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端政著的《回首人生（精）》一书，包括上下两编。上编记述下放农村以前的经历，包括回首少年时代、回首书店四年、回首北大、回首晋北艰苦年代、回首下放运城岁月。下编记述调入山西省社科研究所（1983年改为山西省社科院）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包括回首成立山西省语言学会、回首创办《语文研究》、回首方言调查研究、回首语典编纂、回首语汇研究、回首语典编纂研究等。记述忠于事实，体现作者一生的曲折经历和语言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温端政著的《回首人生（精）》是“瓯风文丛”的一种。本书记述作者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

 少年时代

 新华书店四年

 北大四年

 晋北艰难年代

 下放运城

下编

 成立山西省语言学会

 创办《语文研究》

 方言调查研究（上）

 方言调查研究（下）

 语典编纂（上）——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版的语典

 语典编纂（中）——新世纪初期（二〇〇〇至二〇一一年你）出版的语典

 语典编纂（下）——二〇一二年以来出版的语典

 语汇研究

 语典编纂研究

附录

 温端政著述目录

后记

新华书店四年

一九五〇年七月，我从浙江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同班同学纷纷参加升学考试。当时高等学校生源不足，录取率很高。可我因为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失去了经济来源，不能继续上学，只好走上社会，进入温州新华书店工作，直至一九五四年七月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才离开。整整四年的书店工作，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一）马骅先生的推荐

我能进入温州新华书店工作，是马骅先生推荐的。

马骅先生是著名诗人，曾参加新四军，转战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九年温州解放，担任《浙南日报》副刊《新民主》主编，后任温州中学副校长。对这些，我当时都不了解，只知道他是我高中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后，经济来源已经不如从前。为了克服困难，我先是从学校搬出，同一个同乡同学在外面合租一间小房子，过着最节俭的生活。就这样，还是坚持不下去。隔壁的一个老大娘看我生活这么困难还天天早起练习武功，提出让我住在她家里，管吃管喝，只要我帮助她正在读小学六年纪的小儿子学习。我搬到她家住了一个多月，总觉得寄人篱下不合心愿，于是萌生去少林寺出家的想法。我家乡有练武的传统，我也习武多年，去少林寺也许是自己的最好归宿。

正在这个时候，马骅先生组织我们班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并要求根据参加义务劳动的体会写一篇作文。我当时想，这也许是自己一生最后的一次作文，便尽情发挥。不想这篇作文竟受到马骅先生的赏识，上课时作为范文进行讲解。这使我拉近了与马先生的距离。一日，我鼓起勇气敲开马先生的房门，诉说我要离校出走的打算。马先生耐心地开导我，并说要向学校领导替我申请补助。结果，学校补助我一百五十斤大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当时，温州新华书店设在四顾桥，离温州中学很近。马骅先生亲自领我到书店上班。他和当时温州新华书店的经理郑嘉治是好朋友。进入书店之后，我受到照顾，没有安排我到门市部当营业员，而是让我坐办公室。我的工作，是把书店购进和销出的每一本书建立档案。每天根据进货单和销售发票进行登记。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麻烦。首先书店经销的图书有好几千种，每种书都要制成卡片，然后按照书名首字的四角号码编排起来，就很费事。每天购进和销出的图书很多，都要一一登记，更是麻烦。早晨六点钟起来，往往忙到晚上快十二点才完成。天天这样，忙得我头昏脑胀。不到一个月，已经疲惫不堪，差一点把我累跨了。

一天晚餐，郑嘉治经理一边喝酒，一边高兴谈笑。他很随便地问我，你来书店有些时候了，对书店有什么意见，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多想就说：“书店挺好的，就是你不要这样喝酒，吃午饭喝，吃晚饭又喝，喝得这么多，会伤身误事的。”他听了一脸不高兴。有个同事告诉我：“郑经理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解放前是地下共产党员，你怎么敢虎口捋须，给他提意见？”果然，没几天我的工作就发生了变动，派我到泰顺县筹备新华书店。

这对我实在是一件大好事，让我摆脱了登记图书进销的繁重工作。

临行前，我领到了一生的第一次工资——六块钱。交了伙食费四块钱，还有两块钱零花钱。我舍不得花，补贴家里费用。

P23-25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雷渎村一户温姓人家，转眼之间过去了八十多个春秋，现在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在身体尚健的时候，回忆一生的经历，于是就有了这本《回首人生》。

回首我的一生，有三点基本估计：

一、我的一生是幸运的。

小时候，我多次遭到病魔威胁，但都幸免于难。特别是十二岁那年夏天右手背得了恶性疔疮，危及生命。凑巧有个乞丐上门，采了草药敷上后，肿痛立即消退，疔疮很快治愈，挽救了我年轻的生命。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些神奇。

我的前半生经历了多次运动，都能逢凶化吉。在“三反”运动中，虽然被打成“老虎”，挨了批斗，但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也没有被投入监狱，定案落实后仍回温州新华书店工作，后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业务股长、副经理，一九五四年还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反右斗争中，我虽被内定为中间偏右，但没有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在晋东南地区潞城县崇道公社搞“四清”，响应毛主席号召，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起来“造反”，遭到压制时，晋东南军分区司令亲自出面支持我，使我扬眉吐气；在两派对立时，面对对方的追捕，我逃跑得快，毫毛未损；工宣队进驻之后，虽然住了学习班，隔三岔五免不了被批斗，但我以毛主席语录巧妙对付，幸免于难。后来下放运城，走进农村的广阔天地，并在北向公社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学习道路上遇到许多好老师。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经济没有来源，感到绝望，准备去少林寺出家的时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马骅先生教育、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他还把我介绍到温州新华书店，从此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袁家铧先生手把手指导我，把我领进汉语方言学的学术殿堂。王力先生的讲课，使我对语言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为我主编的《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题写了书名，为我们主办的《语文研究》题写了刊名，还多次赐稿，帮助《语文研究》提高质量。吕叔湘先生八十多岁高龄时还应邀来山西讲学，并为我主编的《中国俗语大词典》撰写序言。

还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工作中遇到许多好领导。在忻县师专和晋北师专工作时遇到好校长郭万胜。他是一九三六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我爱护有加。一九七八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遇到好所长王守贤，他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所改院后，在第一任院长刘贯文和副院长宋玉岫、陈家骥、张海瀛的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山西全省县（市）方言志”和“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山西方言通志”。后来又得到继任的院长和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使我所从事的事业获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最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涉及著作权和名誉权纠纷的官司中，山西高院终审误判我和《语文研究》编辑部败诉，当我们走投无路，接近绝望的时候，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我们的申诉，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使我们的冤情得以洗刷。经过再审、调解，推翻了终审错判，取得了宝贵的“小胜”。

人生难得的是幸运。我的一生似有神助，才有如此之多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并为此感到无比庆幸。

二、我的一生是充实的。

……

第三，我有和谐的家庭。

一九六〇年，我和爱人陈秀娟结婚之后，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光。

在严酷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艰苦的下放运城岁月，我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在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官司中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她还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我们生有三女一男，他们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二女儿朔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教育学院历史系当干事，后来她考取了山西省委党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先在思维科学研究所，后转入语言研究所，成为我的助手。

第四，我有健康的身体。

我的老家有设坛习武的风俗，练的是“白鹤拳”，从小就受熏陶。在中小学时期，我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在大学时期，我成为北京大学体育运动代表队成员，擅长中长距离跑步，多次代表北大参加竞赛。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坚持锻炼，因此确保身体健康。今年已是八十六岁高龄，每天仍能坚持工作几个小时。

当然，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谓“不完满才是人生”。我的爱人身患多种疾病，七十二岁就过早去世。三女儿因糖尿病并发症，双眼接近失明，不得不提前病退。

最为遗憾的，是调人失察。一九八五年，我没有经过认真考察，就把一个年轻人从基层调入作为接班人培养。没有想到他背着我抄袭我的文章，批评他还死不认错。他还背着我们做了许多有损山西语言学界团结的事情，引起大家的不满。事情的演变出乎意料。他竟以侵害其著作权和名誉权为名，向太原中院起诉我和《语文研究》编辑部，从而引发长达十二年的官司。在这十二年中，为了应付官司，我撰写了几十份状书讼辞，字数在五十万以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并不后悔，人生总是这样的多灾多难，既有失败又有成功，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失败和成功串联而成的。

现在，我还有些余力，正主编大型工具书《语海》。二〇一二年四月，我们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计划字数一千两百五十万字，计划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完稿，二〇二〇年出版。该书已经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巨制的问世。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

首先要感激《瓯风》主编方韶毅先生，他不仅将我撰写的《回首人生》一书中的《回首北大》和《回首书店四年》分别发表于《瓯风》第九和第十集，还提出把本书收入《瓯风文丛》正式出版。

还要感谢卢礼阳先生，他主编的《温州读书报》曾于二〇〇五年十至十二期连载了章志诚先生撰写的《风雨拼搏铸辉煌——记温籍语言学家温端政》，后收入《瓯歌——（温州读书报>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他还审读了本书的初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是，在我面临困难或身处逆境的时候，那些伸出热情之手挽救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这在本书的序言里已经提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愧只有“受恩”，而没有“相报”。

作为一个学者，最关心的是研究成果能否贡献社会。在这方面，要感谢出版界的朋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余桂林、马志伟、乔永等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陈崎先生和杨蓉蓉女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刘玲女士和谢仁友先生；语文出版社李守业、张双亭先生；山西教育出版社张凤瑞女士和徐亚东先生，以及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文琴女士等。是他们的抬爱、支持和帮助，才使我和合作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问世，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可。在这里，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乡温州对我的关怀。温州市图书馆曾邀我做学术报告，《温州日报》曾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我在山西的业绩。我的老家平阳县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县领导聘请我担任平阳县高级人才联谊会山西分会顾问，邀请我参加联谊会的年会。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平阳县人事局、平阳县科学技术协会、平阳县高级人才联谊会联合主办的《平阳人才》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把我作为“封面人物”，并刊载长篇文章介绍我在山西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养育我长大成人的麻步镇雷渎村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我这远方“游子”，每次返乡都盛情款待。《温氏宗谱》完成后，邀我专程返乡撰写序言，使我有机会参观新建的悬有我题写牌匾的温氏宗祠，参观闻名远近的“白鹤拳”武术馆，还让我为武术馆撰写纪念碑文。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还有我的老伴陈秀娟。她是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去世的，快到十周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在梦境里见到她，许多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最为难忘的是：

“文革”期间我住在“学习班”，隔三差五挨批斗。她带着三个孩子，除了参加运动，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二女儿从锅台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臂。她一人抱着到山西省人民医院求医，医院乱得找不见医生。好在医院的党委书记是她的老领导，才得到及时治疗。

“文革”告一段落后，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一家五口被下放到运城县北相公社曹允大队当农民，住在茅草房里。我下地劳动，后来当工作队员入驻别的公社。她带着三个孩子，默默地给生产队养猪。后来我调到北相公社工作，住在公社旁边的三间小房。这时小儿子降生，她带着四个孩子，在北相小学任教。这一切，她都没有怨言，以一家人同甘共苦为乐。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从运城调回太原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她也调回太原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工作。她担任化学系系主任，负责筹备实验室，又带着四个孩子。由于劳累过度，一九八六年脸上出现抽搐。当时只有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能治此病。手术非常复杂，要在右耳旁打洞，调整神经。我带着大女儿赴京陪侍。手术基本成功，但留下右耳失听的后遗症。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应邀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两天，她领着三女儿去太原市公安局给我办手续，不想晕倒在马路上。经抢救入住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取消了去台湾的行程，全力陪侍。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才转危为安。医生诊断是脉搏过缓，后来安了起搏器。

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五年，我陷入一场持久的著作权和名誉权官司。一审胜诉，终审败诉，走上申请再审的漫长道路。她一直跟我站在一边，荣辱与共，全心全意支持。为了这场官司，几乎花完了全部积蓄，她从未有过怨言。一九九九年二月的一天，她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打来的电话，说要受理我们的抗诉申请，当时，她比我还高兴，感到我们的官司终于有了转败为胜的希望。

二〇〇五年七月，她到山西省人民医院更换起搏器。医生发现肺部下面有黑点，以为是炎症，打了几针青霉素，就认为没事了。没有想到，它竟是个癌。二〇〇六年七月，发现肺下面疼痛，并有积水，经检查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说，生存期只有三四个月。我们瞒着她。考虑到她有糖尿病、高血压，不宜化疗，只好请中医保守治疗。她自己熬药，每天一副，吃了一年多的中药，延缓了病情，但未能逃过一劫，病魔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给我们一家人留下深深的悲痛。

她的骨灰盒安放在太原市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我都要和孩子们一起去祭奠，面对她的遗像，心头涌上无限的哀思。这本《回首人生》也是对她的悼念。也留给子女，希望他们继承父志，造就自己的美好人生。

一般地说，一个人最了解的应该是自己。可是要如实地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并不容易。我曾经记过日记，在“文革”被抄之后，就不再写了。这本《回首人生》是凭着记忆和保存的有限资料写出来的。本意是力求忠于事实，让事实说话，但初稿完成之后，看了几遍，都不大满意，可是又不能大动手术，不得不留下遗憾。

古人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说：“死生有命，祸福在天。”又说：“死生二字皆由命，祸福三生总在天。”说法不同，意思差不多。虽然带有几分迷信色彩，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用来安慰自己，使自己乐观地面对人生也许有些帮助。

温端政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