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马下个定义。”
听到这样的要求，西丝·朱浦（Sissy Jupe）大惊失色。
“二十号女生竟然不能给马下个定义！”葛擂梗先生为了教育这些小孩子说道，“二十号女生不知道什么是马，它是最常见的动物！男孩子呢？比策（Bitzer），你对马的定义是？”
那根方形手指点来点去，突然点到了比策，或许是因为他坐的位置和那个女生碰巧在同一束阳光里。阳光从一个没有窗帘的窗口直射进来，照进刷得雪白的屋子，同样也照到了西丝……
“比策，”汤玛士·葛擂梗说，“说说你对马的定义。”
“四足动物，食草类，四十颗牙齿，包括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天脱毛，在一些有沼泽地的国家还要换蹄，蹄子很硬，但是还需要钉掌。从牙齿可以判断出它的年龄。”比策如此种种说了一大堆。
“二十号女生，”葛擂梗先生说道，“你现在知道什么是马了吧！”
《艰难时世》，1854年
外甥为了报复、吓唬他的姨妈，屏住呼吸，让他姨妈相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憋死。不管是轻言细语还是使劲摇晃，他还是憋足了气，憋得面色苍白，仍不肯罢休，一直憋着直到面无血色，终于姨妈再也忍不住了，把他领了出去。只见他两只眼睛鼓得像龙虾，完全看不到脖子。
《非营利的旅行者》之《伦敦市教堂》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1860年
那些日子，一些庸医把柏油水当成是良药。乔夫人（Mrs Joe）总是在碗橱里备着一些，深信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会有神奇功效。最流行的时候，把这种东西当作补品，让我大喝特喝，记得当时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极像新篱笆的味道。
皮普，《远大前程》，1860—1861年
“我的母亲？跑啦，夫人！”庞得贝（Bounderby）说道。葛擂梗夫人一如往常，先是惊得目瞪口呆，然后瘫软下来，最终没有说话。“我母亲把我扔给了外婆，”庞得贝说道，“记忆中外婆是世上最邪恶最坏的女人。如果我有一双鞋子，她肯定会从我脚上脱下来拿去换酒喝。因此，我了解了外婆会在早饭前躺在床上喝十四杯烈酒。”
葛擂梗夫人虚弱地笑了一笑，毫无生气，看上去一如往常，就像一个粗制滥造的透明的小雕像，只是背后缺乏了些光彩。
“她开了一间杂货铺，”庞得贝继续说道，“把我放到装鸡蛋的箱子里，那就是我婴儿时的摇篮。等我长大了一些，能够跑得快了，我自然就毫不犹豫地逃跑了。于是，我成了一个流浪汉，打我、让我挨饿的不再是那个老太婆了，换成是老老少少，所有人都打我，让我挨饿。他们是对的，他们没有义务帮我，我就是讨厌鬼、包袱、祸害，这一点，我特别清楚。”
《艰难时世》，1854年
“那几个年轻的女士们，”简短的寒暄之后，帕迪戈尔夫人（Mrs Pardiggle）便侃侃而谈起来，“这是我的五个儿子。你们可能已经从我们尊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Mr Jarndyce）的打印捐款单（也许不止一张）上面看到过他们的名字。我的大儿子埃格伯特（Egbert），十二岁，他把自己五先令三便士零用钱寄给了托卡胡铂印第安人；我的二儿子奥斯瓦德（Oswald），十岁半，捐了二先令九便士给国家史密瑟斯推荐书；我的三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九岁，捐了一先令六个半便士；我的四儿子菲利克斯（Felix），七岁，把八便士捐给了年迈的寡妇；我的小儿子阿尔弗雷德（Alfred），五岁，自愿参加‘快乐宝宝会’，并发誓终身不抽烟。”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孩子们如此不满。不单是因为他们面黄肌瘦、毫无生气，尽管他们看上去确实如此，还由于他们看上去似乎极度不满、怒火中烧。
《荒凉山庄》，1852—1853年
P5-9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市波特西岛兰波特区麦尔安德街387号，也就是纳尔逊(Nelson)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拿破仑(Napoleon)之后的第七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出生前的第七年。狄更斯不仅仅是出生于19世纪的一个孩子，后来他还成了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政治评论家之一。狄更斯的早年生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很幸福，因为正如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写的那样： “狄更斯出生时，正值家里好光景，早年的狄更斯自认为是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男人的儿子。”事实上，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John Dickens)，在狄更斯出生时是朴次茅斯海军军需处职员，由于工作的原因，狄更斯十岁前不得不跟着家人不断地从一个港口搬到另一个港口。
狄更斯在八个兄弟姐妹(只有六个活了下来)中排行老二，人们很快就发现狄更斯天赋异禀、聪明过人(实际上有人认为他能够过目不忘)。狄更斯喜欢唱歌和表演，父亲经常带他到酒馆，让他站在桌子上表演。尽管狄更斯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是也有不完美的一面，狄更斯的父母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
狄更斯十岁时，再次搬了家，这次搬到了伦敦的卡姆登镇贝哈姆街16号，那时还只是荒凉的郊区。随之而来的是父亲收入的减少，这就意味着此时狄更斯一家的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不得不勉强度日。也就是此时，狄更斯经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他没能入学，只得在家附近找一些零活和跑腿的杂活。
就这样，狄更斯美好的童年生活结束了，这肯定对早年的狄更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父母债务越来越多(不得不变卖家具)，无疑使狄更斯更加没有安全感。这时，狄更斯的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Elizabeth Dickens)创办了一所小型学校，取名“狄更斯太太学校”。然而，如狄更斯后来所写的那样，学校并不成功： “根本没有人来这里上学，我不记得有什么人表示要来，更不记得我们为学生的到来做过什么准备工作……”学校就这样不了了之，只得为狄更斯谋一份差事。冢人的一个朋友詹姆斯．兰伯特(James Lamert)为狄更斯在沃伦鞋油作坊找了一份差事，作坊位于泰晤士河边亨格福德码头。年仅十二岁的狄更斯，每周挣六个先令，他的工作就是在鞋油罐子上贴标签，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中间吃饭休息一个小时，茶点时间半个小时。这是一份不体面而又枯燥的差事，工作厂房也令人生厌，湿气很重并且老鼠乱窜。然而祸不单行，1824年2月24日，就在狄更斯刚刚开始工作没几天，父亲被逮捕，关进了萨瑟克区马歇尔希负债者监狱。
……
狄更斯一生出版了十四部小说，多部短故事集、剧作和游记，这还不算发表的许多有关社会变革的文章。狄更斯的足迹不只局限于英国，还遍及欧洲和美洲，四处讲演自己的作品，为比自己不幸的人们谋福祉。即使说狄更斯的私人生活近乎疯狂也不足为奇。
狄更斯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士玛丽亚·比德内尔(Maria Beadnell)，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在1836年，狄更斯和同行记者的女儿凯瑟琳·霍加斯(Catherine Hogarth)结了婚，后来他们生了十个孩子。正是在这段婚姻期间，狄更斯完成了他最出色的几部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年)，销量超过三十万册；《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1853年)、《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和《小杜丽》(1855—1857年)。但遗憾的是，狄更斯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凯瑟琳腼腆不善社交，和狄更斯外向的性格显得格格不入。1858年，狄更斯不顾凯瑟琳的反对，同她分居，并结交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埃伦·特南(Ellen Ternan)。当时对他俩的关系众说纷纭，猜想他们是否只是好朋友，抑或是情人关系；实际上，有不少人怀疑埃伦·特南是否给狄更斯生过小孩(如果生了孩子，那么孩子是否夭折)，抑或是堕过胎。不管事实如何，埃伦·特南是狄更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凯瑟琳却不是，因为他们分居之后，狄更斯搬到了肯特郡的盖德山庄居住。在盖德山庄，狄更斯完成了《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859年)、《远大前程》(1860—1861年)和《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1863—1864年)。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狄更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很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没能完成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就遗憾辞世。
1870年6月8日，经过一整天漫长的工作，狄更斯突发中风，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为这位历史巨人哀悼，狄更斯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坟墓开放两天，无数人前来吊唁，向死者告别。
狄更斯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正如我们通过狄更斯的小说、绝妙的故事以及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去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也是通过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去审视自己。
谢莉·克莱因编的《与查尔斯·狄更斯对话》是一本美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语录的合集。智慧大师系列讲述那些妙语连珠、文笔犀利、批判刻薄的文学大师们的故事。《与查尔斯·狄更斯对话》一书探索并揭示了狄更斯个人和职业生活，并赞赏了他观察社会和人性后，用讽刺性描写所表现出的机智。本书包括了从他小说中摘录的很多有趣的段落，还有他对人物的独特刻画，这本书对狄更斯迷来说，无疑是一本很精彩的作品选集，对不了解他作品的新读者来说也很不错。
狄更斯幽默又有暖色调，在他的书中，仁慈的心灵，柔和的感情，源源流出。他的人物，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但和中国式的因果报应不同。他的这种“报应法”是一种很好的心灵滋补。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谢莉·克莱因编的《与查尔斯·狄更斯对话(精)》收录了狄更斯很受欢迎的作品中的精辟言论和有趣段落，可谓一个狄更斯的智慧宝库。狄更斯在深刻洞察社会和人性后，对人物的独特刻画，以及用讽刺性描写所表现出的机智与才情，以及他对于儿童与家庭、女人与爱情、政权与财富、结婚与离异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思索与犀利的见解，皆可在本书中窥见一斑。对狄更斯迷来说，本书无疑是一本很精彩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