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著的《战争的文化》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篇论述战争文化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包括对军服和武器的装饰,各种军事教育机构中对军人价值观的灌输和传授,以及大量旨在准备战争和模仿战争的军事训练项目和战争游戏。第二篇论述战争文化在战争当中的表现。包括由和平转入战争、进入战斗、战斗的乐趣、战争的规则,以及由战争转回和平。第三篇简要地介绍随着战争结束产生的战争文化,诸如纪念碑、战争文学、战争电影、战争博物馆等等。第四篇关注1945年以来的文明——即所谓的“后现代文明”、“后军事文明”、“后英雄时代文明”,旨在说明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恰恰相反,此前几章所探讨的战争文化要素,不仅全部存在,而且极其活跃。这些要素尽管经常遭到蔑视,时而受到压制,但就潜藏在水面之下,随时等待着露出峥嵘。
战争历来是人类津津乐道的话题。战斗本身就是巨大的,甚至是获得的快乐源泉。人类从这种快乐和诱惑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战争的文化——从部落勇士出战时涂在脸上和身上的颜料到今天的迷彩服,从凯撒的红斗篷到麦克阿瑟的烟斗,从古希腊的盾牌图案到现代战斗机的机头装饰,从大约公元600年发明的兵棋到计算机时代的空战模拟器。自人类文明起源时,战争文化就具有其特有的传统、法律、仪式、音乐、绘画、文学和纪念性建筑。
古往今来,人类对战争文化通常是高度崇尚的。但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却不是这样,有人嘲弄之,也有人斥之为“军国主义”。在这部震撼人心的《战争的文化》,你将看到这样的观念何等错误,甚至何等危险。不以某些人的愿望为转移的是,今天的男男女女,正如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依然痴迷于战争。一支军队如果疏远了战争文化,不仅注定要打败仗,而且势必土崩瓦解。
本书由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著。
第一章
从勇士文身到迷彩服
从情理上讲,人们在投入战争时,应当尽可能穿戴得简单实用——因为战争难道不是最消耗体力的活动吗?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却经常是恰恰相反,要在自己身上覆盖上也许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的精细的装饰。从我们所能探知的最遥远的史前时代起,打仗前在脸上和身上涂上颜料,就始终是部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最初这样的涂抹也许只意味着要打仗了,要制造出一种明显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气氛来。然而,就像我们称之为战争文化的众多其他要素一样,这样的装饰经常也在其他场合用于礼仪目的,其应用是如此频繁,以致往往很难说究竟是战争渗入了文化,还是文化渗入了战争。
通常颜料都是由本地物质制成的,特别是植物,再掺人少量矿土或矿石研成的粉。但有时也通过贸易换来。朱红颜料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很受欢迎,1756~1763年间,法国和英国都把这种颜料当作付给他们的印第安盟友的报酬物之一。通常颜料都是用手指来涂抹的,但时而也用专门的工具。涂抹的目的之一是施魔法壮胆——某些图案被认为有保护作用,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起识别作用。
尽管通常情况下每个勇士都是随心所欲地装饰自己,但每个部落也都有自己的图案,以作身份识别用。印第安人中的苏族人(Sioux)用红色,克劳人(Crow)用白色。卡罗来纳的卡托巴人(Catawba)的赫赫威名,很可能与他们在脸上涂画的不对称图案有关。他们把一只眼睛画上白圈,把另一只眼睛画上黑圈,把脸上其余部分也涂黑。通常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情绪。例如,在切诺基人(Cherokee)中,红色代表胜利,蓝色代表失败或不利,黑色代表死亡,白色代表安静、和平和欢乐。经常是要编造一整套神话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人们要为不同的目的涂不同的颜色。在太多的情况下,整个故事都是在掩饰一个事实:选择实在是太多太随意了。
起初,北美印第安人是徒步行军和打仗的。然而,马匹刚一引进,他们就把同样的颜色也用在了马身上。马的身体两侧都被对称地涂绘,每一侧的图案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使用的符号包括在马的一只眼睛或两只眼睛上画圈,也许是想让它们看上去更凶猛,还有用长长的z字线表示闪电,显然意在增强马的力量和速度,以吓唬敌人。不同的符号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结合来表达意思的。它们形成的整体图案,或者说想要形成的整体图案,在创意者眼中是和谐的,哪怕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稀奇古怪的。
北美印第安人中的这种情况,在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其他部落社会中也都存在——尽管在白人到来前,他们极少知道彼此的存在。无论南非的祖鲁(Zulu)勇士,还是南达科他的苏族勇士,都不是以他们的神创造他们时的原样投入战斗的。新几内亚以割取敌人首级为战利品的部落,波利尼西亚群岛各岛的斗士们,以及今天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地区无数部落的勇士们,也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在身体上装饰了各种图案,或者像肯尼亚的梅鲁人(Meru)一样,将头发也梳成了特殊的发型。在很多部落,这些图案并不是涂画上去的,而是在加入部落的仪式上忍痛刺绘上去的;的确,文身是部落勇士鲜明的标志之一。例如,大约与基督同时代的布里顿勇士将身体的大部分都覆盖以动物图案,于是他们的身上泛着蓝色,正如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所说的,这使他们“在战斗中看上去很可怕”。罗马士兵没过多久便也采用了这一习俗。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将这一习俗传遍了帝国各处,直到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才将之禁止。他认为此举破坏了“上帝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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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战争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是一种通过杀死敌人、击伤敌人或以其他手段使敌人丧失战斗力,从而服务于某一集团利益的行动——如果说非常残酷,却是理性的。但在实际上,任何论断都不能超越事实。甚至经济学家,今天都已一致认为,包括部落勇士和士兵在内的人类,并非一心图利的机器。无数事实证明,战争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魔力——这种魔力会最大限度地激励参战者,然而其影响力又绝不仅仅限于参战者。战斗本身就可能是快乐的源泉,甚至是最大源泉。从战争的魔力中产生了一整套围绕着战争的文化。实际上,战争便浸润于这种文化中。像所有其他文化一样,这种与战争相关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各种“无用的”游戏、装饰和装模作样之举构成的。这些装饰、游戏、装模作样,时而也会过头,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事实一向如此,将来大概也会如此。
要想充分地讨论战争文化,不是一本书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整整一座图书馆。这种文化表现在:从古代的盔甲(或者说,在盔甲产生之前部落勇士涂在身上的颜料)到今天的迷彩服和兽纹装,一直存在的远非实用的形状和装饰;从古埃及人在特制的棋盘上通过象征物玩的兵棋,到今天五花八门的战争游戏、军事训练项目和军事演习;从《申命记》中耶和华的训诫(对于在战争中遇到各种敌人时如何应对所制定的基本原则)到今天国际法中不可胜数的条文。战争文化涵盖了从军人的举止、习尚、文书、队列、阅兵和其他各种仪式,以及无穷无尽的宣战、作战、庆祝和纪念战争的方式中,所体现出的武士的价值和传统。
在许多社会,特别是塔西佗(Tacitus)曾描述过的部落社会、荷马笔下的希腊那样的封建社会,还有中世纪的欧洲、马穆鲁克(Mam—luk)时代的埃及和武士时代的日本,战争文化都享有极高的地位。例如,克雷蒂安·德特鲁亚(Chretien de Troyes)在《珀西瓦尔》(Perceval)中曾说这是“上帝最高级的创造物和支配物”;16世纪的一位法国骑士皮埃尔·德布朗托姆(Pierre de Brantome)说骑士制度是“荣誉的宗教”,还号召赋予骑士制度高于所有其他文化形式的地位。相反的是,今天自诩“先进”的国家中,很少有如此高度崇尚战争文化的。军人、战争游戏玩家、军品收藏家,甚至军史学家,都对此心知肚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战争文化会被视为很久以前的,大概也不那么理性、不那么实际、不那么人道的古代社会的一种古怪的残余。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文化会遭到否定、摒弃、忽视、嘲讽,或者被斥为孩子气的“好战”。正如无数关于军事智慧、军法、军乐甚至军队伙食的笑话所暗示的,战争文化经常被蔑视为喧闹、粗俗和鄙陋的。
有人甚至声称战争与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在拜伦爵士等人的眼中,战争完全是“割断脖子、砸碎脑袋的艺术”;因此,每当军旗升起、军号吹响时,他们都会移开目光,捂上耳朵。另外一些人,虽然愿意承认的确存在一种战争文化,却视之为万恶之首,是“军国主义”。学术界,特别是许多政治思想左倾的学者,尤其喜欢这样思考问题。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诸如《中世纪的兵器和盔甲》、《德军军服》或《世界各国战斗机》之类的书很受欢迎,但对于战争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却从未面世。这也许还能解释:为什么一本自称主题为古代社会的“战争标志”的书,内容却可能是在讨论兵器、盔甲和战术。
即使对战争的指责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战争文化就不值得认真关注。战争在人类事务中一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曾对我说过的,任何帝国、任何文明、任何民族或者任何宗教的崛起,莫不以在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上取得优势为先决条件。通常,最成功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国,都不过是设法获得了最多的大炮,然后利用大炮将其余的对手压制了下去。相反,鲜有伟大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或帝国,在衰亡之前不试图通过武力来挽救其命运的。尽管悲天悯人的心灵厌恶这样的事实,但战争及其文化的确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中不可割裂的要素。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予以了解。而为了了解它们,就应当以研究人类生活的其他部分同样的认真、认可的态度来研究它们。
而正如本书所试图揭示的,人们对战争的指责经常是不正确的。即便今日,当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再实行征兵制,军队重新由职业军人构成时,大多数平民和军人之间也并非黑白分明的。的确,军人不是千人一面。也许有些军人感觉迟钝、冷酷无情、粗鲁野蛮,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人在军队中就比在其他行业中多;相反,倒是有理由认为:那么多“文明”人能够陶醉于高雅的情趣中,原因之一就是有军人在替他们干脏活儿。因此,只有“偏见”这个词,可以解释为什么军人创造并浸润于其中的那种文化,经常会被认为低劣于其他群体的文化,无论这些群体是牧师、商人、职员、工人、白人、黑人、女人,还是从癌症中康复的人。
实际上,战争绘画、盔甲、军服和武器,较之平民的服装,同样有趣,同样历史悠久,同样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军队的典礼不仅像平民的典礼一样复杂精细并充满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对后者有示范作用。的确,时常有军人无视或践踏战争方面的法律,或以之作为掩饰一些人冷血本性的幌子;然而,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所有其他法律上。从荷马史诗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既能给人们带来无比的欢乐也能带来难言的痛苦的战争,历来能激发出伟大的文学灵感。从希腊萨莫色雷斯岛展翅欲飞的胜利女神像,到华盛顿黑色的V形越战纪念碑,为纪念战争而建造的建筑也是如此。
很多对战争文化嗤之以鼻的人,都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人(对他们根本不必理睬)或者是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就他们自身而言倒是幸运的)。有些故意忽视战争文化的人也是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然而对我们其余人来说这却很不幸,因为他们非常危险。我指的是那些自诩为“新现实主义者”的人,他们就像童话里制造麻烦的小妖精,他们当真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或者多半是官僚们就预算问题展开的争斗)的继续,而不是别的。他们从没当过兵,完全无视战争会引发巨大的伤亡,而打仗的人也是血肉之躯这一事实。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整天处理的都是些抽象的事情。他们的眼里除了“效用”和“利益”之外,再无其他。他们认为战争文化与手头“现实”的事务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也会以此为出发点来决策处事。他们中就有一些人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国家的首都担任着要职,或身处只要他们愿意就能把他们的同胞拖入战争的高位。
的确,与其他各种文化相比,围绕战争的文化有很多是看似不明智,不合算的。然而,这丝毫不能降低其重要性。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剥离了这些“无用”的文化,战争就会堕落为仅仅是暴力的放纵,就是没有任何组织、任何目的和任何意义的施暴。不言而喻的是,历史上这样的暴行屡见不鲜。一些史上最好的军队,时而也犯下这样的罪恶,将纪律抛诸九霄云外,不顾一切,在盲目的愤怒驱使下胡作非为。然而,这样的暴行并不是战争造成的。总体而言,那些没有分清战争和暴行的区别的军队,都算不上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装备有重型“文化武器”的军队。
这就告诉了我们战争文化之所以重要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它对于军人克服畏惧死亡和逃避危险的心理,做好在需要时付出最大牺牲的准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军队都可能准备好为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杀戮、抢掠和破坏。他们也许具备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财力、人数、组织、装备等等。然而,除非他们也准备好了克服天性,牺牲生命,否则他们就派不上用场,甚至更糟。
必须承认的是,巴顿(George Patton)的那句名言——打仗的目的就是要让另一个家伙为他的祖国而死——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他的话反过来又意味着:那些不重视战争文化的学究们,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自以为是,都在犯着大错,因此无论他们说什么、写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太相信。曾有一个故事说,德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a Schlieffen;1893~1905年在职)做出过一个直率的总结。“是的,”他曾对一名刻薄的批评者说道,“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怎么打赢。”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篇论述战争文化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包括对军服和武器的装饰,各种军事教育机构中对军人价值观的灌输和传授,以及大量旨在准备战争和模仿战争的军事训练项目和战争游戏。第二篇论述战争文化在战争当中的表现。包括由和平转入战争、进入战斗、战斗的乐趣、战争的规则,以及由战争转回和平。第三篇简要地介绍随着战争结束产生的战争文化,诸如纪念碑、战争文学、战争电影、战争博物馆等等。第四篇关注1945年以来的文明——即所谓的“后现代文明”、“后军事文明”、“后英雄时代文明”,旨在说明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恰恰相反,此前几章所探讨的战争文化要素,不仅全部存在,而且极其活跃。这些要素尽管经常遭到蔑视,时而受到压制,但就潜藏在水面之下,随时等待着露出峥嵘。
这些是本书关于历史的章节。然而假如战争文化不存在了,会发生什么情况?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本篇关注的是一些历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与战争文化对立的事物,即:野蛮的乌合之众、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骨头的男人,以及女权主义。
我写本书有两重目的。首先,我想煞煞那些各种各样的“主义者”们——例如相对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破坏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更脆弱的非战主义者,还有女权主义者——的气焰。请他们原谅我的不恭,这样一种战争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兴盛,非常值得研究。再进一步,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战争文化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战争文化,本质上仍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写作目的与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年出版)针锋相对。他试图说明,当文化改变后,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变化。我则恰恰相反,想揭示的是:尽管武器、战术等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争的一些最本质的特性却依然如故。
另一方面,我想冒犯一下“新现实主义者”们。他们关注的几乎只有信息、性能、武器系统,以及一位著名军事杂志的编辑所谓的“精确战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证明他们根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战争,以及他们没有能力驾驭战争。我则相反,旨在唤起人们研究所有那些被他们,以及他们的“笔杆子”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忽略了的关于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于是我就在政治一文化领域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与多愁善感的左派和铁石心肠的右派开战了。但我一向是好战的。
这是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又一部精彩而独到之作,又一次展现了他在认识战争方面的远见卓识。很少有战略家具备他那样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和出色的分析能力。《战争的文化》是又一部所有需要真正了解冲突本质的入必读的经典之作。
——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纽约时报》畅销书《为和平而战》的作者
有些人太热爱和平了,竟然筑起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诺言的墙来保护它。而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则说出了实话。他阐释了为什么99%的战争都是由志愿者打响的。战斗是美妙的,但又是残酷的,因而需要一种战争文化来维护士气。
——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政变:实用手册》一书作者
这部辉煌之作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已知的事实:马丁·范克勒韦尔德是当今英语世界最富创造力、最具洞察力的首屈一指的军事历史学家。
——安德鲁·J.巴瑟维奇(Andrew J.Bacevich),国际关系专家,波士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你们这些大胆的探求者、尝试者,巧妙地扬帆而在可怕的大海上驾船的人——
你们这些陶醉于哑谜的入,爱好朦胧之光的入,听到笛声就让你们的灵魂被勾引到任何魔法深渊的人;
因为你们不想用胆怯的手顺着一根线摸索前进,你们能猜得出的,你们就讨厌去推断。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马丁·范克勒韦尔德的《战争的文化》一书,以精辟的论证,推翻了“战争只不过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伸”这一观念。
——威廉·s.兰德(Willian S.Lind),有“第四代战争教父”之称的美国军事理论家
三十多年来.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始终是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的(《战争的供给》和《战争的指挥》迄今仍是军事后勤学和军事指挥学上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在《战争的文化》中,范克勒韦尔德又一次展现了卓越的才华,探索了战争至关重要却又鲜为人们认知的一个方面——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如同他在激动人心的《战争的转型》一书中一样,范克勒韦尔德又一次向普鲁士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发起了挑战。这回他论述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只是为政治目的而发动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战争本身也是一个目的。他认为这种目的体现在战争的文化中。这是一种关于恐惧、激动、武器、组织、历史、传统,以及更多地汇入和融进那些武装起来的人们头脑中的文化。范克勒韦尔德列举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例证,论述精辟,令人信服。无论对平民还是对军人,这都是一部观点新颖、富于教益、启人深思的书。 ——保罗·范里佩尔(Paul van Riper),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