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不叫彭清一
作为老艺术家和“共和国演讲家”，“彭清一”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知晓，也被收录在《中国当代艺术家辞典》。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彭清一”并不是我的本名，而是当年我为了考上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艺术系临时改的，这个故事我在后文会详细讲到。
1931年3月23日，我出生于山西省忻县樊家野场（今忻州市忻府区樊野村）一个普通农家。这一年，国共摩擦升级，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率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这一年，日本人为了大举侵华，先后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紧接着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民族受辱，群情激奋，大批学生在南京请愿却惨遭国民党军警镇压；这一年，国难还遇天灾，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淹死14万人。
在华夏的历史上，那是一段血与泪的岁月，是永远的国耻。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加天灾不断、屈辱与悲壮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呱呱坠世。今天，我在全世界演讲的时候还会激情澎湃地大谈爱国主义，有些人很不理解。我想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你就会发现，爱国主义就是注入你血脉中的基因。
1931年出生的人，属羊，是金羊命——按民间说法，年少多灾，中年渐发。别的不说，“年少多灾”，我是真的体验到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以务农为生，本不富裕的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就更加难熬。
当时有多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每天到县城读书，都自己背着书包，光着脚走七八公里；吃的是高粱面糨糊，连个窝窝头都没有，更别说有钱买鞋了。
我有个同学，叫马润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有一天，他看我实在饿得扛不住了，就送给我一个窝窝头，拍着胸脯对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赶紧吃了吧！”这是我吃得最香的窝窝头，三两口就吃完了。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吃过饭，这个窝窝头是他一天的口粮，为了救济我，他就那么饿了一天。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我上面有三个哥哥，因为太穷，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我的二哥、三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贫穷，于我而言，是发指的记忆。
“穷苦，不应该将一个人打倒。”我的家庭从小对我进行这样的教育。父母的教育理念，对我一辈子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祖父彭化鹏在当时的忻县颇有名气，他是地道的乡村秀才，读过很多古书，曾在私塾教书，写得一手好字，常帮乡亲写对联和状子，加上乐善好施，遇到大事热心出主意，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是一位集学问与名望于一身的长者。 祖父教子有方，家父彭良臣在他的培育下，后来考入了我们山西省当时的最高学府——山西大学堂，成了采矿第一班的一名高才生。毕业后，家父凭借自身过硬的技术实力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拳拳赤子之心，得到了阎锡山的赏识。阎锡山十分器重家父，常把一些至关重要的基建项目、重工项目及军事项目交给家父。
然而，家父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他看不惯阎锡山的军阀做派和违背历史潮流的“土皇帝”做派，多次与之发生激烈争执。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家父借病辞职，回到了老家忻州樊野村，过起了粗茶淡饭的日子。
因为二哥、三哥的接连夭折，家父对我的出生格外重视，从给我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本名叫彭家祥，乳名为金河。家祥，是家父对于我将来家庭美满祥和的寄望；金河，是祈望着我将来物质上富有，财富能像村边的小河水一样流淌不息。
父母把希望和寄托都押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只有两亩地，靠种植高粱和土豆生存，一年的收成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有远见的父母，还是坚持把我送去私塾读书。
家父于我，是慈父，更是严父。家父受祖父的熏陶和感染，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小时候，忻县附近的大小庙宇里，到处都有家父写在牌匾、石刻上的笔迹。家父从小也刻意培养我学习书法。他给我立下了一条规矩：每天除了在私塾里练习毛笔字外，回家后要再练字一个小时。
我从小性格外向，非常贪玩。有一次，放学玩的时间过久，忘记了练书法的事情了。等我回到了家，看见父亲手持木板站在那里。我以为他只是吓唬我，就赶紧跑上土炕，准备开始练字。这时，父亲走过来，二话不说，抡起木板，朝我的屁股狠狠打去，一边打，一边说：“叫你还敢没出息！看你还敢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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