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们开枪击毙在巷子里的男人死晚了。
他三十岁出头，穿着牛仔裤、衬衫和风衣。这个天气才穿这么点儿有点过于单薄了，不过他看上去倒像是刚洗过澡，肚子也挺饱——这是他们对死者的承诺，他们也做到了。
但谁都没说之后会怎么样。于是，他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他曾在老邮局后面的那两堵石墙间逗留，气喘吁吁，缕缕白气随着他的呼吸出现和消失在眼前的黑暗中。小路尽头的金属门是关着的，他不由地感到一阵惶恐，但马上又把这种惶恐压制下去。显然，这是一场博弈。脚步声在身后逐渐逼近，那三个穿反光背心的男人即将到来，他已经无路可退。
事实上，一刻钟前，当消息到达欧洲各大报社，淹没在茫茫如海的各类新闻通讯中时，他还活着。关于有个男子在周四凌晨四点多于柏林市中心遇害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报道里没有任何措辞透露死者是流浪汉或者瘾君子，但是人们在读到这篇报道时却有这种感觉。这是报社有意而为之的。想要说谎，就最好先坚持事实。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这条消息会夹在许多不痛不痒的报道中，出现在明天的晨报上。当然，这只不过是为了安全起见，甚至很可能都没有必要。这只不过是针对潜在目击者的解释，因为说不定真的有人看到急救人员将已经断了气的被害人抬上担架，推进一旁等候的救护车，关上后车门呢。随后，救护车打开蓝色旋转闪光灯，在冰冷的细雨中呼啸而去。
其实哪家医院都没去。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医院回天有术了。
救护车里坐着三个沉默的男子，祈祷自己行动及时。
但他们晚了。
2．
警察强行打开通往楼梯间的那道漂亮的双扇门。他们砸开铅窗，从里面打开锁，只花了几秒钟。
真正的障碍是随后的那扇金属门。那扇门是高规格的防盗门，很重，很有可能价格不菲。现在门锁死，警察无法破门而人，营救里面的中年男子。
假如他还活着的话。
一大清早，诺尔门的警察就接到求救电话了。接线员花了不少时间来确认打电话来报警的女人没有喝醉，头脑清楚，且表达无误。她认识他吗？是的，她认识。他会不会去了其他地方？不可能，简直无法想象。他和她失去联系有多久了？没多久，昨天傍晚两人还通了电话，那时候他听上去情绪不错，说着一些有的没的。她害怕起来——他在抱怨的时候，她还能掌握他的情绪，但若他竭力表现勇敢，想让自己听上去态度积极，她就知道一定是哪儿不对劲了。第二天早上她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她心里便像被刺了一刀般领悟了。这次，他是真的出事了。
女人表达清晰，语气坚定，接线员被说服了，终于在处理下一个报警电话之前通知了警察和急救车。
第一支巡警队刚赶到现场，立刻就发现女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透过房门的彩色玻璃，紧闭的防盗门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形象。更里面的地方传来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以及从满了的浴缸里溢出水来的潺潺声。
着实不是一个好兆头。
克里斯蒂娜·桑贝格站在楼梯的下面两格台阶上，视线穿过包围着电梯井的黑铁网格，眼睛直直盯着那边的一切动作。门后，曾经是她的家。
火热的黄色金属碎屑从锁匠的电锯上纷纷掉落。锁匠试图强行打开这扇防盗门。对于安装这扇门，她一直都是抵触的，直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之后，她才被迫接受。
当初装门是为了保护他们，如今他却可能死在这扇门上。现在，如果她不是这么歇斯底里、忧心忡忡，她肯定会气得发疯。
锁匠身后站着四名警察，焦急地等着进去救人。警察身后又站着两名同样焦急的急救医生。起初他们还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威廉，”他们喊道，“威廉·桑贝格！”但是没人应声，最后他们放弃了，安静下来，任由锁匠专注锯门。
克里斯蒂娜能做的只有眼睁睁地看着。
她是最后一个到达现场的。她匆匆穿上牛仔裤，披了件小山羊皮外套，把蓬松的金发束成马尾，跳进汽车，尽管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完美的停车位，并下定决心周末前决不移动。
那时，她已经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先是她刚起床时，接着是在晨浴前，然后吹干头发前又打了一次。那之后她直接打了报警电话，还花了不少工夫让接线员相信自己已经猜到的事情。事实上，从她醒来的那一刻就知道事情不妙，但她总想消灭这种念头，就像他们交谈时她每次都把负罪感掐死在萌芽状态一样。
其实，她恨自己还跟他保持联系。他所承受的比她的更沉重，不是因为她没他伤心，而是因为他允许自己感受这一切。两年时间的讨论、辩白，对原因、概率和假设的反复思考没能改变任何事情。是她，肩负着两人份悲哀的重担，外带一份内疚，因“分配不公”而起的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生命向来是不公平的。
如果公平的话，她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