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太太》是短篇小说巨匠毛姆对爱情的绝望告白：爱的悲剧并不是生离死别。当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你曾全心全意爱过而且认为分离片刻都难以忍受的女人，到最后却变得——哪怕是终身再也不见面，你也毫不在乎的时候，那才真的是苦涩得让人害怕。因此，冷淡才是爱的悲剧。

于高尚的外表下蕴藏卑鄙，在邪恶的环境中寻找美德；于贫民窟里体味人生百态，在故事中讥讽迷失的人性。

《十二个太太》精选了英国文坛巨匠毛姆非常满意的四篇短篇小说。毛姆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与独特的手法，巧妙的戏剧性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将人性的复杂性描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心，强调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使小说更加精彩。

十二个太太（The Round Dozen）

遭受天罚的人（Vessel of Wrath）

红毛（Red）

那封信（The Letter）

简评毛姆

毛姆对写作的看法

译后感

我喜欢爱尔松这个地方，它是英格兰南部海滨的度假胜地，离布里明顿不远。同时，这座讨人喜爱的小城市具有几分乔治王朝晚期城镇的格调，它既不像闹市一般熙熙攘攘，也没有华丽色彩的装扮。

十年前——当我还时常去那里的时候，仍然可以随处看见一些坚固、神气，而且样式并不讨厌的古老房子(就像没落世家的闺秀一样，她们有着自认为出名门而怀有的那份小心翼翼的骄傲，不但不令你难受，反而会使你觉得颇有趣味)，这些房子都是在号称“欧洲第一位绅士”所在的朝代里所建造的，很可能曾有某些失宠的朝臣在这儿聊度晚年。

这里的大街上有一股懒散的气氛，家庭主妇们都用优哉游哉的态度做着家务。她们一面瞅着屠夫割肉，一面闲聊；一面看着杂货店老板把半磅茶叶、一包食盐装进她们的手提袋，一面亲切地探问老板娘贵体可好。

我不知道爱尔松是否曾经是一个时髦的城镇，反正我在那里的时候它并不是。年事已高的淑女们——一群老处女和居孀的贵妇们常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印度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带着几分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八、九月的来l临，因为那时会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度假。

而他们也并不讨厌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游客，因为从中获得的收入可以让自己过一阵像样的日子。我一点也不熟悉处于狂热欢乐中的爱尔松——公寓里住满游客，穿着运动装的年轻人在海边逛来逛去，皮鲁兹在海滩上举行表演，海豚酒店里的台球厅直到晚上十一点钟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撞球声……

我所知道的只是冬天的爱尔松。每到这个季节，海边每一座房子——那种一百多年前所建，装着弓形窗户的灰泥房子——都挂着房间出租的招贴告示，而光临海豚酒店的顾客也只能受到一个侍者和几个擦皮鞋者的欢迎。一到十点钟，看门的便会立刻走进吸烟室，用一种来意明确的表情瞅着你，于是你只好站起来，回房睡觉。

此时的爱尔松是个安静的地方，海豚酒店也是家令人感觉十分舒适的酒店。当初，李琴王子曾经不止一次带着费兹伯夫人，专程驾车到这儿的咖啡室来喝茶。一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大厅里摆放着一封用镜框裱着的萨克莱先生的信，内容是他想预订面临大海的两室一厅，同时还交代——要派一部马车到车站去接他的大驾。

大战后两三年，有一年十一月，我在患上一场严重感冒后特地来爱尔松疗养。我是下午到达的，一打开行李，将东西安置好之后便到海边散步。天空阴暗且乌云密布，平静的大海也显得灰暗且寒冷，几只海鸥沿着海岸飞翔。

因为人了冬季而卸去桅杆的帆船都搁浅在铺满碎石的海滩上。更衣用的凉棚并肩排成一列，显得有些灰暗而破烂。市政厅在这附近摆放的长凳上，此时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这里踏着沉重的步子做运动。

我最先遇见的是一个老上校，他长着一个红鼻子，穿着灯笼式的裤子，迈着沉稳的步子从我身边走过，后面还跟着一条狂犬(一种英国的小狗)；然后是两位穿短裙的老妇人，和一位相貌平平头戴苏格兰式软帽的女孩。

我从没见过如此荒凉的海滨景象。公寓、房子看来就像一群饱经风霜且等待着那决不会回来的爱人的老小姐；就连那亲切的海豚酒店看来也愁闷凄凉了，我的心也不觉地沉了下去。突然间，人生看来竟如此单调乏味。

我走回旅社，拉上客厅里的窗帘，拨了拨炉火，拿起一本书，试图驱散内心那忧郁的情绪。等到穿戴整齐去吃晚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足够轻松。我走进咖啡室，发现酒店里的其他客人都已经入座了。

我随便扫了一眼：有一桌是由一位中年女士独占一席，另外是两位红脸秃头的老绅士——也许是来打高尔夫球的，他们都闷声不响地吃着饭。剩下的便是坐在窗边的三个人了，他们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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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界的前辈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项标准也已经许多人加以讨论，见仁见智，各有见地。但就大体而言，它仍然不失为一种简明扼要的衡量标准。

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信”与“达”是翻译的最基本的要求。“信”并非是“硬译”，更不能硬得令读者难以下咽。而一篇译文若能真的做到“达”——表达原作之意，而无译者自己编写的东西，而“信”也要在其中体现出来。

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简单了。这一方面由于有时实在不容易找到两种不同文字间的适当表达方式，以致心里有数，但却译不出来；有时或许是由于译者心中先有“不达”之处，于是便退而求其次，以“硬”代“信”，或更以取“信”为生“硬”的理由，然后把希望和责任都寄托在读者的心领神会、豁然贯通上面。

至于谈到“雅”，那更难了。

第一，雅的标准很难确定。换句话说，它和“达”的界线很难划分。如果说“达”的中间应该包括把原文词汇的广狭、辞藻的华丽或朴质，乃至神韵、风格全都相当成功地表达出来，那么，雅或不雅就是原文的事了，原来雅，就雅；不雅，就不雅，译者无权去代为粉饰。

但我们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不远原意为“信”，以令人能懂为“达”。那么，除了忠实地表达原文内容之外，如果译文还能够传达出原文的风格、神韵等等，便可以说是“雅”了。换句话说。能使原文“雅”的不变为不雅，是之谓“雅”。

现在姑且以后者为标准，那么一个翻译者就该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第一，要具有充分了解原文的能力，如此才能做到“信”的初步基础；其次，要具备适当的文字表达能力，把自己所了解的平实地写下来，于是乎，由“信”而“达”；第三，译者除了平实报道内容之外，词汇能够宽广，译笔能够灵活，不仅达意，且能传神，不把不同作家的文章，或同一作家而笔调不同的作品，翻译成他自己的那种笔调；那么译文就可算有些“雅”意了。

最低限度——译文不能仅仅只是一篇可以使读者懂得原文说些什么的机械记录而已，它应该能够多少表达出原文是如何说的。这样看来，译文至少应该是颇具写作技巧的东西，与原作愈接近愈好，起码不能相差太远，以至面目全非，索然寡味。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只有改写(rewriting)，无所谓翻译。如果同出印欧语族的英、德、法、意等文尚且如此，则中文与它们之间，更加如此。

以上我以客观的态度谈了有关一些翻译或改写上的困难，那么，自己能否做一个最起码的译者(translator)或改写人(rewriter)呢?

我想我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尝试者，把翻译当作学习，但尽量不故意拿读者当作练功的沙袋或牺牲品。

这次所译的四篇毛姆的作品，全都早已完稿。但基于前面所说的那些顾虑，一直都在修修改改，希望能够像样一点；虽然到稿件印刷时仍然觉得有些不满意，然而修饰工作是可以永无尽期的，所以终于冒昧将它献给读者，以待指教。

除了出版社张清吉先生的鼓励与催促之外，这次更承社方编辑部门提供了《毛姆的生平》、《毛姆年谱》、《毛姆对小说写作的意见》，和各个短篇的内容简介等资料(其中唯有《遭受天罚的人》由译者自撰)，特此致谢。同时也附带提出一些个人的拙见。

在毛姆的短篇小说中，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大都认为《雨》最好。当毛姆汇印《东与西》(Eastand west)短篇小说集时，也是把它列为首篇。可见他本人的看法亦是如此。

我以读者的身份来看，虽然觉得《雨》在结构上更为紧凑，在效果上也很有力，但气氛却似乎凄厉了一些，不如《红毛》的委婉细腻且更富作者那种讽刺中隐伏着同情的幽默。

当然，文学创作和欣赏，都是主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自己的爱好。然而我仍觉得把《雨》和《红毛》并列齐观，颇有欣赏名厨两道风味不同的拿手菜的感觉。

除《红毛》之外，《那封信》，《十二个太太》(也就是《整整一打》)，和《遭受天罚的人》，也都被毛姆收在包含了三十个短篇的《东与西》小说集里，同为作者自认值得保留的作品。

在这里，译者想对这四篇略抒己见。

《红毛》是一篇关于爱情的故事，一对青年男女的偶尔相识与完美的结合，充满人们幻想中的浪漫情调。然而人生多变，好事多磨，意外的分离，使一对生活在天堂里的爱倡天各一方。他们一方面彼此深恋着对方，一方面接受了现实所带来的冷漠感。

男主角红毛——这时已由英俊少年变成了老、脏、粗、俗的破船船长，仍在三十年后重回旧地，而女主角也在长年盼望中接受了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二者之间，更加入了一个第三者，和毫不爱他的女主角结婚二十几年的陌生人。

两个久恋而又久别的人终于重逢，一个是知道而不认对方，另一个是不知道且认不出对方，于是三位主角经过几十年的心灵挣扎而再度永别，留给读者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也许还加上了他自己独有的惆怅。

我之觉得《红毛》至少可以和《雨》等量齐观，正因为《雨》有一个并不幽默的凄厉结局，不如《红毛》更能表现出毛姆的作风。当然，这两个故事的主角不同，因而作者安排了不同的结局。

《雨》的主角是一个自以为代表神、正义、道德的传教士，配上个性相似的太太，他们两个用尽一切手段——包括罚款和使人无法谋生，去使土著人信主，使他们接受两夫妻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用鞭子驱赶别人走向自己心目中的天堂。

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代表粗俗下流的汤普逊小姐——一个有心改行的妓女。传教士为对付汤普逊的亵渎与招摇，而决定让她进入她害怕万分的感化院。任何人的哀求也不能改变传教士替天行道的铁石心肠。

当汤普逊小姐从绝望中开始将传教士的严厉传道当作安慰时，传教士也被对方所代表的庸俗肉欲所侵蚀而崩溃。结果在圣徒和流娼之间发生了意外。

一方面汤普逊小姐由此而解脱了心灵上的负担，她鄙夷不屑地骂道：“你们男人，你们这些脏猪，你们全都一样，猪，猪……”另一方面，传教士却陈尸滩头，用一把剃刀，把自己的喉咙(由左耳根到右耳根)一刀割断。

这是一个很不幽默的结局，充分反映出作者对自以为是的替天行道的人的那种猛烈的憎恶与愤怒。而在往往包含着许多复杂、微妙的人性成分的毛姆作品里面，这一篇却似乎因此而显得特别单调。

其次，《那封信》的女主角也是毛姆所憎恶的伪善者的代表人物。可是作者对她，似乎要比对待《雨》中的男主角多留了一些余地。这也许因为《那封信》是较晚期的作品，因而作者对人的态度有了更多的宽恕。

《十二个太太》除了描写一个绝无可取而又几乎无住不利的“重婚家”之外，端庄美丽而韶华逝去的老小姐是非常令人同情的人物。骗婚者偏有一番大道理，把利用人们善良而又脆弱的天性的恶行，说成慈悲救人的善举，该得“皇家人道协会”的奖章；而被骗者不论如何坚强，都逃不掉天性上某些欲望的控制。

当读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也许希望那位“重婚家”还会认为“一整打”是必须永远予以保持的吉祥数字，而“十三”是绝对不吉利的数字。

于是这对夫妻能有个大团圆的结束，和以上这些比较起来，《遭受天罚的人》倒真是毛姆笔下的“大团圆”了，浪子终于回头，而善良者也如愿以偿。

附带一点，毛姆这些故事里常有“中国人”出现，尤其是《那封信》中的洪祺生和被谋杀者的姘妇。毛姆对中国人似乎有一份特殊的欣赏，但由于他的讽刺态度，也许在乍看之下，使人觉得有颇为不敬之感。

就以《那封信》为例，标准绅士型而又讲求职业道德的英国律师，也为了同情心而做出他认为绝不可行的事情——收买罪证，而他的华人职员则帮敌方出卖罪证。

对于女主角的中国情敌，毛姆着墨不多，“可是她却能给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具有品格的女子……是个自有主张的女人。”这些话出自毛姆笔下，可以说颇不简单。

未了，我希望读者也能透过拙译而欣赏毛姆所写的故事。他自认是个很不错的“讲故事的人”。而我只希望不是个好故事的破坏者。

周行之

197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