子女”，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女不要做乖张之举，使父母在健康之外无须再为子女担心，这便是尽孝了。所以，从尽孝这一点上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子女对父母最初的继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生命礼物，因此必须要很好地爱惜它，才算是孝的发端。在信的第三段，曾国藩回忆了自己自入京以来，家人频有生病，也让他感到需要在外更好地照顾自己，以免父母牵挂。这种对自身的爱惜，就是对父母的疼惜。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对于“身”有着很深厚的理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保身”是对于孝道的坚持。从更接近“道”的角度而言，“保身”则是天人合一观的表现。《易传·系辞上》中，谈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男女之道便是乾坤之道、阴阳之合，人的身体便是乾坤之道流行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是“道”的实现，人道与天道实则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在《易》中就已出现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一说，认为“人”实际上是“天”的投射，人的身体是仿效天的形态而形成的。“人副天数”将人与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天的灾异也意味着人问的祸乱兴衰。这种接近神秘主义的说法，也成为谶纬之说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在天人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中国古人眼中，绝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躯干那么简单。“身体”是“道”的一种呈现，因此“保身”意味着对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修身”不只需要从道德上锤炼自身，在“身体”上也应注重阴阳调和、神清气爽，以“保身”为重。
最后，曾国藩在感慨入京后家人的健康时，亦对祖父母、父母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祖德”观念。中国人在对待祖德与福报这件事上，与其他民族非常不同。印度的宗教认为人活着即是“苦”，因此想要求个解脱，个人与自己的祖先除了种姓上的联系外，便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所为，只是为了求个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在此生的生命，是为了到了末日审判，最终由上帝挑选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唯独中国文化不一样，一个人的福报，除了个人所为，很多都是“祖宗庇护”。祖先因为做了很多善事，才能为一个家族积德，在世长辈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关系到子孙的福报。在传统信仰中，中国人的行为一定是与家族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等，都与祭祀、扫墓有关，这其中就有向祖先表达感恩“祖德”庇护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在此会将身体的康复归结于祖父母、父母的庇护，这也是感念亲恩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保身”不仅体现出一种对生命之大本的敬重，也体现出君子对孝道的践行。所以，“保身”不是单纯地渴望身体健康，它更是“修身”的一个维度，是君子实现天人合德的重要途径。P8-10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关。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和《王凤仪言行录》，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曾国藩是清世由文人而入武侯的第一人，虽身处乱世，却中正庄严、克己复礼，严格以理学精神修养自身，劝谕家人。袁晓晶、赵法生编写的《曾国藩家书读本》以儒家理学精神为根柢，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现实抱负，堪称儒者安身立命之范本。
《曾国藩家书》读本精选家书中的重要篇章，重新编辑分类，以修身、劝学、孝悌、处事、为政、治军为大类，根据文中主旨另拟标题，在基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对文中核心意义加以延伸和阐述，以方便当代读者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在清代政治风云变幻之下，所写家书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大众儒学经典”是我国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道理。
这本袁晓晶、赵法生编写的《曾国藩家书读本》是其中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