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风琴罪案（安妮·普鲁文集）（精）》可以说是一部”手风琴见证录”，或“移民血泪史”。它以一台绿色键钮手风琴为主要媒介，讲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一百多年问，拥有这台手风琴的八个移民美国的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变故——手风琴的主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这台手风琴将原籍不一、背景各异的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墨西哥人、法国人、波兰人、爱尔兰人以及挪威人——联系在一起，串成了一部以多个普通人为主角的美国多民族融合史，也记载了美国社会的百年变迁，颇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作者安妮·普鲁手法新颖，笔下的故事读来令人惊骇。

《手风琴罪案（安妮·普鲁文集）（精）》以一台绿色键钮手风琴为主线，讲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一百多年问，拥有这台手风琴的八个移民美国的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变故——手风琴的主人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这台手风琴将原籍不一、背景各异的人联系在一起，串成了一部以多个普通人为主角的美国多民族融合史，也记载了美国社会的百年变迁。

手风琴匠

山羊腺体手术

蜘蛛咬了我

坐着轮椅搭便车

别让死人跟你握手

倒在重击之下

马匹的颜色

带着接好的胳膊回家

译后记

乐于助人的青年

在一个星光渐黯的早晨，父子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陡峭的小路出发了。他们走出了那僵直的女人一家人不安的目光，离开了那群心怀憎恨的女孩，将那块标志着村子地界的蜂窝状石头抛在了身后。手风琴匠拎着箱子，把工具和那台手风琴用打结的绳子挽起来扛在背上。儿子希尔瓦诺背着一卷羊皮、一张灰毛毯和一个塞满干酪和面包的帆布包，腰都被压弯了。走了不到七十步，村子便永远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们走了两天，坐船渡过一条波光粼粼的河，又拖着脚步走到了一个火车站。一路上，做父亲的都是寡言少语，他先是泪眼迷蒙地回想着妻子向来的嘘寒问暖和殷切关怀，而后又按照某条男性格言重新回想这一切。这句谚语有些无情——男人家里最好的冷盘肉就是亡妻。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只算得上半死不活。男孩跌跌撞撞地一路前行，觉得父亲的沉默伤了他的自尊，于是不再提问。每当走近村落，他便揣上一兜小石块，好用来打恶狗。

此刻的西西里岛就像一个正在往外倾倒玉米碴子的烂麻袋。火车站里挤满了人，他们喊叫着，打着手势，将小提箱和木箱子东扯西拽，从站门口蜂拥向月台。月台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亲属，他们同亲人拥抱，紧握住彼此的肩头；看上去，月台就像一块起伏涌动的布料，女人们的头巾叠成三角形，在下颌打结系好，为这片黑色的后背缀上了光鲜的图案。

父子俩上了火车等它开动，毛纺衫里尽是汗水，周围则是嗡嗡叫的苍蝇和拥挤着上上下下的旅客。月台上的人们都快疯了。女人们哭喊着在空中扬起手臂；男人们捶打着临行的儿子的肩头和胳膊；小孩子号啕大哭，死命拽住亲人往回缩的衣衫，直到把衣料撕裂；婴孩们猛扯着母亲的头发。列车长和职员们大喊着将没票的人往后推。沿车望去，乘客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最后一次跟亲人握手、吻手背，离愁别绪坠弯了他们的嘴角。

手风琴匠和儿子坐在车上，默然凝视着这幕场景。火车开动了，月台上的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一节节车厢从身边滑走，看着亲人的脸庞被无从辨识的陌生面孔所取代，哭喊声响成一片。

一位老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追着火车奔跑。他枯瘦如柴，穿一身铁锈色的西装，直勾勾地盯着希尔瓦诺。男孩脸庞宽大、眼周松弛，这样的脸型在孩子当中算是鲜见，而他那红红的眼眶又有点像西班牙人或是摩尔人。陌生人因此往往会盯着他看。火车慢慢加速，老人喊了句什么，又反复念叨着往前跑，蜘蛛般的细腿踩过铁轨边坑洼不平的地面。铁轨转了个弯。火车渐去渐远，男孩扭头看见远远落在车尾的老人仍在奔跑，最后才一动不动地趴在机车留下的烟尘之中。

“他刚才说什么？”父亲问。  “他说，叫希尔瓦诺——我还以为他指的是我，但其实是另一个希尔瓦诺——给他寄钱来。他还说，如果没法离开这儿，他就活不了。”

手风琴匠咬牙切齿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想到有陌生人叫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讨钱，他就觉得背心发凉。这时候，坐在他左边的一个健壮青年拽了拽他的袖子。那家伙刚刚上车，其貌不扬，门牙间豁了一块，还是个塌鼻梁。

那人说：“我认识那个人！疯子，疯子！他每天都到月台上来追着火车吼，求人叫他兄弟给他寄钱，好让他去纽约！疯子！他根本就没兄弟！他兄弟早几百年就死了，在美国被一匹马给踩死了。你们呢，你们这是要去美国吗？”

手风琴匠很乐意听到这个开门见山的提问，向人倾诉的迫切愿望让他来了精神。

“去纽约。本来老婆孩子都要去的，但两个月前，想想看，也就两个月的事情，我老婆就被一种邪恶的病弄呆了，成了块木板，结果只好我和儿子两个人去了。她没死，还活着，就是动不了。我们原本打算去美国④，开一家小乐器行，兼营乐器维修。我是个手风琴匠，也算个音乐家吧，喏，我会拉上百首曲子，可以在婚礼和圣徒节上演奏。当手风琴匠的人往往都知道该如何展现美妙的琴声。不过，我注定是个专门做手风琴的人，我了解这种乐器，对它有感觉。维修其他乐器我也行——裂了的小提琴、曼陀林、破鼓都没问题。”

他打开琴匣，展示了那台手风琴平滑的漆面和光亮的键钮，拨弄了一段花哨的和弦，又随手按了几个音符来向眼前这个青年证明其上乘的音质。他没有演奏乐曲，因为这与妻子目前的恶劣状况不相宜。照道理说，他应该表现得像个鳏夫。于是他慢慢将琴放回小山羊皮匣里，再用绳子系好。

P7-9

安妮·普鲁的造化之手

万方

那天去五道口的书店“光合作用”，没有具体目标，只是怀着寻找好书的期望。不管安妮·普鲁多么有名，在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当然我看过电影《断背山》，可也没有和这位作家对上号。

书店一层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各类畅销书的舞台。本想直接上二楼，但心灵雷达已开始转动，助我飞快搜寻，在书架间走了一遭，立即捕捉到蓝色封面的《船讯》。我拿起它，封面上两行小字映人眼帘：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心中一喜！这是我选书的一个标准，这标准很可靠，几乎从未让我失望。

翻开书页，小说这样开始：

以下是奎尔一生中几年的经历，奎尔出生于布鲁克林，在一堆阴郁的州北城镇中长大。一身荨麻疹，三天两头闹肚子，他挣扎过了童年；在州立大学，他一只手捂着下巴，用微笑和沉默掩饰痛苦。他跌跌绊绊地活到三十多岁，学会了把感情同自己的生活分开，不指望任何事情。他食量大得惊人，喜欢熏猪蹄和黄油马铃薯。

鲜活的文字从纸页上放出电波，和我体内的电波接通，激起一股微微急切的心情，想很快地读它。

预感是那样的准确。读《船讯》的过程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不是以往那种被吸引，而是被迷住。我要说我热爱这本书，热爱书中肥胖笨拙的奎尔，刚强的姑妈阿格妮丝，高个子红头发的女人韦苇，热爱那一个个在纽芬兰荒凉阴郁的海岸上生活着的人们。多么奇怪！即使把我的生活范围扩展十倍百倍，也绝不可能出现这些人的身影，我不可能见过他们，甚至连梦见也没有可能，然而我的全部知觉、感知却被他们抓得紧紧的，身心被他们的生命之光所照亮。

《船讯》的情节简单而散漫，在这部小说中它们充当着随波逐流的角色。事实上，在安妮·普鲁的带领下，我和书中的人物一个个迎面相遇，他们是那么随随便便地出现在我眼前，甚至有那么一点突兀，毫无矫饰。他们生硬而不易接近，愚鲁又机警，好笑又可悲，质朴得像粗糙的礁石，复杂得像海底的暗流，和他们置身其中的海洋、风暴、冰山融合为一，既平凡又伟大。我用安妮·普鲁所给予的冷峻目光注视他们，心却越来越热，对他们和他们简朴而又奇异的生活产生了浓得难以化开的眷恋。

人活在世上要经历多少磨难啊！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情感的打击，心被苦水浸泡，肉体感受着周遭的冰冷。《船讯》的主人公奎尔的境遇其实是大家的境遇。因为缺少爱而痛苦，迷惘地活着。但安妮·普鲁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棵幸福之树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生长着。奎尔后来找到了，找到了幸福冒出的鲜嫩的绿芽，看到它如何一日日成长为摇曳的浓荫，听到了风吹过枝权间的沙沙天籁。也许他并没有找，是幸福找到了他，因为他的心里有那样一颗种子。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和奎尔一样的种子，希望我们能来到条件适合的地点，适合的土质，适合的温度和湿度，剩下的就是等待和坚持。

《船讯》一书所描绘的这个充满痛苦和欢欣的世界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安妮·普鲁一手创造出来的，你难以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我是多么喜欢《船讯》的文风。一种生僻的粗犷的具有隐隐破坏力的文字感是那样新鲜诱人。叙述如莽汉般肆无忌惮，如孩童般天真，如诗人般虚幻、隐晦，如妇人般平实，甚至零乱，然而每句话每个段落都具有活生生的力量，字字如重锤。安妮·普鲁创造出一种内心时时爆发出激情，又被生活的现实所管束的逼真感觉。我们的人生感受又何尝不是这样。千条江河归大海，乘着《船讯》我们漂浮在安妮·普鲁之河上，漂了漫长的距离，最终来到海上，在起伏的潮汐中感受到了爱的温暖波涛。

这里要感激翻译者，如果说作品如人，那么译者不光描绘出此人的外貌，同时极其真切地表达出此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作为我这类读不了原文的阅读者，能遇到《船讯》这样的翻译者是多么幸运。

从此我知道了安妮·普鲁，被深深吸引，我要找她的其他作品来读。我四处打听，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有一本《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很快我就去了三联书店，已卖光，又去涵芬楼，买到了。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在此之前我对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钟爱，如契诃夫的《草原》，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但读了安妮·普鲁的《脚下泥巴》，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这辈子读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这个短篇我看了好几遍，每次掩卷时都不由感叹：太棒了，实在太棒了！而且不是在心中暗暗叨念，是忍不住说出声来。

以下是篇中对两位牛仔开着破旧卡车所进行的漫漫长途的描述：

两人开进向晚的夜色，开进结冻路面的第一场冰风暴，开进刺眼的橙色日出，欣赏了冒烟的地球，看到尘卷风在泥地上蛇行，滚烫的热量从太阳表面冒出，卡车引擎盖烤漆卷起，干雨形成不规则的网状，从无机会落地。

我看到了以上的每一幅景象，如同置身其间。这就是安妮·普鲁，她的文字不光能看，还能嗅，能听，或谛听或倾听或振聋发聩。任何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一经她的笔触就变得充满魅力，带着速度，一刻不停地流动，冲刷着人的感官和知觉。实在了不起！

《近距离》里的每篇小说都很棒，但我更喜欢《脚下泥巴》《荒草天涯尽头》《身居地狱但求杯水》，小说速度强大，文风暴烈，乖戾、娴熟，刀刀见血，让我对人生的了解直钻入最底的一层。这感觉有些可怕，心被震撼，久久难以释怀。  看了以上两部作品，我忍不住逢人就说安妮·普鲁。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安妮·普鲁文集》，约我写序。出于感情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但回头再想又有些畏难，因为我不是评论家，从未写过书评。人文社编辑为我减压，说：只要写出你读后的感受就好。随后他们寄来《手风琴罪案》和《老谋深算》。

这两部书是带着任务而读的，有种感觉在阅读中与时俱增，我感到：世上千奇百怪的人及命运如浪潮般在安妮·普鲁的眼底汹涌滚过，她眼睛雪亮，看准一个利索地伸出手，轻盈或用力一拎，把他们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里拎出，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站立在地面上，生活下去，去创造历史。

安妮·普鲁的手是一双非凡的造化之手。

在《老谋深算》中，她对那片长条地的厚爱用独特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一座房屋、一条道路、一件工具或器皿进行平实而又细致入微的描写，竟然那样引人人胜，功夫实在了得。而阅读《手风琴罪案》仿佛一头钻进一团风暴，人化作了小小雪片上下旋转、飞舞，迷失其中，放下书才得以喘上一口气来。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或许算是个比较特殊的读者，更在意文字所传达的魅力；但我同样也是一个过日子的普通人，在意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我相信两个我都在安妮·普鲁的作品中得到阅读的满足和内心的感动。

让我用《船讯》的结尾结束我的文章。

既然杰克能从泡菜坛子脱身，既然断了脖子的小鸟能够飞走，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也许，水比光更古老，钻石在滚热的羊血里碎裂，山顶喷出冷火，大海中央出现了森林，也许抓到的螃蟹背上有一只手的阴影，也许，一根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也许，有时候，爱情也可以不再有痛苦和悲伤。

二〇〇六年，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断背山》震撼了全世界的观众，也使已然蜚声文坛多年的美国女作家安妮·普鲁（Annie Proulx，1935—）开始受到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实此前她的作品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船讯》《老谋深算》，以及包含《断背山》在内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等，使中国读者领略了安妮·普鲁作品的独特魅力。

安妮·普鲁出生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诺维奇，父母均来自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家庭。身为画家的母亲非常善于讲故事，她的鼓励和引导培养了安妮·普鲁敏锐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讲故事的热情，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安妮·普鲁早年曾短暂求学于缅因州的科尔比大学，后辍学打工，当过餐厅服务员和邮局职员，稍后又求学于美国佛蒙特大学（主修历史）和加拿大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现康考迪亚大学），并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此后她又攻读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学位，却因认为无法谋得教职而肄业。

结束学业后，安妮·普鲁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主要撰写一些新闻稿件、杂志短篇故事和非小说类作品，还为不少杂志写过很多话题各异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安妮·普鲁发表了《海关大厅》，这篇科幻小说算是大家公认的她的第一部小说类作品。但是，她并没有从此踏上创作之路，而是继续沉寂，十多年后才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小说。一九八八年，安妮·普鲁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心灵之歌及其他》，之后又在一九九二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明信片》，随即在当年和一九九三年分获美国教育协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她的作品还包括《船讯》（1993）、《手风琴罪案》（1996）、《老谋深算》（2002）以及三部《怀俄明故事集》（分别发表于1999、2004和2008年）。小说写作方面的出色表现为安妮·普鲁赢得了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奖、多斯·帕索斯奖和欧·亨利最佳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如今，安妮·普鲁就居住在自己笔下不时提及的怀俄明州，年过七旬的她仍然笔耕不辍，继续写作。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安妮·普鲁曾数次提及自己写作小说的目的，那就是忠实记录个人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生活，为读者提供一个有利的视角，以审视活生生的个体在复杂纷乱的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当然，个体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一旦这样的个体叙述被放置到一段相对漫长的社会背景之下，小说自然也就成了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多为平铺直叙地记录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可谓是“宏大叙事”的档案文件，列名其中的通常也仅限于“伟人”“要人”。在安妮·普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生活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渺小”个体；历史的恢宏伟大在这里被普通人生活中的无聊琐细所取代，读者的视听见闻变成了一段段掺杂着黑色幽默的凄怆命运，感受到的也是正史无法或懒于描摹的辛酸感和怜悯之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安妮·普鲁小说中对个人的描写又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真切地呈现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平凡人生，从细微之处人木三分地刻画了种族歧视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点滴影响。因为她的妙笔，历史变得鲜活而真实，人物也更加让人同情。

《手风琴罪案》（Accordion crimes）便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安妮·普鲁印记的作品。它以意大利工匠（也是小说开篇的主人公）制作的一架绿色键钮手风琴为主线，讲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一九九六年的一百多年间，拥有这一架琴的八个非美国裔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变故；通过手风琴这种表现力丰富的乐器，将原籍不一、背景各异的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墨西哥人、法国人、波兰人、爱尔兰人以及挪威人——联系在一起，串成了一部以多个普通人为主角的美国多民族融合史，也记载了美国社会的百年变迁。

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手风琴罪案》各色主角的人生经历却有诸多相似之处。除却对手风琴音乐的诚挚热爱之外，贫穷、歧视、无力的奋斗与抗争，以及悲凉的结局都与他们如影随形；偶尔有人发家致富，好光景也不过昙花一现，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当初那一贫如洗、身心俱疲的悲凉境地。在美国这片传说遍地黄金的土地上，来自欧洲和南美的移民后代渐渐抛弃了第一代移民的故乡情结和对其他民族的敌意和歧视，丧失了原有的民族特性，勉强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员（比如，为了逃避歧视和迫害，书中的意大利小伙子希尔瓦诺藏身在捕虾船上，用生硬的英语说：“我叫鲍勃·乔，我请为你干活。”渴望能融入美国社会的德国青年卡尔·梅瑟马赫则改名换姓为查理·夏普——一个常见的美国名字，在装扮和吃食上追随美国的潮流，彻底否认了自己的德国原籍。而在另一章中，做母亲的阿蒂娜坚持给原籍墨西哥的孩子们起美国名字，还要求他们抛弃西班牙语，因为她执着一念：“如果说西班牙语，到头来你们就只能在地里干活。说美国话、再念点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使命便在于此：忠实记载各民族特性逐渐丧失的过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美国内战已经结束，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也开始迅猛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国移民纷纷怀着大同小异的美国梦，涌人了这片簇新的土地。小说中的主角无一例外的出身贫寒，所拥有的求生技能也都十分有限——制琴、务农、民乐表演、采油、养马、伐木、拾荒，如此等等。温饱尚成问题，求财求名（求名的目的往往也不外乎一个“钱”字）自然就成为他们的第一追求。“世界就是一道楼梯，有人上也有人下。我们必须往上爬。”这句话出自书中第一个主角之口，开门见山地挑明了其余各章节中诸位主角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不过，他们的奋斗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如若不然，以他们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必然会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留下深刻得多的印记，整本书的基调也就不会这般悲凉凄怆了。

所谓的“悲凉凄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位主人公的徒劳奋斗与痛苦挣扎，另一方面便是他们那躲也躲不开的惨烈结局。对书中的角色来说，作家的手便是安排命运的“上帝之手”，而在安排自己笔下人物终结方式的时候，安妮·普鲁竟然无所不用其极，通过种种残忍离奇的途径将他们推进了死亡的深渊。在她的笔下，私刑、战争（一战和二战）、赤脚医生的偏门手术、突发疾病、黄石公园的高温泉水、毒蜘蛛、岳父手中的枪、链锯、毒蛇等等事物都成了快速残杀性命的工具。即便已经熟悉了安妮·普鲁的这种路数，甚至预先得知了角色的死讯，这样的死亡仍然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惊骇的感觉。例如，在“坐着轮椅搭便车”一章的结尾，我们知道该章主角多洛死了，而且通过他妻子的堂姐的内心独白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多洛采取的自杀方式有些古怪。在下一章的叙事中，我们终于从旁人口中得知了多洛的死法：将伐木链锯架设在林地的几棵树之间，然后走过去，让开动的链锯切下自己的头颅。即便前文中有了诸多铺垫，这样的自杀方式仍然骇人听闻，让人心中一凛，同时也将多洛对生的毫不留恋、对死的断然选择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利用这一次次近乎出格的安排，安妮·普鲁制造出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效果，铺就了外来民族在美国社会中求取生存的血泪之路。

再者，由于各章节中涉及的家庭成员众多、关系庞杂，无法一一详细记载，安妮·普鲁便运用了作者的全知特权，带领我们穿越时光隧道，跳出小说主体的时空限制，去追踪一些次要人物接下来的命运，交待他们个性磨蚀的美国化过程以及迥然不同的遭遇。这些简洁的笔墨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尺寸有限却不失完整的图片，精准地体现了“变迁”二字的意味。

利用环境来塑造人物形象，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是一种永不过时的文学创作手法，英美文学中最为人称道的例子之一便是《呼啸山庄》。在那部小说中，艾米莉·勃朗特巧妙地利用了苏格兰高地肃杀恶劣的自然环境来烘托主角希斯克利夫扭曲的个性和冰冷的性情，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氛围。安妮·普鲁的笔法不及勃朗特细腻，但在《手风琴罪案》中，这样的手法也几乎随处可见，为主题的呈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物特定出身和职业的限定下，《手风琴罪案》中第一代移民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荒僻的小镇乡野，与人物粗鄙凡俗的性格相互映衬；第二代移民则纷纷移居城市，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一步步地摒弃父辈祖辈的民族印记，成为多少有些不伦不类的“美国人”。这种环境与人物的并置在“山羊腺体手术”的故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故事伊始，三个德国人偶然凑到小伦特河畔一座废弃的荒镇上，开始了他们的拓荒生涯。作者只对自然环境和人物的来历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开荒种地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在作者对这一过程的记叙当中，自然环境展现出了最亲切的一面，葱郁的草木、啁啾的鸟儿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融合成了一幅和谐生动的画卷。好景不长，他们的孩子逐一天亡，干旱、蝗灾和严寒也接踵而至，将希望的萌芽掐得稀烂。等到第二代移民的代表卡尔·梅瑟马赫（也就是那个改名叫查理·夏普的家伙）从大城市芝加哥返乡探亲的时候，安妮·普鲁便将笔墨转移到了对人造环境的描写上，马路、加油站、薯片、电影院等等时兴事物集体现身，让你无法忽略两代移民之间的天差地别。

为了充分地表现民族特性逐渐消失的过程，安妮·普鲁还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对某些特殊时间、场合的事件记录可谓面面俱到，无一遗漏。从本书的致谢题辞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了撰写这部小说，安妮·普鲁几乎调动了身边一切与民俗和手风琴音乐相关的人际关系，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和研究手风琴、用手风琴演奏的民乐，以及书中人物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生活背景，以确保在琐碎细节描述方面的准确性。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间，她还曾在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怀俄明、魁北克、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等地广泛游历，为该书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写作素材。她这番苦心钻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详尽、忠实地刻画和记载那段消失的历史，记录在“美国文化马赛克拼图”中被抛却的无数文化特性。亲历其中某个历史片断的人，想必能在书中看到不少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物品。

小说中的美国处于内战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其间还有种族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些时代背景都在小说的特定章节中有所体现。

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手风琴的象征意义和作用显而易见。制作这架手风琴的是一个西西里岛的工匠，他在岳母的建议下前往美国挣钱，最终在一场反意大利人的暴动中死去。手风琴因此落到第二位主角——德国人梅瑟马赫的手中，而西西里工匠演奏的意大利民乐和他所代表的意大利民族特性也随着他的死亡从小说中销声匿迹了。手风琴就这样在美国各地的诸位主角手中传递下去，每经一人之手便带出一段辛酸无奈的故事、一个凄怆的结局和一些民族特性的消亡。直到小说的结尾，已经破败不堪的手风琴被三个顽童扔到马路上，让一辆挂车碾成了碎片，彻底丧失了演奏乐曲的功能，也无法再成为任何民族的象征。安妮·普鲁正是以这架琴为主线，记录了它百年间的颠沛流离，并借以保存那些散落在美国化进程中的“微小”历史。

然而，或许是由于手风琴这种乐器与亚洲民乐关系绝少，小说的众多人物当中惟独没有亚裔美国人的代表，亚洲各民族的美国经历在书中没有体现。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曾真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六日

要是有人心存侥幸，觉得安妮·普鲁会把她的第三部小说写得马马虎虎，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在文坛出出风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看起来她已经参悟了写作这件事，而且还参晤了人生。

一一《华盛顿邮报》

安妮·普鲁是一位具有卓越叙述才华的作家。《手风琴罪案》会给她的所有书迷带来愉悦，并将使更多人成为她的书迷……她以令人惊叹的才情调动起读者的各种感官。

——《华尔街日报》

《手风琴罪案》既叫人感到惊惧不安，又惊人地丰富、深刻，书里充满了出人意料之笔。

——《环球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