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6岁时开始读书，14岁就到长沙应童子试，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他先后考了7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也就是他23岁那一年，才通过童子试成为具有读书人资格的童生。而他的父亲竹亭公曾麟书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旱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
随后通过院试成秀才，又通过湖南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于道光十八年在北京通过会试，并在殿试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28岁。
中进士以后，他先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国之藩篱)，而其号为涤生(涤旧更新)。然后他力求要点翰林，于是他又参加了朝考，成绩很不错，列为一等第三名，因此被点为庶吉士，然后在翰林院教习三年。道光二十年通过散馆考试，列为第二等第十九名，留翰林院供职，授职为官秩从七品的检讨，马上就派到顺天府去参与监督乡试。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任国史馆协修。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他又参加朝廷举行的翰(林)詹(事)大考，被列为二等第一名，随即升任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同年六月，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升任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二十七年再次参加翰詹大考，列二等，奉旨记名补缺。道光二十八年由于他曾裸身核查国库有功，两个月内就连升四级，六月升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正二品的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已领正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并署(代理)兵部右侍郎。他一生曾领五部(除户部外)侍郎衔。
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后，给祖父去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但是他当然也满意，于是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得意之余，他以为这是祖母死后埋的地方风水好，于是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矣。”
但他之所以获得很快的提拔，据说与其老师穆彰阿的帮助有关。道光皇帝有一次传旨次日要他在养性殿等候召见，而养性殿是皇宫收藏各种字画之处，一般不是接见臣子之处。于是穆彰阿用三百两银子买通了养性殿太监，要他将养性殿内所挂书画按其悬挂顺序和名称、作者的名字全部抄录给他，并要曾国藩连夜强记。果然第二天道光皇帝在接见曾国藩之前，先让他浏览养性殿所藏字画，然后在接见他时似乎是“无意”中问到其中某些字画，结果曾国藩对答如流，显示了他的见识力与记忆力，道光皇帝大喜，于是决定重用他。曾国藩一生相信运气，这一次是不是就是某种运气帮助了他。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秉着对朝廷尽忠负责的宗旨，曾国藩虽然还没有任实际官职，但还是对于朝政与吏治建设，不断提出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议，甚至对皇帝个人行为的重要性，都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在咸丰元年四月间他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在该奏折中，曾国藩提请刚登基的咸丰皇帝发扬“圣德”时一定要注意三件事：一是敬慎，核心就是办事要谨慎并且要实事求是，不可浮夸与文过饰非；二是正确对待好古，好古诚为美德，但不要流于形式，例如对参与殿试的贡士只追求小楷字写得好和看重文章字面华丽，其实这都不是应当唯一看重的，任何时候最主要的都是看有无充实的内容；三是要胸怀广大，也就是要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以堵塞那些佞谀之言。
对于新登基的皇帝，当时在朝廷中唯有曾国藩敢于上此忠言之谏，因为若冒犯了皇帝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据称，咸丰帝初见此折时，大为震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但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他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结果不仅不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并命兼署刑部左侍郎。咸丰帝感触之余曾对人说：“敢言必能负重。”所以后来咸丰皇帝特别注意重用曾国藩，也就是这一奏疏对曾国藩个人的前途乃至晚清时朝廷的命运都有当时人们看不到的重要性。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胆大的行为，曾国藩自己也在随后的奏折中作了自我批评：“臣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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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皇帝宣布退位，这一段70余年的时期，称为晚清。这是一段历史，它包括进程、社会形势、事件、外交与人物，全面研究这段历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不是本书的宗旨。
在这段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即从1864年太平天国覆亡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20年间，国内太平天国、捻军、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匪帮均已被镇压下去；对外无战争而且还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伊犁。朝廷上有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两宫垂帘共掌乾坤而非由慈禧一人做主，中枢有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与文祥主政，地方上封疆大吏已多是军功卓著且深明“修身、齐家、治国”道德原则的汉将名臣，由于最重要的枢臣与疆吏皆为佼佼者，故政局比较清明，内忧外患都不紧迫，所以当时国家呈现出相当难得的稳定局面。
在此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下，朝廷(首先是几位重要的大臣)开始认识到不能再顽固地闭关锁国，这就酝酿出了要学习西洋以加强国力的想法并实施了一些史无前例的行动。这一段时期主要开始于同治(1862一1874)年间，正因为有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又开始认识到要通过学习西洋发展经验与现实来振兴国家(求强求富)，而不是仅满足于平定内乱后墨守成规和无所改进(简单地恢复农桑与民休息)，所以被史家称为“同治中兴”。
因此兴洋务当然是中兴的重要内容，但它的实施却不只限于同治年间。具体来看，自从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到上海并开始成建制使用洋枪洋炮武装淮军步兵，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以后，李鸿章就进一步认识到西洋武器的威力，并随即实施了购买西洋机器和组建江南制造总局以制造西洋武器；在此过程中又认识到实现军备西洋化需要资金支持，因此就必须兴办工业以积累资金，从而开始筹办建设军民两用的电报、轮船招商局、铁路建设、造船、采矿等现代工业的工程项目。由于这些原是经世派的大臣迅速转化为洋务派，就在1888年年底建成了以西洋战舰为主力的中国北洋水师，而且使中国陆军都抛弃了冷兵器而换上了后膛枪，并且开始认识到要使中国从几千年的农桑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在李鸿章时期所展开的这些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兴洋务、图自强”运动，一直延续到同治去世以后的光绪年间，虽然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败标志着李鸿章所主宰的自强运动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说“同治中兴”以失败告终，因为大兴洋务的过程或者说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并未停止，事实上它已经获得了朝野广泛的认同，其中尤其修铁路更获得重视，因此随后至少在经济上还继续推动洋务过程，而且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需知，清朝不是亡于经济崩溃，当时国家税收年年增加。兴洋务使中国一步一步从“同治中兴”开始走向各方面(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政治)都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同治中兴”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时段，其实质性的内涵在延续。
总之，没有兴洋务就不能称为中兴，没有20年社会安定的中兴就不会认识到要兴洋务，而随着洋务运动的蓬勃兴起与深化，不但使中国开始了走工业化的道路，而且也促使中国思想界的先进人士与承担了历史使命的革命志士们，更加深了对世界政治形势的了解与对自己国家和一代人责任的认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也就因此在中国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大清皇朝的覆亡。
本书选择了卷入此历史进程中的六位最重要的大臣来说明晚清中兴与倡办洋务这两个过程。其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主要是中兴大臣(即稳定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与平息内乱是他们的主要成就。由于他们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和收复新疆等，就给随后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但他们作为注重实用的经世派大臣，自然敏感地认识到学习西洋的重要性，所以也是兴洋务的先驱与倡导者)；张之洞与盛宣怀是极力倡办洋务并成效卓著的大臣；而李鸿章则既是重要的中兴大臣又是最先倡办与实施洋务的中流砥柱大臣。
这六位大臣都是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疆臣，而非执掌朝政的枢臣，但他们作为晚清的重臣，可谓殚精竭虑。一生对晚清乃至中国近代史，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就使得他们青史留名，成为震荡历史的人物。
1900年庚子之役以及1905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民并使中国人民对封建专制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同时也认识到国家只有两条出路：
一是，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皇朝，建立共和；
二是，改造封建专制的清皇朝的内部体制，实行君主立宪。
所以，进入20世纪以后，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是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天下，革命与立宪的浪潮席卷全国，湮没了其他一切的政治主张。当时。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均已去世，而以张之洞与盛宣怀为代表的、只限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而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洋务派，以及当时为朝廷所鼓吹的仿行宪政改革，在上述的浪潮下，就显得苍白无力而被湮没了。所以，要想了解晚清历史，或者中国近代史，必须了解这个过程，即：曾、左、李、胡(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若干文武大臣)平定国家内乱的功绩——同治中兴开始兴洋务——继续兴洋务与维新的过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兴起。这都是晚清国事。
所以，作者相信，本书十分有益于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并关心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们。
刘晨晖著的《震荡晚清六名臣》选择了卷入此历史进程中的六位最重要的大臣来说明晚清中兴与倡办洋务这两个过程。其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主要是中兴大臣(即稳定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与平息内乱是他们的主要成就。由于他们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和收复新疆等，就给随后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但他们作为注重实用的经世派大臣，自然敏感地认识到学习西洋的重要性，所以也是兴洋务的先驱与倡导者)；张之洞与盛宣怀是极力倡办洋务并成效卓著的大臣；而李鸿章则既是重要的中兴大臣又是最先倡办与实施洋务的中流砥柱大臣。
刘晨晖著的《震荡晚清六名臣》详细叙述了晚清最重要的六位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的活动与生平，及其六位对晚清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影响。借此来论述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内同光中兴与洋务派倡办洋务两个过程。本书十分有益于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并关心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