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

就像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

《庶出的标志》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移居美国之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一度被当作政治小说被批评家广泛研究。小说讲述了在一个极权国家中，统治者通过绑架一位精英知识分子克鲁格的儿子，而逼迫他为政权写作宣传。然而，克鲁格的儿子被错认为儿童精神病患者被送到精神病院，被残忍虐杀，就在克鲁格反抗即将面临死亡之时，作者在叙事中出现，并宣布这一人物不存在，书中一切的悲剧也都不存在。

正文

一个长椭圆形的水坑嵌在粗糙的柏油地上；像是一个神奇的脚印，里面的水银已经溢满到边缘，像是一个匙形的洞，透过它你可以看到底下的天空。围住了，我注意到，它的周围是一片四散分开的黑黝的潮湿，那儿堆积着一些褐色的了无生气的枯叶。充溢着水，我应该说，这个水坑在干瘪成现在这个样子前充溢着水。

水坑在阴影处，但倒映着一汪斜射进来的阳光，阳光那边有几棵树和两幢房子。看得仔细点。是的，水坑里折射出一片浅蓝色的天空——那种淡淡的婴儿蓝——我嘴里有牛奶的味道，因为三十五年前我有过一个那种颜色的水杯。水坑还倒映着一小簇光秃秃的嫩枝，一截粗大的褐色的树干，边缘部被砍掉了，露出亮白的横切面。你掉了什么东西在地上，这是你的，那间阳光下乳白色的房子。

当十一月又刮起阵阵寒风，水坑里开始掀起了漩涡，风吹皱一汪亮色。

两片树叶，两个三曲腿图，像两个打着寒颤的三条腿的游泳者，匆忙跑过来要来游泳，一头扎进池中心，猛然间，慢了下来，他们平浮在水面上。四点二十分。从医院窗口向外观望。

十一月的树，杨树，我猜想，有两棵直接从柏油路中生长出来：所有的树都在阳光灿烂的寒风中，纹辙沟壑纵横的树干，一大丛交织在一起的闪亮光秃的树枝，浅黄、浅橄榄棕色——因为这样在高空处可以沐浴到更多柔和的阳光，尽管实际并不如此。它们静默不动，与水坑中涟漪不断的倒影形成对照——你对一棵树的情感主要是看它那大簇大簇的树叶，而这棵树上的叶子只剩下不到三十七八片了。它们只是轻微摇曳，发出一种模糊的光彩，但是阳光的照耀赋予了它们一种闪烁，就像那无数个树杈一样。让人心醉神迷的蔚蓝的天空，中间横戳着一缕静止不动的苍白的云彩。

手术没有成功，我妻子要死了。

在低矮的栅栏的那边，在阳光下，在那耀眼的光亮中，一幢石板砌成的房子正面两侧各一根乳白色的石柱，一个宽阔的飞檐，不加考虑就搁在那儿，构成一个框：一块在商店陈列已久的奶油蛋糕。白天，窗户看上去是黑色的。有十三扇之多；白色格子窗，绿色的百叶窗。一切皆那么分明，但是日头不会延长太久。在一扇窗户的黑色里，已经出现了一些东西：一位永不显老的家庭妇女——打开了，就像在我长乳牙那个时候的牙医曾经说过的，一位姓瓦里森的医生——打开了窗户，抖出了什么东西，你现在可以合拢了。

另外一间房子(在右边，在一个突出来的车库的那边)早已经是一片金黄色了。杨树枝权很多，阴影横七竖八交织在一起，黑得发亮。但是，一切都消失了，消失了，她曾经坐在一块空旷地上，画一个永远不会留下来的落日，一个农民的孩子，个子很小，很安静，很害羞的样子，但是又是默默地呆着不动，站在她的臂肘边，看着她的画架，上面的油彩，湿润的笔刷现出一条蛇信子的形状——但是，落日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点泛紫的天光，不管怎样还是堆积起来——废墟，垃圾。

阳光在另一幢房子斑驳的墙面上形成一道阶梯，通到房子上的老虎窗，窗子现在很亮，就像那个水坑曾经有过的那么亮——水坑现在已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白色，中间横亘着死一般的黑色，看上去像是那幅画的黑白版。

也许，我不会忘记第一幢房子前(边上是外墙斑驳的另一幢)那块狭长的打蔫的绿草地。草皮凌乱不堪，都秃了，中间被柏油道分成两半，暗褐色的树叶堆在上面。色彩不见了。窗户里还剩有最后一点亮光，阳光的阶梯还在。但是，亮光只在上面，如果屋里的灯打开，那么外面的光就灭了。一缕缕云彩映照出肉粉色，树上数不清的小枝权变得清晰可见：现在树枝下面辨不出颜色了：房子，草地，栅栏，其间的景物，一切都成为赭灰色。哦，那镜子般的水坑已是亮紫色。

他们打开了我这幢房子的灯，于是窗外的景观不见了。一片墨黑，但天空是淡淡的墨水蓝——“流出来的是蓝色，写出来的是黑色”，就像那墨水瓶上写的那样。但是，实际并不如此，天空也同样，那些枝桠纵横的树倒是确实如此。P1-3

《庶出的标志》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是在我和美国互相适应的六年之后。小说的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完成的，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晴朗无云、神清气爽的时光。我的身体棒极了，每天香烟的消耗量达到四盒。我每晚至少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便拿着铅笔在我住的那间昏暗的小寓合里踱步。公寓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克力格区，我租的寓合楼上是一位走步敦实的老太太，脚步踩得地板“咚咚”响，楼下则是一位听觉特别敏感的年轻女性。每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我都会花上十个小时，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里研究蝴蝶的结构，那儿可是实验的天堂；但是一个星期中有三天，我在那儿只呆到中午，然后恋恋不合地从显微镜和闪光的照相机前离开，前往韦尔斯利(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和火车)，我在那里教女学生们俄语语法和文学。

小说在一个温暖的下着雨的晚上完成，与第十八章结尾的描述多少有点相同。一位好心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读了打字稿，推荐给了艾伦·泰特，后者让霍尔特出版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这部小说。我那时全身心地扑在别的事情上，但还是可以察觉到小说反响平平。我记得赞誉声只在两本周刊——《时代》和《纽约客》(可能是)上响起。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这个题目的不足之处是，一本正经、喜欢“总体思想”或者“人文关怀”(这两个意思没有什么差别)的读者或许会被引导着这么去看待这部作品。

没有什么比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更无聊的事了，不管是从作者还是读者的用意角度来看。这篇前言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庶出的标志》属于或者不属于“严肃的文学”(这不过是空洞的深沉和讨好的平庸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我对所谓的社会评论文学(用新闻和商业用语来说就是“巨著”)，一向没有兴趣。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

同样，我所处的时代对我现在这本书的影响微不足道，就像我的书，或者至少是这本书，对我所处时代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一样。毫无疑问，可以从镜子中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愚蠢可憎的政体造成的某些扭曲，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在我的生命之路中也曾遭受过它们的打击：那些个充斥暴君和暴行的、法西斯和布尔什维克的、庸俗思想家和粗暴的压迫者的世界。同样，也毫无疑问，如果我面前没有以上臭名昭著的例子，我不会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掺和进一些列宁演说的只言片语，苏联宪法的一堆东西，还有纳粹一套貌似很有效率的长篇大论。

尽管扣押人质可以说和最古老的战争一样历史悠久，但是，当一个暴君统治下的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发动起战争，把公民扣为人质，而且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更富新意的东西油然而生。而近来又更前进了一步，那就是采用一种微妙的，我称之为“爱的杠杆”的方法——残忍地通过控制人心弦深处的感情，把反抗者与他可怜的国家绑在一起(苏联人运用这种方法尤其成功)。但是，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庶出的标志》中，巴图克统治下的那个年轻的警察国家——一种愚钝的品格成为了国民的通性(因此，既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便成为了可能，感谢上帝，这成为了所有专制国家的特征)——相比于现实中熟练使用爱的杠杆的政体来说是落在了后面，一开始它只是毫无计划地瞎摸索，毫无必要地迫害死了不少克鲁格的朋友，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才偶然地意识到(在第十五章)只要夺走他幼小的孩子，就可以迫使他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任何事。

也许应该问一问：一个作者是否值得花费精力来设计和布置这些个微妙的标记，本来这些个东西就不应该是那么隐晦的。谁会费神去注意那个潘克拉特·塔兹古丁(Pankrat Tzikutin)，那个貌不惊人的集体迫害的组织者(第十三章)就是苏格拉底·韩姆卢克②，而“孩子很大胆”则暗指移民(第十八章)，是一句常用的话，用来验证一个即将成为美国公民的人的阅读能力；还有琳达根本就没有偷过猫头鹰的瓷器摆件(第十章开头)，在庭院里的小顽童是索尔·斯坦伯格的画；而“另一个河边女仆的父亲”(第七章)就是写《维尼派革湖》的詹姆斯。乔伊斯，最后，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并不是打印错误(至少在过去，有一个校阅者是这么认为的)，谁会费神注意这些?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会在意错过这些东西，那些个心怀良好祝愿的人会带着他们的理解和袖珍收音机来到我的小小的聚会上，而讽喻者们会指出我在这篇前言里做的解释里面要命的蠢话，然后规劝我下次还是用脚注好(脚注对有一些人来说，总是显得那么富有喜剧特色)。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让作家自己感到满意的才是重要的。我很少会重读我的书，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出于把握翻译或者是校对新版本这样的功利目的；但是，一旦我真的再次浏览我的作品，那么带给我最大愉悦的是那些隐藏着的主题在路边发出的细声细语。

因此，在第五章第二段里，就出现了第一个这样的暗示——“有人早已知晓”——一个神秘的闯入者，利用克鲁格的梦来传递他自己特别的秘密信息。这个闯入者不是那位维也纳庸医(我所有的书都应该标上：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走开)，而是由我自己赋形的人格化的神。这位神在最后一章里为了他的人物揪心痛惜，起了怜悯之心，匆忙接管了小说。突然间变疯的克鲁格明白，他有人妥善照顾，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死亡也只是一种风格问题，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一种音乐和弦。因此，当奥尔嘉玫瑰般的心灵——在前面的章节里(第九章)早已经成为了象征——在我的屋子明亮的窗口前暗暗地嗡嗡作响时，克鲁格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他创造者的怀抱。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蒙特勒

纳博科夫说《庶出的标志》是他在和美国“互相适应”六年之后在美国写成的第一部小说。纳博科夫是一个语言天才，即便如此，从俄语转换成英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恐怕也还是难以成功的。

对我这样一个这部小说的读者和译者而言，“互相适应”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合适的描述我阅读和翻译这部小说过程的一个词。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迷惑，震惊，揪心，愤怒，迷恋，感动，释然，等等。这些个貌似互不关联实则互相支撑的情感效应像一头受惊的小兔子，在我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在我的心头上下左右不停地窜动，要想让它消停下来，在我，实在也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具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主人公克鲁格的故事层面，从普通的家庭故事到荒诞不经的政治讽喻，从颇为风光的著名人物到受尽折磨后的疯人，纳博科夫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似曾相识但又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现代专制社会的图景。克鲁格的遭遇让我颤栗，让我心焦，让我感到个人的无限的渺小。纳博科夫是真正地和盘托出了在那个特殊的场景里一个人的无比的无能为力。其实，又何止限于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社会，我们这个很正常的世界不是也常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于是，我感受到了纳博科夫给予我们的重击，对于我们通常所习以为常的个人地位和权力观念的毁灭性打击；而这在我是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的。其次，是纳博科夫的文体层面。凡是读过《洛丽塔》的读者都会知晓一些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实验性作家的创作特征，这或许也是他的创作本能。在这部小说里，同样如此，在一个正常的故事外壳里，纳博科夫的实验本能无所不在，那变化多端的笔触，那一以贯之的象征，那“残酷无情”的叙述，最当注意的便是小说中大书特书的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出人意料的改写，所有这些都像是涌动着的潮流，时刻表露出把故事冲个稀巴烂的企图。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文本层面的意义表达，与克鲁格的经历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对一个读者而言，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又如何能够在一片混沌中看到一丝晨曦的光亮?最后则是小说的语言。且不说时常出现的从平易到复杂到曲直双关乃至分不清头绪的语言的变换过程，单单是文本中所使用的英语以外的语言就会让你不得不有个“适应过程”。小说中出现了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还有纳博科夫自创的基于俄语的特殊语。在这些语言的混杂中，一个原本或许是虚幻的情景成为了一种现实。

如果前面两个“适应过程”可以通过自己的冥思苦想略微获取一些心得，那么后一个过程假如没有外来的帮助恐怕断断不能有所结果。所幸，我得到了“神助”，不是神的帮助，而是犹如神助一样的有力支持。本书的主要翻译过程是在美国普度大学完成的，其时，我在那里参加和主持华东师大美国研究中心和普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跨民族视野下的美国文学”研究生讨论班。班上的一位美国博士生琳穆女士知道我在翻译这部小说，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因为她的本科是俄语，又在德国呆过一阵，而且还是纳博科夫爱好者，尽管《庶出的标志》没有读过。这正是天助我也!在琳穆女士的帮助下，纳博科夫所说的那些“混杂语”得以露出大致的庐山真面目。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北大老同事刘锋，他帮助解决了一些拉丁语问题。还有，华师大外语学院法语系袁筱一，德语系过文英，俄语系刘玉琴老师，感谢她们提供的各个语种的帮助。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正从地铁上下来，突然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问是否可以翻译一本书，地铁站里人声嘈杂，没有完全听清楚编辑的话，但我听出了“纳博科夫”那几个字。感谢出版社给予我一个与纳博科夫“互相适应”的过程。

金衡山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

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