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
七山是德国北威州波恩郊区的山脉。我家在山的最后面，在树林里。无论山前还是山后，七山都很美。它的美在于神话，原来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在龙山——七山中的一座山。七个小矮人也在七山，他们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过她的美，因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不相信吗？来看吧。不过，现在的白雪公主不一定再是德国姑娘，也可能她是中国女孩儿，叫小王、小徐、小周或者小张。
我经常跟中国来的博士生去七山喝当地的葡萄酒。虽然她们是女的，我还是觉得她们是当地的七个小矮人。尽管我是男的，我还是以为我是白雪公主。反正她们老说我好看。70岁的老头子还会好看吗？如果他是白雪公主，他不一定太丑。
不相信吗？来吧，看吧。我们，一个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老在七山下清朝初年的木架饭馆集合，吃饭，喝当地的葡萄酒。
真的是清朝饭馆吗？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开始了。七山的“七”是什么意思呢？不清楚。有人说因为有七座山，有人说是雨的原因，七山的雨很倾斜。也有人说七山的名字是从动物而来的，是从狮子而来，七山中有一座山叫狮子山。
不过，我的问题不在于七山的名字，而在于它的颜色。
我不再开车。我开过20年，开的是大众车，老百姓的车。我是老百姓，我的先祖都是农民，我忘不了我的过去，因此我骑自行车。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波恩。我不需要宝马或者奔驰，我需要的是一辆快的自行车。好的自行车比飞机还快，谁都知道。
自行车是哲学家的交通工具。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思考存在的问题，比如七山的颜色。早上我去波恩大学，七山还是黑的。早上我经过莱茵河，七山还在睡，它的颜色是睡眠的颜色，黑色。它还没醒来。还在做白雪公主的梦，我的梦。我呢？我骑自行车过莱茵河前已经做了《红楼梦》的梦，5点半开始。5点半开始写作，目前写叙事诗，写关于河南姑娘的叙事诗。
早上的七山是没有颜色的，如果说黑色不是颜色，这样也有道理。七山黑，我的自行车黑，我也黑。但是下午我从大学回家七山有颜色。什么颜色呢？每天不一样。今天黄，明天绿，后天蓝。那么它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这样问我们哲学的问题就开始了。东西的本身是什么呢？是白雪公主吗？是七个矮人吗？是我们的眼睛吗？是我们的自行车吗？
每天下午七山的颜色不一样。我问过它，你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它说：“我原来的颜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为姑娘老在睡觉，七个矮人老在捣乱，因此我老变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们的灰，后天我是你们哲学家忧郁的蓝。你满意吗？”我说：“可以，但是你最好还加上革命的红色。”七山答应了，波恩的七山现在特别红。
妈妈
我的北京是一个曾到处都有田地的北京，一个蓝天的北京，一个自行车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一个高楼的北京，一个宽大马路的北京，一个私人车辆的北京。我今年不再是当年二十几岁来华学习，而是70多岁到北京教书。时间是残酷的，它不管我们怀念我们的年轻时代还是往前看赚钱。因此我突然发现我也是进步的，每天坐在一座高楼的办公室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目前我在写列子，思考有无。我是矛盾的吗？好像是。不过，无论如何，我是幸运的。我不是单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我办公室大窗外的地平线有西山。天气允许的话，它早上跟我打个招呼，晚上请我看日落。因为是这样，我的怀古、我的渴望出乎意料地又找到了固定的、需要的对象。
“又找到了”里“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俩已经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天就到西山爬山。后来我经常从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骑自行车去看那里的卧佛寺，或者享受它里面的香山。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少，往往我一个人在山下思考“得大自在”的问题。我1974年得到了“自在”吗？好像是。要不然我不会写关于卧佛寺的这么多诗歌和散文。
西山是一个在远方的朋友。雾霾时这朋友失踪了，从办公室看不到它。山失踪了，我的哲学问题慢慢产生了。我问自己，人看不到时还会在吗？我们看得到的真有吗？有无不光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存在的核心。
从我住的高楼还能看到下面的一个广场。白天好多孩子在那里玩。孩子们很热闹，小狗与老人丰富了他们的游戏，有时一两个母亲会出现在他们之间。因为有妈妈，所以孩子有安全感。
我在办公室最多听到娃娃们大喊的声音是妈妈。妈妈不是在他们旁边吗？是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喊叫她呢？他们玩的时候，玩得太无意识——跟着球跑，跟小狗跳。突然看不到妈妈。妈妈在球后失踪了吗？妈妈跟小狗回家了吗？没有妈妈，孩子于是开始害怕，就喊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宇宙。没有宇宙，没有我。
还是奇怪：我们看不到的所有的现象，我们的声音可以让它回来，回到我们的眼睛里。妈妈听到孩子的呼喊，她就开始跑过去。孩子看到妈妈的脸就笑了。为什么笑呢？因为在妈妈那里他们能看到宇宙，养育他们的宇宙。
北京人喜欢早上四点钟去香山。到了后，四点多的香山看不到。还要等一两个小时它才打个招呼。那么，人家干什么呢？他们开始喊山。香山慢慢醒来，慢慢出现，慢慢得到它的“自在”。一个人的声音够了，在雾霾前，在夜晚后，提醒香山它的存在。92岁或102岁，死亡之前我也会去西山喊一声。到时大概所有已经死了的朋友会从山后出来说：“我们回来了，你别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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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散文
顾彬
中国不只是诗歌的大国，同时也是散文的国度。德国都不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不是呢？我不清楚，我们不要太细究，但是可以猜一猜。德国大概需要哲学，因为宗教改革吧。中国好像更要求诗意，因为它有多享受好生活的目的吧。 我原来用德文写散文。德文是我的母语，中文还不是。但是中文目前算我第二重要“活着”的外语。我为什么说“活着”呢？我从小最多学的外语是拉丁文与古代希腊文。虽然我中学时期只学了五年的英文，Oxford English还是我的第一外语。年少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过英国。一个月骑了两千公里，回来后我英文就“不错”了。
因此如果用外语写作，我原来该用英语，不应该用中文。我到了29岁前后才有机会在“文革”的北京学一年的现代汉语。
大家都知道德国作家用德文写作。我也是一个德国作家，我写诗歌、散文、小说。不过几年来我越来越多用汉语写作。应该承认我还不会用中文作诗或写小说，无法跟杜牧的诗句或跟唐传奇比。我中文的“事业”好像一辈子只是散文。
人家还是可以问我为什么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创造小品呢？为什么我从德文转到中文呢？有好几个原因。
由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一般来说德国人是多语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跟外国人交流。
不少来德的外国人也很快会用我们的母语从事写作，最近特别多的是土耳其人。他、她们也能获得德国国家比较高的文学奖。因此我的中国朋友觉得奇怪，在中国，外国作家只能得到民间的，还获不到国家的文学奖。最近非常重要德国诗人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将要获得中国民间的文学奖。我呢？大陆的民间送给我不少奖励。我自己觉得我的奖章已经太多了，不一定还需要其他的。
外国人来德国用德语写作，最突出的例子是Adalbert von ChamiSSO。德国人到国外以那里的语言创作，目前是普遍的现象。比方说波恩大学印度尼西亚语的讲师Berthold Damshfiuser只用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来搞翻译工作或发表文章。他自己敢说他在雅加达（Jakarta）的杂志、日报发表的文章是印度尼西亚文坛最优秀的。会吗？让历史决定吧！
也有一些中国作家出国后从中文转到外文，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非常漂亮。因此可以说好像母语与外语是兄弟或姐妹。根本不像顾城或者翟永明说的那样：学外语会破坏母语。母语与外语也可以看成妈妈和爸爸，其共同的孩子是一部好的作品。是什么意思呢？掌握多种外语的歌德发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主张外语能扩大人家的母语。他是对的。在苏东坡、李笠翁、鲁迅等人的影响之下撰写散文时，我扩大我文学的意识与文笔的水平。
再问，为什么用外语来写作，我选中文，为什么不是英文？好的英文很难，美的中文更难。我为什么宁愿要用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表达我自己呢？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挑战，更重要的是大概2010年我在台湾大学介绍中国文学后，有一个小伙子来找我，想说服我给台湾第一流的文学杂志《联合文学》（Unitas），2011年每个月写一篇散文。
我当时跟马来西亚的华侨作家张依蔟（Chantelle Tiong）商量一下，问她能不能帮忙，作为我的“编辑部”，修改我将来要写的小品的错误。她同意了，那么我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很好。我发表了12篇后，南京的文学杂志《青春》重版了我小品一部分，一共10篇。
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有很多困难用合适的中文写作。2011年在波恩大学“退休”后，我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课。我的任务是教思想史，包括中国的、欧洲的文学与哲学，教书的语言是中文。到了中国后，不少报社的编辑来找我，想劝说我给他们写什么。原来我不敢，但是他们鼓励我。最后我投降了，因为我觉得编辑部肯定要修改我的错误。但不是这样。他们的理论非常有意思。人家说我的中文是外国人的中文，没有需要改善错误的地点。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翻译中国文学时，我的原则是让中国作家变成德国作家，我的译本看起来不应该给读者一个外国书翻译的印象，相反地人家该觉得译本是一个德国人写的。我中文写作的目的是中国读者不要发现“顾彬”不作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请我的学生张冰烨作为我的编辑，帮忙修改我的散文，她熟悉我的思想和语言，我们已经合作几年了。
我的“领导”，北外的教授李雪涛最近发表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该承认有各种各样的中文，不可能只有一种中文。因此必须允许外国人用他、她们的中文，比如德文式的中文。这个老师是对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第二个“活着的”外语看起来是真正的中国话。
中国是充满了诗意散文的大国。德国人不太看散文，德语国家的作者很少写小品，因此散文小品在德国没有“市场”。奇怪的是，我的翻译成中文的散文或用中文写的散文在大陆有很多读者。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吗？好像是。
诗人顾彬的散文
王家新
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人物，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汉学家，教授，翻译家，诗人，学者，作家，批评家，等等。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是一位难得的可在一起“把酒论诗”的朋友。多年来的认识，我们之间的“诗谊”也在不断加深，我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想要与他一起分享，正如我有了好诗一样。”
而近些年来，这位老朋友与我一起分享的，不仅是他那些犹如“老树抽新芽”的诗作，还有他用中文写就的有着独特味道的散文。他常发来他在《南方周末》等报上开设的散文专栏的链接。我想它们不仅给我一个人带来了“发现的喜悦”，且不说前年的首届丰子恺散文奖金奖特意颁给了他，一次我在微博上贴出了他的《翻译与死亡》、《白酒和诗歌》、《美》等散文，几天内被大量转发，竟有十多万的点击量，还有许多读者留言，盛赞其“德式中文”，说“这老头可爱”，或是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顾彬”！
重要的是，近些年来顾彬在散文和诗两方面齐头并进（就像策兰的诗所说的“我从两个杯子喝酒”），他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用汉语创作散文的“德国中文作家”。而这在西方汉学家中十分罕见。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眩目的一次创造和尝试。他不仅“勇敢地”迎向了这一挑战，而且胜任了这一新的身份。
说顾彬“勇敢”，因为正如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谈“非母语写作”时所说，这种语言“转向”对一个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大的文学冒险”。哈金这样认为，不仅出自他自己的经验，他还引证了纳博科夫这样的话：“从俄罗斯散文彻底转到英语散文是件极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之后重新学会握东西。”（哈金《在他乡写作》，明迪译，台北联经）
那么，顾彬在其晚年做出这样的尝试，其勇气和艰辛我们已可以想象了。
而一个作家为什么会选择“非母语写作”，布罗茨基在《取悦于一位影子》一文中也曾谈及过，他这样说：“当一个作家诉诸于母语之外的另一个语言时，要么是出于必要，如康拉德；要么是出于燃烧的雄心，如纳博科夫；要么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疏离，如贝克特。”
而顾彬呢，他的动因肯定不是单一的。但我只想说这首先是出自于爱——他对汉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爱。多年来，他一直视汉语为他的第二母语。现在，他还要用它来重建一个生命的家园（他多次引用过北岛的一句诗:“回来，我们重建家园”），或者说，他要试着用汉语来和文学“谈恋爱”。近些年来，他那些源源不绝的诗和散文，甚至令我想起了歌德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爱，因为汉语对他的诱惑和激发，使他的生命在熊熊燃烧。
如同顾彬本人的经历和涉猎面，这部散文集的内容十分丰富，超出了我能概括的范围。这里有他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齐鲁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副刊和《青春》杂志上开设的散文专栏，大都关于他的生活、游历、思考和回忆，或对某件事物、某个问题的看法（如去年颁发给鲍勃·迪伦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类别的篇章，有他关于德国文化、文学的介绍，有他哲理性的思考，有他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察和批评，还有他自己的创作、翻译经验和获奖辞（如他那篇重要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获奖辞《翻译的幸与不幸》），等等。
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顾彬，可能会给人以某种过于直言、甚或“偏激”的印象，而用中文创作散文的顾彬，不仅是一个富有诗性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诗人，也是一个幽默可亲，富有智慧和性情的作家。如他那篇书写他在波恩郊区的家所处山脉的散文《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一开始就展开了动人的想象：“它的美在于神话，原来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七个小矮人也在七山，他们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过她的美，因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我知道顾彬从不开车，出门和上下班只骑自行车，而他却这样宣称：“自行车是哲学家的交通工具”！因为骑车的路上会让他“思考存在的问题”，比如“七山的颜色”，而接下来，其语调也更为动人了：
“每天下午七山的颜色不一样。我问过它，你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它说：‘我原来的颜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为姑娘老在睡觉，七个矮人老在捣乱，因此我老变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们的灰，后天我是你们哲学家忧郁的蓝。你满意吗？’我说：‘可以，但是你最好还加上革命的红色。’七山答应了，波恩的七山现在特别红。”
这样的文字真是令人欣悦！它化平凡为神奇，不仅以一种诗的想象力取胜，还充溢着某种“酒神精神”的醉意。顾彬还有另一类漫谈式的散文，它们朴实如话，但同样幽默动人，并让我们见其智慧和性情，如《蚂蚁》一文，从他在汕头大学的早餐开始（“我的早饭很简单：酸奶、麦片、蜂蜜。我简单的早饭不光是我一个人享受吃的，还会有客人”），然后向童年的记忆、向战后的西德延伸：“当时蚂蚁也很穷，也没有饭吃。它们跟我们一样：哪里有甜的东西，哪里就有它们。……它们从附近的原野来找我们，打个招呼，行军通过我们的房间……好像向解放Celle（策勒）的英国军队学习过一样”，文章最后又回到汕头的餐桌，以便向那队“像八路军”一样涌来的蚂蚁致敬！全篇不仅写得幽默可亲，也有情有义，满满地表达了“生命之同情”。而文中穿插的战后德国人对“杀人”罪过的反省，以及神学家施韦泽“敬畏生命”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从小到目前为止，我会把屋子里头迷路的苍蝇放出来”），也使这篇谈论卑微蚂蚁的散文有了更耐人寻思的意义。
正是这类颇能见出顾彬“生命底色”的文字，拉近着我们与他的距离，也可能会纠正着某些人对他的偏见性印象。“傲慢”，“欧洲中心主义”，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对他的指责。顾彬是很严肃，因为他赞赏的是那种“彻底的思想家（radicalthinkers）”（见《汉学与意识形态》），而不是他所了解的那类“红包批评”，但他“傲慢”吗？就我所感到的，却是他对生命的爱，对存在的倾听（可以说他是一个“倾听者”，在任何场合，你都会发现他在认真地倾听，而不是滔滔不绝地在那里自我表白），对他者的体认、宽容和同情。我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中介者”（见《顾彬诗选》萨托里乌斯的序言，四川文艺出版社）。因为正如中国古诗、尤其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英译者、美国诗人雷克斯洛斯所称“对翻译来说最重要的是同情心”，翻译“是一种饱含同情的行为——以一个人自己来体认另一个人”；而我之所以信任顾彬，是因为我一直从他身上感到了这种无论是作为一个译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都最难得的品质和能力。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来，说他在翻译我写童年、故乡、母亲的一首诗《柚子》，谈着谈着他竟哽咽着说：“你知道吗，（翻译时）我哭了，哭了！”
当然，顾彬的散文不仅真实地展现了他的生活和为人，也不仅使我们受到感动，或是陶醉于其中。不同于读一般中国作家的文字，因为顾彬的特殊身份和眼光，在读他的散文时，它们还会促使我们这些读者换一种视角来看人生、文学和其他事物，比如《文化斗争》：“我的研究生最近向我祝贺感恩节，我的问题就来了：因为感恩节完全是美国人的节日，跟德国没有任何关系。”这看上去不起眼的一笔，对我们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它也会促使我们反观我们自身的“自我中心主义”。再比如在《一个女人两种灵魂》中，顾彬还专门谈到德文中一个古老的词“Hausfreund”，它指家庭友人，尤其是指家庭男友，18世纪末，德国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女人会有一个“Hausfreund”，这在中国传统中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她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清白的。谁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一起散步、聊天，连她的丈夫都不会多想什么。”“因为女人会有两种灵魂，跟她丈夫在一起，她起妻子的作用；但是跟她的男性朋友在一起，她才成为人，真正的人。”对女性和妇女问题的关心，是顾彬这部随笔集许多篇章的主题，也是他“生命之同情”的体现，因为女性需要谈话对象，他在该文中幽默地说：“三四十年来，我做过这类的‘大夫’”（在另一篇《做一个普通人》中也声称他做过“不少女人的灵魂的办公室”），最后他这样不无善意地提醒：“每年中国女人早死的不少。必须这样吗？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她们也有一个Hausfreund，她们可以快乐一些，可以活得长一点。” 这样的文字，足以引起我们对社会、文化和我们自身的省思。至于在谈到文学时，顾彬的很多观察和看法也都值得我们留意，它们至少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如《谈郭沫若及其翻译》中所提及的：“我去沙湾参观郭沫若故居时发现在介绍郭沫若的文字中有很多‘家’的头衔，但怎么也找不到‘翻译家’三个字。郭沫若也是位翻译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但在中国好像不太重视翻译……（但是）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翻译创造了世界文学。”
不消说，这部散文集的许多篇章都谈到了中国文学的“面子和里子”（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面子和里子》），这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敏感”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有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能接受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如《受伤的语言受伤的生命》提到的“一个有名的评论家”），甚至我自己也不一定赞同他的全部观点，但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德国学者，顾彬看问题肯定有他自己的角度，有时候他也许过于“偏激”或“武断”，但他的眼光不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体现了一种中西视野的融合（这也即阐释学意义上的“视野融合”）。他爱提歌德的“世界文学”并以此为他的评判标准，我也是很认同的，因为他的“世界文学”的视野，早已把“从《诗经》到鲁迅”纳入其内（我甚至认为鲁迅对他的影响，已明显超过了很多西方作家对他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前言中，顾彬即这样说：“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他在我眼中是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显然，他的这种文学标准是可靠的，站得住的（虽然这并不排除他在运用它们时就一定让人满意），它也贯穿在这部散文集许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篇章中。
现在，我们来看顾彬的散文艺术（既然他写过一部《中国散文史》并研究过鲁迅、林语堂、丰子恺等现代作家的散文）。顾彬的一些散文，我想许多读者读后可能会像我一样感叹“他可真会写”！这不一定指的是那种讲究“谋篇布局”的散文结构艺术，而是指他那种随性自然而又往往很吸引人的写法，尤其是指他在散文语言上的那种特殊魅力和创造性。作为一位“德国中文作家”，顾彬绝不满足于仅用中文“正确地”或流畅地表达他的“意思”，更值得注意、也更可喜的是，他用汉语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顾彬体”。比如他这样谈论一位中国诗人的诗：“写诗，这就是回故乡，就是回家。不一定是衣锦的还乡，也不一定是夜行的还乡，很可能是白日穿着破衣服的还乡”（《衣锦夜行的还乡》，未收入本集），一读，我们就知道这是顾彬的语调和文体。在《翻译与死亡》（未收入本集）中，他在引用了苏格拉底的“搞哲学这就是学死”之后，这样发挥说：“搞翻译是好好学埋葬自己”，“所以我每天从事翻译,我同时每天学爱,学死,学一千个爱,学一千个死。”这种“顾彬式的中文”读起来“怪怪的”，但却让人由衷地喜爱。它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甚至可以说，他以他的方式重新“发明”了汉语。
而顾彬这样致力于语言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和他的文学观完全是一致的。这里不谈他的语言理论，在论述鲁迅时他就曾这样赞叹：“在恐怖暴政之下，鲁迅成功地在开口和沉默之间发展了中国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他所采用的方式迄今无人能及。他偏爱重复句式、悖论和辛辣嘲讽。他调遣着不同的语言层次……构成了一种需要反复阅读的独特风格。”而他自己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在他对鲁迅《呐喊》自序的第一句话“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的解读中也体现出来：“‘也’这个字不太引人注目，（但）它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一个如此具有语言意识和语言敏感的作家，当他写作，就不会把他的诗或散文简单地当作一件表达工具了。他不仅视语言为一种根本的文学价值所在，而且在写作时要尽力直达语言的造化之功。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策兰的“我从两个杯子喝酒”。这“两个杯子”之于顾彬，现在我们看清了，一是德语，再一就是汉语。不仅如此，他还把两个杯子的酒奇妙地调兑到了一起。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单语作家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化用（比如“气”的观念：“因为诗是声音，所以它首先是发音、节奏、押韵，它的意思就在这里。总的来说诗的意义在于语言，因为语言是‘气’，是宇宙的气。”《诗歌：嘴巴，耳朵，眼睛》）还在于他对汉语表达和汉语资源的吸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顾彬的诗，说他运用了汉语的句法和意象改写了他的德语，如这样的诗句：“我们喜欢冰水，／不喜欢热汤，／我们喜欢明亮鱼缸，／不喜欢黑锅”，一顿中国晚餐，竟让他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灵感！这种别具匠心的挪用、嫁接、改写和“陌生化”手法，已成为他诗歌和散文中惯用的语言策略了。如在《晚上的英雄，早上的虫子》中他写一位英国大汉醉酒后到了宾馆倒地便睡，“因为没有起重机，所以好几个服务员围着他一个小时后都投降了，他们无法把英国‘大象’放在床上。我还觉得奇怪他怎么到11楼的房间呢，也许是八仙帮过忙。”好家伙，他把“八仙过海”都巧妙地用上了！
奇妙的是，顾彬不是在生硬地借用，读他的散文我们就知道，他和汉语言文化所达成的那种“亲密性”，那种从容、默契和自如，甚至往往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能达到。我们知道顾彬爱喝中国白酒，甚至可以说离不开它（在这一点上他也充分继承了中国“诗酒不分家”的传统！）。读他的散文，我们就可以闻到酒味，并感到一种语言上的“陶醉”，如《白酒与诗歌,瓶子和空虚》这篇散文：“58°以下的酒对我来说不是酒,是水,可以用来刷牙,也可以用来洗脸,但是不能用来作为仙人。”他要借酒成为的“仙人”，不消说，是李白式的仙人（他早年爱上汉语就是从李白的一首诗开始的）：
“麦安是一个才女。我估计她那个晚上感觉到,除了郑愁予与我以外饭馆还有一个更好的诗人。麦安懂买好酒,她买的是太白白酒.我们在舞台上还没有喝光第二瓶酒,第三瓶已经失踪了。瓶子会飞吗，如果学好了列子凭空虚游仙的方式,连瓶子也可以飞。所以每一瓶子还是满满当当的时候,它应该慢慢学’空’。空了,它可以从柏昂飞到金门去。它当时飞起来,自己回酒岛吗。”
这里描述的，是和诗人郑愁予、女艺术家麦安一起在德国柏昂（杜塞尔多夫）喝酒的情形，“除了郑愁予与我以外饭馆还有一个更好的诗人”，这就暗示了李白的“在场”，不仅如此，还由此展开了一种奇异的想象：“第三瓶已经失踪了”，被李白偷喝了吗，或，它自己飞走了吗？而接下来更为奇妙，不仅借用了列子凌空游仙的神话传说，而且还十分哲学化：它应该慢慢学“空”（显然这也来自于中国思想）。“空”了，生命才能化沉重为轻盈，才能飞起来。飞向哪里呢，因为郑愁予出生于台湾金门，所以，它自己要飞回到那个“酒岛”！
这又应合了顾彬说过的那句话：“写诗，这就是回故乡，就是回家。”不过这里的“故乡”和“家”，显然已不仅是他的德国，或他在德国的出身地、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古老小城策勒了，而是他用“双语”（德汉）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命家园。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谈翻译时说过的一段话：
“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是uebersetzen，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从此岸送达彼岸，从已知之域送达未知之域，连船夫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变化。……翻译也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翻译好比摆渡》）
了解了顾彬的这种翻译观，我们就可以感到：他写诗，他翻译，他从事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他尝试用汉语创作散文，就是为了从此岸到达彼岸，从已知到达未知，就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转变”。这是一种来自德国的伟大传统吗？是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当年就曾这样赞叹歌德：“他做到了认识自己、失去自己、重新找回并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不同的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瓦雷里：《文艺杂谈》，段映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我引用这段话，因为我想顾彬会完全认同这种生命哲学。的确，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诗使他燃烧，翻译使他燃烧，而用汉语创作散文使他又找到了一种让他燃烧的新的方式。在《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等》中，他就引用了诗人特拉克尔的这样一句话：“往前面走，找你自己”！
《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是著名汉学家顾彬近几年在中文报纸期刊上的专栏合集。《一千瓶酒的英雄》是顾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一个酒壶的故事》是顾彬的第二本德文散文集的名字。顾彬喜欢用中文写散文，他的散文有他自己独有的风格，他自己一直在追问语言，这部集子可以看到他对于汉语的探索与感觉。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爱情、女人与记忆；受伤的语言 受伤的生命；悲哀中的快乐；莱茵絮语。
著名汉学家顾彬汉语文章首度结集！著名诗人王家新作序推荐！
说到顾彬，大众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论”。《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这本书可以看到作为德国人的顾彬的汉语写作，文章的辨识度非常高，文字也非常有趣，给汉语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读来似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德国老头，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老头。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爱情、女人与记忆；受伤的语言 受伤的生命；悲哀中的快乐；莱茵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