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凡著的这本《镜子里的中国(三千七百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不同于一般古代史书的写作方式,不以时间和人物为主线,而以历史现象为主线,将中华几千年来的文明分成不同的板块进行论述剖析,目的在于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真相,给读者以启迪。这些模块包括:远古的真相——神话与遗址的交织、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源头、士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政权运转的基础——中央集权郡县制反思、帝王功业——光环背后的血腥真相、改造社会的悲剧——改革为什么难以成功、失重的天平——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农民运动——被诅咒的历史怪圈、政治的阴暗面——专制下的政治丑态、东方神秘主义——周易文化浅说等十八个。
夏凡著的这本《镜子里的中国(三千七百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高度,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固定的人物,以种种历史现象为主体,旁征博引,纵横交错,全面、通俗地分析了中华文明的种种现象,更重要的是分析了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试图给读者一个更加直观、透明的历史真相。内容涵盖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神话传说、诸子百家、士精神、中央集权、帝王功业、改革、农民运动、君权、易学、汉传佛教、中医、科技、理学、启蒙等等,是一部简明但深刻的“中华文明史”。
是什么导致了历史失真
中国是文字产生很早的民族,夏商周的君主做事都要占卜,看天意如何,以取得鬼神的支持。卜筮需要卜官的记录和验证。因此,从商代开始,甲骨文就详细记载王室每次算命的活动,由此带来了史学的早熟和发达。纵观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各个朝代非常完整的历史记录,同时发展出了谱写真实历史的史学精神。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国人著史的精神: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旁边的史官记上“崔抒弑君”。崔抒很不高兴,这不等于说他违法不忠嘛,于是杀掉这个史官。秦统一以前,中国的职业很多都是世袭,这个史官死了,他的二弟就来接任。出乎崔抒意料的是,他二弟仍然写上“崔抒弑君”,崔抒发了狠,又下令将其二弟斩首。没想到这个家族的三弟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上“崔抒弑君”四个大字,崔抒杀人杀厌倦了,长叹一声,随便史官怎么写了。好在这个家族兄弟众多,四弟预料哥哥还会被杀,于是前仆后继地跑来送死,路上得知他三哥保住了性命,这才回家。应该说,学者这种精神是历史真实性的保证,同时也说明了保持历史原貌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研究古史的困难,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如果学者们都像崔抒史官那样宁死不改一字,就很少会有历史之谜的存在。口口相传固然容易走样,但真正误人子弟的还是有意的曲笔。历史需要老老实实的科学实证,必要时还要能够献出生命去维护。导致历史失真的缘由主要有哪些呢?
将古史人化的史学观
我们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会产生一种印象,好像中国的远古史就是黄帝、颛顼等五个人的历史。所有朝代的帝王和联盟酋长都是黄帝一个人的后代,所有文明的成果也都是黄帝一家子还有几个大臣共同创造的,这无疑是虚幻的。这种史学观是把国民的历史变成了帝王的家谱,造成了后世史学如跟屁虫似的只知道记录帝王将相们的一言一行。渐渐地,人民成了供统治阶级驱使的木偶,仁慈只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中国史官作史最大的误区。
春秋笔法
孔子在删编完《春秋》后曾经说了一句话: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明白我苦心的人是通过读懂《春秋》,而怪罪或批评我的人也是因为这本书。孔子的感叹是他为尊者讳的曲笔,隐恶扬善固然是好,但却不是历史学应该遵循的原则。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孔子没有想到从汉代起他的理论就被改造成为统治意识,正统观一旦形成,一切思想和史学都必须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从此他的书成了圣书,只准相信不准怀疑,错误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人,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诸子百家,于是他们多凭想象或根据学说的需要想当然地杜撰、编排古人的行为。他们把古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复古中解决。其实,诸子们并不是真的在写黄帝或者尧、舜、禹,而是借大家公认的一个古人之口,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庄子》中写了一大堆孔子的行为和事迹,如果当真的话,那就搞不清孔子的真面目了。因为百家著作中所写人物的年代都很久远,时间一长以讹传讹,渐成真假难辨。
儒家自编古史系统造成误区
现代学者顾颉刚写了八册《古史辩》,对传统史学观进行了整体的批判。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时代越后则把古代史越向前提,周代时最早的古代帝王是禹,孔子时有了尧和舜,到了战国时期,又冒出黄帝和炎帝神农来,秦朝上溯到了三皇,汉代更是要算到子虚乌有的盘古了,这个系统的形成大概在于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者们的集体编辑。他以怀疑的态度指出儒家六经并非孔子“托古”之作,作为信史的价值不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史学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大一统”的观念。
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针对欧洲历史的划分,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社会形态与欧洲比较大多并不相同。
举个例子,最显著的争议可能就来源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上。按照奴隶社会的定义,它是原始社会瓦解后的剥削社会,以国家和私有财产的产生为标志,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以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为主要特征。马克思寓意的奴隶社会主要指希腊和罗马式的城邦制国家,他们通过战争将其它部落的居民变成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奴隶。如果分析夏、商两个王朝,皆是部落联盟式国家,中国先祖是“共主”的思维而不是征服的理念。夏、商两个政权均属农耕社会,井田制的自耕农是国家主要经济支柱,并不靠劫掠人口以及奴隶们的劳动来维持。
希腊和罗马都是海边国家,海上贸易是立国的根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没有战争就没有奴隶的来源。纵观夏、商王朝,每个长达五百年上下,大规模的战争征服并不多。周边小邦国的诸侯们只要接受夏禹、商汤等王名义上的领导即可,偶尔陪着夏桀、商纣打打猎,进贡个妹喜或妲己这样的美女就行了,并没有明显的奴隶输送。商部落打败夏王朝后,并没有把夏族人全部沦为奴隶,而是建立一个封国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只是夏王由“天下共主”变为一方诸侯而已。周朝也是如此,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还被继续立为商国首领,与周武王姬发的弟弟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霍国国君姬处地位相同,商人绝非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
有学者按考古发掘情况将中国分为古国、方国到帝国三个社会形态,也有学者以秦统一为分界线将中国划分为邦国和帝国两个时代,两个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周代的社会形态与欧洲的封建社会最像,应该说,封建制度主要停留在邦国时期。秦代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是在破坏周朝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欧洲的封建相比差别就很大了。由此看来,在中国找不到一个朝代可以对应上奴隶社会,而自秦到清延续两千年的政体模式则是我国独有的。
“御用”对历史学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统治者大多与崔抒类似,一边干着坏事,一边怕受到后世谴责,最后的一招就是篡改历史。偏偏有一些无聊文人,在专制淫威下为当权者服务,史书中颠倒黑白的记述很多,只有坚持科学与独立的思考才能明白真相。举个例子,明朝初年的宰相胡惟庸,他的被杀就是很典型的冤案,但明史仍然把他放入奸佞传里,似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是有理由的。笔者并不认为胡惟庸一定是个好人,然而无论好人做坏事、还是坏人做好事,都应秉笔直书。人性是复杂的,历史也自然复杂,学术应该客观而真实。
P20-23
中国古代的史书通常分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分别以时间、人物和事件为主线展开叙述,后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有了各类通史、断代史、人物传记或对历史事件的专门描述,但大体上还是遵循着上述原则。应该说本书的结构并不是一本历史书,它是将一种历史现象提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固定的人物,目的在于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譬如:中央集权的秦政体、自上而下的改革、农民运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等等,关于每个历史现象的分析构成一个章节,于是就形成了全书的结构。
第一个版本叫《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我曾讲是在一种静思状态里写成的,似乎是一种闲论或者对历史的反复思考。我很想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纠葛,试图站在文明发展的角度上,以一个更高的视野来观察和评述中国人曾经走过的千年风雨沧桑。或许我们的未来就在祖先的脚印中被铸就,因为文明恰如一条大河很难强行阻断,一旦形成趋势就会像河流一样一直奔流到海。
非常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能够再次出版这本书,与第一版较为注重政治论述相比,《镜子里的中国——三千七百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更加全面。第二版增加了六个章节的内容,分别是: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源头、东方神秘主义——周易文化浅说、汉传佛教——“禅”的智慧、中医的独特人文——阴阳五行的生命观、中国古代科技——辉煌后停滞不前、命运走向何处——崩溃前的最后挣扎,尤其补全了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欠缺。最后一章《命运走向何处》主要论述近代部分,天朝体制下生活了两千余年的中国人,当面对强大的西方机械力量时,他们的惶惑和所做出的努力。
非常感谢臧云鹏先生对本书出版的贡献,也感谢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更感谢读者们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