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下了两天的细毛阴雨，间或夹杂着针鼻样的雪花，落地便成了黏稠的水珠，仿佛地上洒了一层桐油或米汤。虽然无风，但是天冷得很，天佑只好躲在屋里烤火盆。第三天晌午头上，天光终于放晴了。天佑从窗子里往外瞅，看到昏黄的太阳挂在头顶，像一个没烧好的瓷盘。外面好像暖和了些。这两天他真给憋坏了，回头瞅瞅躺在大铜床上睡午觉的彭贵山。彭贵山中午喝了一碗陈年苞谷酒，此刻打着小呼噜睡得正欢。
天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溜出去玩一会儿。
就在这时，隐隐地，飘来一阵货郎担子发出的拨浪鼓声：噗隆咚咚——噗隆咚咚——还夹杂着货郎拖长声调的吆喝声：“针头线脑糯米糕，五花糖豆和剪刀……”这个货郎上午时曾经来过，天佑想出去，彭
贵山不让。此时，天佑口水直流，他终于待不住了，伸手摸一下口袋，悄悄站起身，轻轻拉开屋门，溜了出去。在他身后，彭贵山似乎觉察到什么，咕噜了一句。天佑吓得一激灵，停住脚。好在彭贵山翻个身又发出呼噜声，天佑放心地往大门口溜去。
偌大的院子里没一个人影，天佑的母亲李凤莲在厅堂里和下人打麻将。大黄狗也在窝边睡觉，听到动静，它翻了翻眼皮，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继续睡。天佑蹑手蹑脚走到大门口，看到厚重的柚木大门紧紧闩着，当班的侯七怀抱一杆钢枪，斜倚在寨门楼上打盹儿。天佑轻轻咳一声，侯七吓一跳，刚想发话，天佑伸一根手指放在嘴边示意他不要声张。
天佑轻手轻脚爬上门楼，抬眼就看到壕沟吊桥那边有一个货郎担子，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像一对夫妻。天佑别的不喜欢，就喜欢花花绿绿的糖豆，这一阵外面风声紧，彭贵山严禁家人外出，天佑口袋里的糖豆，早就见底了。兴许是货郎夫妇知道天佑的喜好，那女的竟然抓起一把糖豆，冲天佑晃了晃，又撒在货担子里，弄得天佑口水都要下来了。
天佑收回目光望向侯七。侯七缓缓地摇一下头。若在平时，天佑会掏他的裤裆，或者会拿头撞他，但是现在，天佑不想弄出动静，尤其不想惊动彭贵山。天佑想了想，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铜板，递给侯七。侯七抬眼瞅瞅大宅院里无人，就接下了。
吊桥还没放稳，天佑就像一只小老虎，急不可耐地蹿了出去。这当儿，货郎夫妇似乎有点不敢相信，互相眨巴一下眼睛。天佑带着一股小冷风，冲向货担。那个头扎紫围巾、上身穿绿棉袄的女人，望着越来越
近的小男孩，目露精光。一瞬间，天佑突然发现她嘴唇上，竟然长着一小撮儿黑胡须。天佑微微一愣，步子慢下来。就在这时，那个男的飞步上前，伸出铁钳般的大手，像抓一只小鸡那样拎起天佑，把他夹在腋下，同时打一声口哨，就和那女的一起，丢下货担，奔向路旁不远处的杂树林。
天佑竟然来不及哭一声。 站在大门旁的侯七，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面前就不见了人影。他哆哆嗦嗦举起枪，冲天空放了一枪，枪声像炸雷一样滚过天际。
彭家的大黄狗，率先狂吠起来。这一下，彭家大宅院顿时乱了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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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阅评者，在我韵视域内，陶纯则是同龄作家中最扎实又最灵透的人之一，在庞大的写实一路风格的中国作家阵容里，他无疑是称得上优秀作家的。
——施战军（评论家）
何处是归宿
现在看来，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与故乡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对我的熏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的故乡在山东省西部的东阿县，黄河岸边，离京杭大运河也很近。我祖居的村子是个交道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的家乡原本就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隋唐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历史小说对我的家乡一带都有描述，我家离“东阿王”曹植的墓园只有大约十公里远，离程咬金的故乡斑鸠店大约三十公里远，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武松杀西门庆的阳谷县狮子楼也就三四十公里的距离。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夜晚听游街串乡的说书人谈古论今，识字渐多以后，到处搜罗小说看，《铁道游击队》《红岩》《苦菜花》《春花》《敌后武工队》等就是在村里奶奶、大娘、大婶做针钱的萝筐里搜到的，书页都不完整，因为人家是用来剪鞋样子的，基本都没有封面，有的缺页严重，有的读过好久之后，才知道书名。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样一些不完整的文学作品，它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
家里还是太穷了，一家七八口人，全靠做铁匠的父亲在大队铁匠铺拼死拼活挣钱糊口，常常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细粮，从年初就开始盼望春节快点到来，好打打牙祭。有一回我走进镇上的书店，看上一本小人书，需要八分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兜里只有五分，买不起，就想在店里看完，结果被看店的女服务员给轰了出来。
上初中的时候，我已经挺有“名”了，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好，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作文写得好，无非是两点，一是语言感觉好，二是感情真挚细腻，尽量少说空话套话。屡受表扬，就更加想写好作文，因为不想让老师失望。要想写好作文，多读书多体验是最好的窍门。结果由于偏好写作，其他科的成绩一直提不上来，后来高考也吃了这方面的亏。在乡中学读高中时，我继续保持了写作的优长，很多年后有同学告诉我，他当初就经常被我的作文感动得要落泪。
一九七九年，十五岁的我在读了九年书之后，参加高考。从家乡赶赴考场的途中，遇上大雨，耽搁了一点时间，心急火燎赶到考点时，已经开考半个小时了。结局只有一个：名落孙山。落榜并没有让我太失望，因为还是太小，少年不识愁滋味，况且我所在的村子，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我落榜也不并丢人。后面的路似乎只有两条：或者像我的父亲那样，先到铁匠铺当个学徒，一辈子当个铁匠；或者干脆就到大田里劳作，一辈子与土地做伴。在母亲的鼓励下，我走了第三条路——背起书包，去复读了。目标只有一个：考上大学。
一九八○年，命运终于眷顾了我，我中榜了。但在填报志愿时，犯起了踌躇。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省内读地方学校，二是到长春的一所空军的军校。上地方学校，要交学费；上军校，不但学杂费全免，而且还发服装。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打过不久，战争阴云尚在，此时参军，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父亲是个文盲，害怕战争，不想让我从军，而且信奉“千好万好，不如儿子在身边好”，不支持我上军校。因为我知道家里的难处，实在是想为家里省点钱，所以，尽管心里有点打鼓，尽管也害怕上战场，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填报了军校。我安慰父母亲说：我当的是空军，干的是地勤，一般打仗，都是陆军先上，我们在后方修飞机，没什么事，不用怕。
到了长春的军校不久，我就庆幸自己走对了路。不为别的，就因为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有读不完的长篇小说和文学杂志，我在那里，读到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一批南线战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读罢这些作品，非但不害怕战争了，反倒渴望到战场上去一试身手。
这不就是文学的力量吗？
读军校的那几年，一有空就钻阅览室，就因为这个，我没有养成任何体育方面的爱好，不会打任何球，不会任何棋牌，只会散步跑步，说起来就是个书呆子。军校毕业，我来到山东潍坊，那儿有一座机场。大约从一九八四年秋天起，我开始正式写作。七八个人住一大间宿舍，没有桌子，白天要上机场工作，即使不去机场，屋里人多也很乱，没法写，晚上九点半就要熄灯，我写作的时间就是熄灯之后，我靠在床头，把一个大本子放在腿上，在别人的呼噜声中，摸索着往上写，第二天一看，常常是几行写到了一块。有时还怕别人发现，说自己不务正业，就得偷偷摸摸地写。熄灯后闭眼写作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左右，写了十几万字的东西，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了方格稿纸上，投给了报纸杂志，皆被退回或无声无息。尽管没发表一个字，但我爱好写作的名声还是传出去了。一九八五年，师宣传科急需新闻干事，有人推荐了我，政治部一位领导派人把我的部分手稿拿去读了几篇，没见过我的面就决定调我，理由是，这么长的文章都能写，写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稿还不是小菜一碟？就这样，年仅二十一岁的我直接从基层连队调到师机关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沾文学的光。
……
说到底，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经济学里有朝阳行业和夕阳行业，文学应该属于夕阳行业。小说某种程度上已经像京剧票友那样，成为一种小群体的自恋行为。
我说这些，这不是说自己走错了路？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是不是后悔了？
不是的。走上这条路，非但没后悔，反而感到庆幸，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成长氛围，走这条路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已经很幸运了。写作陪伴我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年代，还会伴我度过青春凋零的未来岁月。这中间大约有十年时间，很惭愧，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主要是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写作。有的是上面派的任务，不得不干；有的是为了改善生计，不得已而为之。酸甜苦辣，个中滋味，难以言表。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有些电影、电视剧，胡编乱造得太过分，很多连故事都编不圆，参与影视创作的兴趣便突然淡下来。从二○一四年起，重回小说创作，写了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以及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天佑》《秋莲》等作品。
如此，我视自己为“浪子回头”，“不忘初心”。做一个小说票友，自娱自乐，不为获奖，不为发财，以文会友，也是一种境界吧！
走上这条路，是命中注定。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何处是归宿，文学复文学；何处是归期，老命呜呼时。只要一息尚在，就得努力啊，不然，还能干什么呢？
二○一七年四月于北京
本书是作者陶纯最近几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的精选集，收录了《天佑》、《秋莲》、《子弹穿过头颅》、《营地之光》、《雨中玫瑰》等5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刊发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主要描写战争、军人情感生活的作品。
阅读《一座营盘》的作者、军旅作家陶纯的新作品《天佑》，品尝历史真滋味，人间正道是沧桑。
《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之中，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写出了人间正道的坦荡和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达到艺术张力与历史情怀的圆融结合。
此外，本书还收录中篇小说4篇，包括《秋莲》、《子弹穿过头颅》、《营地之光》和《雨中玫瑰》。其中，《秋莲》入围了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榜单第一名，讲述了一个另类潜伏的故事，站在人的立场上，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撬动冰山一角，写出了历史吊诡和阶级斗争意识高度紧张下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