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景德二年李迪榜：卢御名微。”《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景德二年李迪榜：卢慎微。”注：《乾道四明图经》载“卢御名微”乃避宋孝宗赵奋讳。昚，同“慎”。
张合明州奉化县人。登景德二年进士第。事迹无考。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景德二年李迪榜：张合。”《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景德二年李迪榜：张合。”《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景德二年李迪榜：张合。”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1012)徐爽榜
葛源(993—1054) 字宗圣。明州鄞县人。其祖原寓丽水，葛源始迁至鄞县。未仕时，杨适等从其学。登大中祥符五年进士第，历任洪州司理参军、吉州太和县主簿、知庆成军、知南剑州等职，官至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公事。为官善断狱讼，正直有名。注：葛源死后葬丹徒，后世亦徙之，故世又称其为江苏人。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尚书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葛，公姓也。源，名也。宗圣，字也。处州之丽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后所迁也。贯，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赠都官郎中，考也。进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参军、吉州太和县主簿、江州德化县令、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员外郎、知庆成军、都官员外郎、知南剑州、司封员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度支郎中、荆湖北提点刑狱，此公之所阅官也。
“州将之甥与异母兄殴人，而甥杀之。州将胁公日：‘两人者皆吾甥，而杀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无为有司所误，不然，此狱也将必覆。，公劾不为变。此公之为司理参军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辄诱民数百讼庭下，设变诈以动令，如此数日，令厌事，则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有如吏所为者，使自书所诉。不能书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状，穷，辄日：‘我不知为此，乃某吏教我所为也。，悉捕劾，致之法，讼以故少，吏亦终不得其意。毛氏寡妇告其子，以恩义说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与间语者，验其对，乃书寡妇告者也。穷治，具服为私谋诬其子孙。距州溪水恶，而岁租几千万，硕舟善败，民以输为愁，公始议县置仓以受输，则官漕之亦便。州不听，公议之不已，仓成，至今赖其利。此公之为主簿也。中贵人击驿吏取所给，过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日：‘中贵人何惮?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书论其事，中贵人坐绌。此公之为县于雍丘也。属吏常有隙于公同进者，因谗之，公察其旨，不听，以为举首，此公之为州于南剑也。铸钱岁十六万，其所施置后以为法程，此公之为银铜坑冶铸钱也。鄂州崇阳大姓与人妻谋而杀其夫，州受赇，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赇，狱如初，而公终以为不直。其弟诉之转运使，虽他在事者亦莫不以为冤。复置之狱，卒得其奸赇状，论如法。此公之为提点刑狱也。
“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润州之丹徒县长乐乡显阳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乡邑孙氏，今衬以葬者，公元配也；万年县君范阳卢氏，公继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日金华县君，公女也。起进士，为越州余姚县尉，主公之丧而请铭以葬者，良嗣也。论次其所得于良嗣，而为之铭者，临川王安石也。铭日：士寂以养交兮，弛官之不忌。维公之所至兮，乐职嗜事。彼能显闻兮，公则不晰。不铭示后兮，孰劝为瘁。”
胡宿《文恭集》卷十五《葛源可司封员外郎制》：“敕：国家沿挟铜之令，以收七福；因采山之法，用广五铢。参选干能，分莅经画。属叙稍迁之典，宜推加异之恩。具官某：材堪治烦，政有能迹。尝更守于列郡，适分委于轺车。按南州宝冶之饶，佐县官圜府之用。宣劳于外，兴利在公。章叙前勤，聊及今绩。宜宠左曹之秩，用优主爵之名。就虔吾恩，益营乃职。”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九十二《葛兴祖墓志铭》：“父讳源，以尚书度支郎中终仁宗时。度支君三子，当天圣、景祐之间，以文有声，赫然进士中。先人尝受其挚，阅之终篇，而屡叹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早死，独其季在，即兴祖。”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祥符五年徐爽榜：葛源。”《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大中祥符五年徐爽榜：葛源。”《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大中祥符五年徐爽榜：葛源。”
杨适《宋故国君墓志铭》：“度支郎中葛公源未第时，处乡里，负俊声，君乃从而师之。”注：是志撰于宋嘉祐四年(1059)。
王周 明州奉化县人。登大中祥符五年进士第。宋庆历年间官司封郎中、知明州。有《王周诗集》，仅存《和程刑部三首》、《岳州众湖阻风》。
P4-5
经过三年半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宁波登科录·宋元卷》的初稿终于摆在案头上，看看初稿旁放置的摞摞参考资料，如《宋会要》、《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宋登科记考》、《宁波市志》、《鄞县通志》、《宁波市教育志》、《宋登科记考》、《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终于有了一点“书山有路勤为径”的感觉。尽管已有学者从《嘉靖(浙江通志)》摘录各区县市的进士名录，但是缺乏详细考证，存在讹误。因此，我们在已有的宁波进士录成果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拾漏补遗，引据原典。第一，撷取距进士生活年代较近的各种文献，尽量做到原典考据；第二，辑选相关金石资料，尽量做到全面考证；第三，增添进士人物图像，尽量做到图文互补。经过我们的艰辛工作，阅遍数百卷册文献，检索几万次数据库，本书如期达到了研究目标，形成集学术性、参考性和普及性的文献专著。
没出书之前想出书，因为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现在有条件出书了，又感觉写书爬格子是一个多么艰辛和孤独的旅程。经历过才能体会到做个基层学人，也要流下很多汗水，经历过才能领悟到做个文化人，要付出多少精力。毕竞走过来了，回头望望，坑坑洼洼的脚印，却也能幸福满满。在这个浮躁的世界，能通过该书获得心灵上的安宁，也就是笔者最大收获。
本书编写过程中，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包柱红研究员提供了大量进士的原始资料和线索，为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陈英浩先生在部分进士的考证、增补上倾力襄助，出力甚巨，在此特别感谢。就这本书而言，如果没有龚延明老师等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徐益波、贺宇红等馆领导鼎力支持，如果没有家人全力支持，能够使我有更多闲暇时间来笔耕不辍，最后肯定就不会有这个婴儿的呱呱落地。当然，本书在2013年12月被立项为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后，在图书出版经费上更是得到宁波市社会科学院大力支持，尤其科研管理处王仕龙老师为本书编写提供很多方便，否则本书出版不会有如此顺利。浙江大学出版社张小苹老师，对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要特别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我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项艰苦工作，他们是我笃笃前行的最大动力源泉。
因宋元资料较少，同时笔者学术能力有限，本书即便面世，也仍然会存在瑕疵，望广大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使此书更趋完善。本书还有参考诸多宋元史学家的研究资料，尽管笔者已经尽量列出，但难免会有所遗漏，还望各位专家学者谅解和指正。
笔 者
2015年12月30日
我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宋朝，绵延至清朝。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近ll万名进士，其中状元700多名。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进士之中。
北宋时期，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录取人数增加，取士范围扩大，考试规则也渐趋完善，同时经由科举考试登第的士人亦开始大量进入官僚阶层，并产生了日益深刻的社会影响。随着宋室南迁，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南移，从而使得两浙地区教育的普及程度、文化艺术水准、学术思想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南宋庆元元年(1195)宁波由一个普通的州升为庆元府，元大德七年(1303)浙东道都元帅府治移至庆元路。宋元时期宁波凭借独特且优越的区位优势，一跃成为畿辅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荣，文教昌盛。《延祐四明志》序中记载：“浙东七州，推明为首”“扼塞户版、物产、地利是宜”。宁波通过科举制度而登科，甚至为官任相的人数也剧增，成为多产进士的府治。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北宋时期宁波共有进士161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10％；南宋时期宁波共有进士983名，占全省进十总数的17％；元代宁波共有进士9人，占全省进士总数的6％。宁波因此有“进士之乡”、“文献之邦”的美称。
但是，由于早期科举文献的缺失、遗漏和错讹，由于进士的祖籍、本贯与徙居地异同，由于进士录取名额有限只好寄籍甚至冒籍考试，宗谱中伪造进士及认宗同姓进士被方志采信等原故，要准确完整确认旧境和现境宁波地区进士的数量和名录，考订进士生平和著述，仅仅依靠方志记载还远远不够。从《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祜四明志》到《嘉靖宁波府志》、《光绪余姚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象山县志》，直至当今的《宁波市志》、《奉化市志》、《余姚市志》、《镇海县志》、《宁海县志》都或多或少记载本地进士的相关资料，但是大多数仅仅留存登科录，其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却无详载。即使某些历史名人有详细载录，也存在讹误，缺乏原典支撑。
因此，必须从历史文献、碑刻文献、谱牒文献、出土文献等各形态文献中搜罗宁波进士信息，从《宋会要辑稿》、宋元方志人物传记资料、宋人文集等宋元典籍中辑录宁波进士资料，相互比勘订误，进一步厘清宋元时期宁波进士的真伪，增补进士的史料，弥补当今宁波进士只有考定的题名录而未系统载录进士之生平仕履的不足之处。这点正是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宋元科举，海内外学人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推出了大量成果。如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辽金元》、张希清《中国考试文献集成》第三卷《宋》、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金中枢《北宋科举研究》、(美)贾志扬《宋代科举》、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余来明《元代进士生平补证》、龚延明《宋登科记考》，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对宋元科举内容及其变迁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目前科举制度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跨朝代跨地域的科举制度的宏观性研究；第二，断代科举制度的微观性研究；第三，区域科举制度的微观性研究。尤其是区域科举制度的研究如火如荼，有《海南进士传略》(1998)、《临朐进士传略》(2002)、《诸城明清进士传略》(2007)、《吉安历代进士录》(2010)、《闽侯进士录》(2010)、《日照进士录》(2010)、《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2005)、《昆山历代登科录》(2012)、《嘉兴历代进士研究》(2013)等一大批成果问世。
宁波作为古代科举考试的重镇，历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如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研究了明清宁波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和社会规律，龚延明《宋登科记考》和《鄞县进士录》搜集了鄞县自宋代以来的进士名录，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探讨了近世时期宁波进士分布的时空变迁，还有杨军《慈溪历代进士录》、沈毅《慈城科举文化述略》、胡审严《宁波的进士》、饶国庆《慈城冯氏科举兴盛考》等论文也从各方面揭示了宁波科举的历史面貌。宁波也是科举文献收藏中心，出版过《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明代科举文献独步天下，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收藏在天一阁博物馆。尽管如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宁波科举研究与其他地市科举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迄今为止，尚无一本较全面的宁波科举史专著面世。
本书充分吸收历代科举史研究成果，以年代和榜次为序，逐条罗列进士的生平、艺文及研究成果，文献来源包括历代文集笔记，尤其是宋元时期宁波人的文集和笔记，有关宋元的基本史籍，古今地方志，宋元时期登科录和同年小录，同时广泛吸收宁波地区的碑刻及出土文物资料，并与原典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不仅彰显了宁波“人文之邦”的风采，更为科举研究、进士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本书还选录了部分宋元时期宁波进士图像，来源有《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人物图像索引》等图录文献和数据库等，从中遴选图像，以图证史，增添了可读性，也为区域科举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万湘容编的《宁波科举录(宋元卷)》充分吸收历代科举史研究成果，以年代和榜次为序，逐条罗列进士的生平、艺文及研究成果，文献来源包括历代文集笔记，尤其是宋元时期宁波人的文集和笔记，有关宋元的基本史籍，古今地方志，宋元时期登科录和同年小录，同时广泛吸收宁波地区的碑刻及出土文物资料，并与原典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不仅彰显了宁波“人文之邦”的风采，更为科举研究、进士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本书还选录了部分宋元时期宁波进士图像，来源有《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人物图像索引》等图录文献和数据库等，从中遴选图像，以图证史，增添了可读性，也为区域科举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万湘容编的《宁波科举录(宋元卷)》为研究宋元时期宁波科举录的专著，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元代进士名录三大部分。纲目上以朝代榜次排序，进士录下记载生卒、小传、著述、研究成果、图像，来源文献包括文集笔记、有关宋元的基本史籍、地方志、宋元登科录和同年小录及碑刻及出土文物等资料。本书资料考证详尽、进士名录齐全，尤其是收录了较多图像文献，不仅在同类研究著作中有较为明显的特色，也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