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纯、黄颢编写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比较系统、扼要地介绍了活佛转世的由来及转世全过程、新转世活佛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央政府对转世活佛寻访认定的管理和对大活佛的册封等等。活佛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有现象，对西藏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曾具有关键性影响，至今这种影响力仍不可忽视。无论是从西藏的发展与稳定工作角度看，还是从藏学研究的角度看，活佛转世问题都是一个必须重视、必须搞懂的问题。

活佛转世正成为社会上热门的话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比较系统、扼要而又通俗易懂地介绍了令人感到神秘的活佛转世的全貌。作者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根据我国有关宗教政策，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宗教活动中叙述了活佛的由来、转世的过程、程序、方式，接受佛学教育，在寺庙的生活、地位、等级、世系，执掌僧职，接受中央政府的赐封，转世的纷争，直到圆寂、塔葬等问题。蔡志纯、黄颢编写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分为十章，叙述了转世佛在人间世界的活动。活佛是藏传佛教在强烈的崇拜偶像象征物的基础上，根据佛教的发展、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把出家为僧的教派首领，赋予特殊的地位，崇拜他为在世的佛。

再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活佛转世的由来

 第一节 西藏各教派的传承

 第二节 活佛转世的佛教理论

 第三节 活佛转世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四节 活佛转世制的形成

第二章 转世的程序

 第一节 预示转世

 第二节 转世的宗教活动

 第三节 寻访转世灵童

 第四节 活佛名号

第三章 活佛转世方式

 第一节 前期转世法

 第二节 西藏拉萨金瓶掣签

 第三节 北京雍和宫金瓶掣签

第四章 童年的活佛(呼毕勒罕

 第一节 灵童的迎迓及坐床

 第二节 童年的教育

 第三节 幼年的生活

第五章 活佛的地位

 第一节 活佛的等级

 第二节 活佛在政教合一制度中的地位

 第三节 活佛在社会上的影响

第六章 寺庙与活佛

 第一节 活佛与寺庙的关系

 第二节 寺庙机构与活佛

 第三节 活佛与寺庙的财产

第七章 中央政府与活佛转世

 第一节 噶玛噶举派的活佛转世与中央政府

 第二节 达赖、班禅转世与中央政府

 第三节 哲布尊丹巴、章 嘉转世与中央政府

第八章 披着袈裟的僧官与转世纷争

 第一节 披着袈裟的僧官

 第二节 活佛转世的斗争

第九章 主要活佛世系

 第一节 达赖、班禅世系

 第二节 哲布尊丹巴、章 嘉世系

 第三节 阿嘉、嘉木样等世系

第十章 活佛圆寂

 第一节 活佛延寿与圆寂

 第二节 塔葬

 第三节 转世与停止转世

附录

 一、指认呼毕勒罕定制

 二、喇嘛说

 三、藏内善后章 程二十九条

 四、喇嘛转世办法

 五、国务院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摘要

 六、国务院关于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

 七、国务院颁授第十一世班禅金册册文：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

 八、主要活佛佛号表

 九、主要参考著作

后记

第一章活佛转世的由来

活佛是指所谓已经修行成佛的人，在他圆寂后为了继续完成普度众生的善缘，再度转为世上人，以人的肉体为其显身。活佛转世是指所谓佛在现实世界中显身的肉体圆寂后，以化身方式转生为另一肉体之人。不昧本性，通过寄胎转生，复接其前身之位。活佛转世的由来，有其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需要从多方面来加以剖析。

第一节 西藏各教派的传承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我国，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有很深的影响。至于西藏，最早流行的是原始本教，据说大约在5世纪后佛教才开始传入吐蕃(即今西藏)。正式传入，应该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当时是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面传入的，松赞干布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她们各自带来了佛像，在西藏修建了大昭和小昭两座寺。到赤松德赞执政时期(755～797)，他排斥本教，提倡佛教，并引导人信仰，请来了印僧寂护和莲花生传教。从公元763年至774年历时12年，在山南扎囊县雅鲁藏布江的北岸修建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首座正式寺庙——桑耶寺(一说建于787～799)。寺中塑佛像，壁上画有佛教故事，建造佛塔，并为吐蕃人剃度出家。有名的“七觉士”的七人法名，最末都有一个“护”字，表明传戒师与师兄弟的关系，形成吐蕃最早的僧侣。请藏、汉、印僧人在该寺翻译梵、藏、汉等佛经。佛教在西藏从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到处兴建寺院，僧人受到优待，让僧人参政，出现了僧官。但是到朗达玛即赞普位(836～842)后，在今前后藏地区开始禁佛，封闭佛寺，破坏寺庙佛像，焚毁佛经，迫害僧人。佛教的所谓“三宝”即佛、法、僧(或佛经、佛像、佛塔)在卫藏地区遭到严重毁坏，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久吐蕃王朝也在属民起义中崩溃。到10世纪后半期，西藏佛教又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这四百年间，西藏地区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西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10世纪后半期，阿里、卫、藏、康区的藏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佛教在这些地区得到复兴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地方势力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为了巩固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感到需要有适应封建制度的佛教思想，并利用佛教思想和文化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于是新兴的封建领主依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财力，派子弟赴印度学习佛法，或延请印度僧人前来西藏传教，并修建寺院。在新兴封建主扶植下发展起来的西藏佛教，与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地方封建领主往往又是寺院的大施主，有的是直接穿上袈裟的僧人。于是形成了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局面。如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兴起，佛教获得了发展。拉德王把普兰的协尔这一地区封赐给僧人仁钦桑布，称为供养的根本驻地。又如意希坚赞是吐蕃王室后裔永丹一支，六传到他，成为山南的一个地方势力的首领。他所统治的属民是封建农奴，他需要佛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帮助他进行统治，便积极发展佛教，并成为桑耶寺的寺主。由此开始萌发出“政教合一”现象。由于当时藏族社会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各地方势力各自为政，致使佛教的活动也是分散的。11世纪中叶，西藏封建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地方势力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开始互相兼并。他们都积极利用宗教来进行政治、经济的斗争。西藏佛教派别始于阿底峡入藏传法，其诸弟子传播其学说，按章嘉大国师的说法，认为西藏各教派“都是佛教，只是各自在修行等方面有些差异而已”，“各教派并不矛盾，因为诸教派把全部经典都奉为教诫”，各派互相学习，导致各教派的形成和发展。P1-2

华文出版社于2000年首版《西藏视点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为适应读者群，特别是藏学爱好者和工作者的需要，现在又对这套丛书进行再版。

丛书中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是西藏刚和平解放时就进藏工作的牙含章先生的力作，以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以来的历史为经，以达赖、班禅两个世系历代活佛的主要活动为纬，织成了一幅西藏六百多年历史的画卷。这两本书作为早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学术专著，曾对几代藏学研究者和涉藏实际工作者产生启蒙的作用，至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蔡志纯与黄颢合著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比较系统、扼要地介绍了活佛转世的由来及转世全过程、新转世活佛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央政府对转世活佛寻访认定的管理和对大活佛的册封等等。活佛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有现象，对西藏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曾具有关键性影响，至今这种影响力仍不可忽视。无论是从西藏的发展与稳定工作角度看，还是从藏学研究的角度看，活佛转世问题都是一个必须重视、必须搞懂的问题。赵志忠的《清王朝与西藏》将满学与藏学相结合，详细论述了清朝对西藏长达二百多年的有效治理，记述了清朝的西藏政策、这一时期西藏的重大事件以及达赖、班禅进京觐见皇帝等重大历史活动，不仅以丰富的史实说明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也为今天涉藏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这四本书分别出自不同时期我国学者之手，各有特点，自成体系，同时互相映衬，可以视为研究西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基础性读物。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藏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高度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促使藏学研究更加生机勃勃、繁荣兴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科院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以及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国藏学科研人员逐年增长到3000多名，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基本形成了系统的学科框架，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趋活跃。这些不仅使藏学在短短二十多年间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门“显学”，也为藏学今后更大的发展打下了雄厚基础。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加强藏学研究与出版，对于人们从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面上理解国家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对于促进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对于世界上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西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藏学工作者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西藏一样，都面临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好机遇。

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早在17、18世纪，外国殖民势力觊觎西藏，从不同方向派遣人员进藏刺探情报，其中一些人也就开始研究西藏，以“藏学家”自居。为殖民主义服务是出不了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果的，直到今天，国际上还有一些势力或挖空心思地歪曲历史，炮制所谓“西藏独立”的依据，或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以学术为幌子，攻击我们国家的西藏政策。这就使我国藏学研究域不能不成为学术领域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前沿，我国藏学工作者不能不直接面对维护民族利益的责任。多年来，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拿出了一大批兼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理论学术水平的成果，使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一扫阴霾，透出些许生气。但是战斗未有穷期，我们还要在已有基础上，深入研究，还西藏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谬论，自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这是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藏学工作者光荣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作出了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决策，需要藏学研究从各个领域予以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就为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藏学工作者要始终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把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同西藏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服务的能力。只有这样，藏学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广阔的舞台。

藏学是一门富有民族(藏族)和地域(藏区)特色的学科，领域广阔，门类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藏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囿于狭小领域。时代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接着画地为牢，不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贴近社会的发展变化，关注藏族群众现实的生产生活，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西藏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吸收、运用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推进藏学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有着取之不尽的藏学资源，新时代的新生活又为藏学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藏学研究的领导和协调，统筹研究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整体优势，使藏学在其故乡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活佛转世是我国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中所特有的一种制度。在解放前从事佛教职业的据说约四十万人。占信教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地区达到百分之三十。活佛人数近千。从信仰的民族来说，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普米族。部分信仰的有羌、纳西、怒族、达斡尔、鄂温克等族。从地区来说有西藏、蒙古、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活佛转世是佛教中神秘的问题。

由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89年1月28日圆寂，班禅大师转世问题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关注和议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周用宜同志与我们共同商讨，为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为对活佛转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著作，我们大胆地承担了撰稿任务。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从理论上把握其实质，透视活佛转世的方方面面。力图能精确、系统地加以阐述。经过我们的努力，奉献给读者这本著作。

我国少数民族中实行活佛转世制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们在书中只是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出来，没有去论述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在菩提树下冥想出了善人转生为神，恶人堕入地狱的生死轮回之说。这种转生成佛、寻访灵童的行径，便是这种‘轮回’的扩大和发展”。①我们在书中所叙述的汉语俗称活佛、藏语称“朱古”、蒙古语称“呼毕勒罕”实是化身。佛有很多化身不入轮回。世俗普通人轮回转生是一个人死后，转变成另一身，而活佛是佛的化身，是脱离了生死轮回的一种转世。佛的化身在西藏社会早就存在，但到转世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阶段。长期以来，修行成佛，要经过长期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成佛。而化身转世，是即身成佛，这在佛教史上是一种新思想，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使出家僧人和信徒从可望而不可及的来世成佛而提升到了即身成佛，特别是格鲁派采用转世制后发展极迅速，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丰富了我国佛教中具有显著特点的转世理论，打破了过去根据佛教教义，认为只有进入涅槃才能成佛的理论，并被很多信徒所接受。

关于活佛转世是真是假，我们在书中作了叙述。所谓真是合法的，所谓假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按规定的手续和各种制度进行办理取得合法的地位，也就是公认的、没有异议的，这就是真。六世达赖喇嘛因各世俗统治者争权，出现真假达赖喇嘛的斗争。高僧活佛转世的确认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如九世班禅曲吉尼玛1935年于青海玉树圆寂，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西藏噶厦政府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发生分歧。班禅堪布会议厅寻找到了青海地方的官宝慈丹，认为是九世班禅转世灵童，遂于1949年初赴广州，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批准。1949年6月13日在广州颁布命令批准青海官宝慈丹为十世班禅。8月10日派蒙藏委员长到西宁主持坐床大典，这是合法的。而西藏噶厦政府私指的转世灵童，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则是非法的，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至于活佛转世是不是真的，不同信仰的人的回答是不相同的。本书是从佛教的活佛转世进行叙述和介绍的。从历史上来说除释迦牟尼、迦叶和阿难等确有其人外，大批的佛如文殊、普贤、观音，等等，都是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是要把人控制在神权之下，要人能俯首帖耳地接受统治。特别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使神权统治世俗化，使活佛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统治者。当然，作为群众的一种信仰，则是另一回事，政府特别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政府，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政府以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政策，利用佛教来统治人民，统治各民族。封赠民族上层的宗教首领，把宗教首领作为中央政府统治下披着袈裟的僧官。而宗教首领只有依靠中央政府，才能获得特权，其教才能昌盛。这种关系体现在活佛的转世过程中。

我们在1992年首次编写和出版《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过程中得到郑文林、高中毅、周用宜、高淑芬、李冀诚、杨耀琴等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谢忱。书中的图片多数由陈宗烈提供，也在此表示谢意。

此次该书之重印再版，是因有幸得到统战部华文出版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统战部宣传办公室有关同志对本书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特致衷心感谢。特别是副总编高建中同志的运筹和鼓励是此书重印之关键，民委赵学毅同志的推动，使此书最终得以玉成重印。对此等盛情厚意，我们无法言谢，唯铭记于心。再版之责任编辑赵朝等人，以辛勤的劳动专注于此书的修改重印等诸多事宜，其精诚的事业心，令人感动，在此特深致谢忱。

这四本书分别出自不同时期我国学者之手，各有特点，自成体系，同时又互相映衬，可以视为研究西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基础性读物。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有着取之不尽的藏学资源，新时代的新生活又为藏学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藏学研究的领导和协调，统筹研究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事体优势，使藏学在其故乡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为《西藏视点丛书》所撰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