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是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将军以其深厚的军事史学造诣和理论功底,记述和解析了1937年至1949年那段充满曲折和戏剧性、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100位国共人物的命运转折,200个近代中国的历史瞬间。
| 书名 | 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
| 分类 |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党政读物 |
| 作者 | 徐焰 |
| 出版社 | 广东经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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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是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将军以其深厚的军事史学造诣和理论功底,记述和解析了1937年至1949年那段充满曲折和戏剧性、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100位国共人物的命运转折,200个近代中国的历史瞬间。 内容推荐 徐焰著的《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依照现代史学研究中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观点,对1937年以后,国共斗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行了宏观论述,揭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国共最终走向决战的社会深层次原因。书中对历史事件中的一些戏剧性情节的描写,生动反映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作者指出,国共从合作走向决战的原因恰恰在于在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可分割的体制下,关系相连越紧,利益就越难达到满意的分配及调和。近现代的党派之争,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之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浴血厮杀,并非像近年来某些人荒谬地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所不可避免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共之争,实质上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的博斗。本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及科学严谨的阐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目录 一 十年仇敌,共御外侮 “香蕉帝国主义”来“帮大忙” 卢沟桥炮声解决了双方争执 戴国民党军帽的不平等合作 洛川一会定方向 是否建立新四军之争 国共形成两个战场 “游而不击”和“消极抗日” 二 合作乎?溶化乎? 两党的三种合作方式可供选择 暗算与摩擦 黄桥奏凯 皖南悲歌 林彪代表毛泽东赴渝见蒋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三 “三国四方”都瞄准战后 中共“先夺取半个中国”的计划 “南渡君臣”坐等胜利 中美合作所与迪克西使团 雅尔塔的强权交易 蒋介石惊叹盟友“已卖华乎” 延安与“远方”日渐疏远的关系 胜利日却签订不平等条约 四 抗战胜利突来,双方各有忧虑 “剑外忽传收蓟北” 毛泽东在枣园空前紧张 蒋、伪迅速合流反共 利用日军当“守备队” 八路军、新四军争夺“桃子” 6万美军登陆中国沿海 “劫收”到城市却失去人心 五 两大对手渝州相见 毛泽东提出学习法共 “美国姑娘”降落延安机场 互知底牌的艰难谈判 未达成具体协议的《双十协定》 国民党阵营“窝里斗”的启示 围绕《沁园春》的诗词唱和斗争 六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有了东北即有全国胜利 不明苏军态度,先派部队侦察 “此真千载一时之机” “全国战略方针”核心在于争取东北 国民党进军东北碰壁 出尔反尔的“辰兄” 变“独霸东北”为“占领两厢” 率先向雅尔塔体制挑战的人 七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 “和平使者”马歇尔带来的短暂停战 《停战协定》生效前双方的争夺 “一国两制”设想的雏形 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四平失守,鲁晋出击 毛泽东认为“上当了” 八 国共最后破裂 争取六个月大胜后议和 蒋介石的五项要求 坚信“蒋军必败” 进攻张家口意味着谈判决裂 谈判代表“坚持不撤,非赶不走” 变“洗脸”政策为“杀头”政策 九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自卫战争”变成“解放战争”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两条战线前后夹击 胜负天平上最重的砝码——农民 扭转历史车轮展开全面反攻 三大战役定乾坤 无人当“文天祥”“史可法” 十 “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回复斯大林 李宗仁上台后“一国三公” 以“联桂反蒋”为方针的北平谈判 “宜将剩勇追穷寇” 最后挣扎的广州—重庆—成都政权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试读章节 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发生西安事变及随后停止剿共一再表示悔恨,并在1956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自认为这是他终生最大的憾事。其实,这非不愿,乃不能也。有道是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天下大势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曾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以“千古功臣”的美誉,正是由于这两位功臣主持发动的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国共十年内战,事实上开始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国共合作。日本军阀当时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实行鲸吞政策,恰恰是促成西安事变乃至全民族一致对外的主要契因。 毛泽东于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起当年的日本侵华问题。那个年代来华访问的日本宾客一见到中国领导人,即使自己不是战时的当权者,也大都羞愧满面地说“对不起”,为本国的罪责道歉不已。毛泽东则以辩证的方法谈起了日本侵华的“两重性”: “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① 这一“帮大忙”的观点,毛泽东还对许多日本友人谈过,于是有些对历史无知或别有用心者又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历史唯物主义早就说明,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的入侵,除了有野蛮掠夺的一面外,同时也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的工具”,即唤醒了这些原来还在沉睡中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向入侵者学习,从而最终摆脱被压迫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从反面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否则中国人还会长久地沉溺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中,男性仍会留辫子,女性仍会缠小脚。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同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由于日本以极其野蛮凶悍的方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才使国共两党又在抗日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中国共产党才在日本侵略军后方的广大区域开辟了10O万军队、1亿人口的根据地,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特! “香蕉帝国主义”来“帮大忙”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遇最凶恶的外敌,正是那个肤色与我相同,还自称是“同文同种”的日本。被有些人称作“香蕉帝国主义”的东洋鬼子,其野蛮侵华从反面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也得出了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结果。 研究中日关系历史的人曾有一个形象的总结,从7世纪唐代即日本的“飞鸟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日战争结束,这一千多年里日本人看中国,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从8世纪的“大化革新”到13世纪的镰仓幕府时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典章进行全面学习,此阶段日本人对中国处于崇敬的仰视之中。 13世纪末,蒙古人统治中国所建立的元朝派出大军渡海攻日,结果遇上被称为“神风”的台风而全军覆没,加上其后中国的明王朝日益衰败,日本的丰臣秀吉就有了“征韩”并进而征服中国的设想。1592—1597年,丰臣秀吉派遣大军进攻朝鲜,中国的明朝派兵进行了一场“抗日援朝”战争。明军虽然损失惨重,却毕竟和朝鲜军一起打退了日军,因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大都不敢轻视中国。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6个世纪里,日本人对中国基本上是平视。 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人对中国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阶段。日本在自身取得社会改革成功后马上藐视并压迫自己的亚洲邻国,并以发动对华战争且轻易取胜为起点,滋长了傲慢狂妄的“东亚观”。这样,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虽为亚洲国家树立了一个摆脱落后而赶超西方国家的榜样,可是其当权者在本国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不是努力提携邻国,而是按照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将自己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不仅自视与欧洲人同类,还以与西欧殖民者同样甚至更厉害的态度对待与自己同一肤色的亚洲同类。 据20世纪初乘过国际航船的老者回忆,当年欧美轮船公司由于歧视有色人种,往往为白人和黄种人各开售票口,日本人却能享受白种人待遇。日本自己开办的船运和铁路,也是优遇白种人和本国的正宗国民,对于同肤色却被蔑称为“支那人”的中国人,以及被吞并后称为“归化人”的朝鲜人及亚洲他国的人,则是低一等对待。正因为如此,那时的许多中国人以“外黄内白”的香蕉来比喻日本,称日本是“香蕉帝国主义”。 了解东洋民情的人也知道,近代乃至现代的日本社会对世界上各大国的态度是:最崇拜美国人,最怕俄国人,最看不起中国人。对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亚洲其他小国,日本则更将其视为等而下之的奴隶。P1-3 序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至2016年已经走过了95年的奋斗历程,从成立之初的57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8000万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如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在新的征途上扬帆奋进。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1905年成立,1912年在辛亥革命结束后改用此名。1928年北伐结束后,国民党曾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因其逆历史潮流而被人民革命所推翻。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余部撤到台湾,此后事实上变成台湾一个省的执政党。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也逐渐发生质变,自身力量日益衰落,在2000年和2016年的两次选举中丧失了执政地位,党员数量由1980年在台鼎盛期的240万人降到2013年的38万人,且还有减少趋势。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恩怨交织了几十年。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共产党人很重视同盟军的作用,曾经与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有效进行了北伐,第二次合作成功进行了全面抗战。不过这两次合作都以破裂告终,之后国共双方进行了殊死的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为进行国民革命,从1924—1927年以“跨党”即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了“党内合作”,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采取“清党”的屠杀政策结束了此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上山开拓根据地,组织红军同对手的“围剿”进行了十年血战。 1937年夏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蚕食变成了鲸吞,国共两党就此停止内战,一起共御外侮。民族战争在当时的中国“四万万同胞”面前,也摆下了一个选择机会,民心投到哪一边,哪边就会得天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本强大的国民党失去江山,逃到海岛上靠美国舰队保护才得以存在,共产党最终得了天下。在中华大地上,“铁锤镰刀”战胜了“青天白日”。 对于国民党的党旗,人们大都不会陌生。即使生长在新中国的人,也会在电影、文物和旧书刊上经常看到那个1个大圈加12个齿的“青天白日”图形,国民党的军队也将此徽记顶在帽子正中。“中华民国”的国旗,则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加上“满地红”底子,以显示国民党是以党治国。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象征着工农两大阶级劳动工具的“铁锤镰刀”,显示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当中国革命的凯歌高奏时,共产党领导下的阵营除工农外又加入了两个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图案所代表的天下大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为“青天白日”与“铁锤镰刀”的斗争,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雄。外国势力的介入,更为这种较量增加了波谲云诡的色彩。1949年4月下旬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的纪录片留下过这样宝贵的镜头——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冲上南京“总统府”的门楼,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上了“铁锤镰刀”的红旗,从而向世界展示出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 国共两党的斗争是残酷激烈的,为此死亡了成百上千万人,然而,双方的关系长期来说又是十分紧密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发现某个干部在历史上曾加入过国民党,马上认为这下可找到了弥天大罪的证据。那些不懂历史却又有权审查别人历史的无学无识之辈哪里晓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产党组织包括绝大多数党员都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毛泽东还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以“跨党”身份在其党内任过职。 共产党的多数老前辈加入过国民党,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也同情、联合甚至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至今为止的四个最高领导人中,“总理”孙中山不仅联俄容共,还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总裁”蒋介石虽长期反共,却也公开宣布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前“主席”蒋经国不仅加入过共青团,也参加过共产党。就连1988—2000年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关系却又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正体现在这里。共同对付外敌时可以说“兄弟阋墙,外御其务”,时移世易后可以吟诗“历尽劫波兄弟在”,可在当时却是难以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殊死之争。过去人们常愿意用“兄弟般的”一类词句形容两国或两个党派关系亲密,其实古往今来兄弟问的同室操戈往往最为激烈。正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所云——“人间朋友犹能和,自古兄弟不相容”。 兄弟之所以不相容,恰恰在于在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可分割的体制下,关系相连越紧利益就越难达到满意的分配及调和。近现代的党派之争,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之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浴血厮杀,并非像近年来某些人荒谬地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所不可避免的产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时,是抱着以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来救国救民的志向,党歌第一句话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可是他的门生们“革命尚未成功”便骄奢淫逸,只统治了半个中国就实行独裁专制加腐败,使天下民不聊生,以致有人将国民党党歌的第一句词改为“三民主义,狐党送终”! 正是这种政治极度黑暗、吏治严重腐败和百姓无比痛苦的社会条件,给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唤起工农干百万”的社会基础。“红旗卷起农奴戟”的暴动、起义和创建红军,以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镇压、围剿,构成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基本图景。东洋鬼子的入侵,使双方暂时走到一起共同抗日,却也并未停息国内阶级间的争斗,而且,随着外敌威胁的减轻,内战愈演愈烈。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民族、民主革命两大旗帜,赢得了天下多数人的心,于是围共双方力量的天平就日益向一边倾倒。在中国大地上以“青天白日”自诩、一党独尊却仅维护少数富豪利益的“党国”,遇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手持“铁锤镰刀”的劳动者,在解放战争期间又发展为与五星红旗上那颗大星星照耀下的四颗小星——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为敌,其最后的命运就毋庸龟卜。只因有一道海峡相隔,再加上美国第七舰队借朝鲜内战爆发之机前来救援,国民党势力才能龟缩并偏安台湾一隅,事实上其已变成了中国一个岛屿省份的地方政权。 现代史学研究强调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如果从宏观上对国共斗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行评论,那么可以这样说: 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是中国革命力量在艰难苦斗中创建武装并求得生存的阶段。 抗日战争的8年,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全民族抗战的大好时机,极大地积蓄发展革命力量的阶段。 解放战争的4年,则是中国革命力量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累起来强大实力,与反革命势力最后决战并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三大战役又是决战的最高峰。 战略决战一胜,中共就提出八条二十四款,实际是要国民党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如此宏大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生动多姿。 有关1937年以前的土地革命,已经有无数篇章将其描绘。本书所要讲述的,则是1937年以后12年间这一段曲折而又充满戏剧性情节的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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