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作家的刊物，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世界及社会实践的关注。《黄河》追求的是一种厚重的品格。这并不是说她只坚持传统，而是说，她在坚守文学对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的关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自身严肃的创新。

黄风、杜学文主编的《短篇小说》收录了30年来在《黄河》上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当中，既有老一代作家、评论家的，也有风生水起、倍受关注的中坚力量的，更有刚刚步入文坛代表着文学未来希望的新人之作；既有晋地作者的作品，也有晋地之外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外创作现象的关注。

黄风、杜学文主编的《短篇小说》精选了《黄河》杂志发表过的短篇小说25篇。作品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三晋大地的风土人情和爱情、家庭、友情等世俗百态。其表现手段多样，拓展了文学的审美样式。小说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意愿，表现时代精神，彰显了山西文学大省的雄厚实力。

难忘的一幕

歪脖子老爹

草垛边暗红的或金黄的风景

生日

小城人物

炼银山

二弟的碉堡

一百零八

反方向

苦力

大柳树车站

心在南方

有个女人叫付静

城堡列车

真皮马甲

生日殇

死鱼眼

有阳光的秋末

啊，小寇

遗枪

其实小狗很爱你

学习游泳是一件困难的事

半面妆

乡事

投标前戏

苦力

张石山

骑兵连长

父亲没读过书，好在天性好学，竟半猜半蒙认了不少字，嘴里断不了也有许多文雅词儿。说起他们拉排子车的苦力行当，他说那是个“藏龙卧虎”的去处。这个成语，用得倒也贴切。

父亲的工友们，仅我认识的，除了侦察英雄，还有个骑兵连长。侦察英雄原先是共产党，骑兵连长却曾经是个国民党。

骑兵连长常义勇原是傅作义将军部下。抗日战争时期，在绥远包头一带抗击日寇，打过许多恶战。负过伤，亲手用马刀砍死过十来个鬼子。一次，师部遭敌人袭击，他冒死冲入重围将师长拎上马鞍桥，又冲杀而出。师长和他，还有战马，都被鬼子的机枪扫中，但他们竟奇迹般逃了出来。师长绝境生还，将他越级提拔成警卫连长，并且赐他名叫“义勇”。

常义勇人高马大，肩宽腿长，平日来家作客，坐在那儿总是腰板挺直，目不旁视，俨然透出一派训练有素的军人风度。一身青布裤褂，纤尘不染；无论冬夏，上衣领扣得严严实实；脚下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底使粉浆刷得雪白。不知者很难判定他是个拉排子车吃轮子行的。

问起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他会有声有色讲述许多激战的场面。讲到兴奋处，他就不由自主离开座位，半蹲了身子，左手如执马缰，右手如挥战刀，双目闪闪如电。我家那小小的房间里仿佛充斥了战火硝烟，一位抗日杀敌勇士似乎正在驰骋疆场……

更多的时候，常义勇却是极其拘谨小心，尽日战战兢兢如一只避猫鼠。由于他为人正派端方，父亲对他尊重，他的心事也不避讳我爹。他说他害怕，害怕各种运动，怕得要命，自打解放以来，没有一天不怕的时候。

按说，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和平解放北平之后，编人了我解放军序列，无论官兵皆不应受到歧视。当时，凡不愿继续从军转业回乡者，也都发放了和平解放证书。然而，每当运动一来，多是玉石俱焚。常义勇十回运动当中倒有九回被当成“匪连长”来运动。大跃进拔白旗，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排车社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每次都少不了拿常义勇来充数，更不消说后来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因而，常义勇总是怕得要命，因为怕得要命，日日注意看报纸、听广播，关心时政，越是关心时政，就越是怕得要命。

“文革”初期，城里开始驱赶牛鬼蛇神返乡。还没等人家驱赶，常义勇就自己主动缝制了“匪连长”的布条别在身上，老婆孩子也都别上“牛鬼蛇神家属”的布条。然后，全家一起到革命造反队的门口来报到。造反队的大爷们嫌他多事，气狠狠地臭骂：

你这号匪连长慌什么？我们革命派有收拾你的时候！在外边等着！

常义勇就和老婆孩子在院子里立正站了，低着头挺直脖颈，小心等候。正是炎夏，所谓“红八月”，日头毒辣辣当头暴晒，常义勇纹丝不动，领扣系得严严实实。虎背熊腰三个儿子，直杠杠地在一边陪绑，哪个站得不直，常义勇的目光便刀子似的劈过去。可怜他那老伴，竟晒晕在毒日头下，水泥地面将脸腮烫起了一片水泡。

所谓山不转水转，常义勇的老上级竟然到搬运公司来“支左”了。被常义勇救过性命的那位师长，多年来进步缓慢，却也当上了某集团军的副军长。老首长在牛鬼蛇神的名单中见到常义勇的名字，急忙招来相见。常义勇见了老上级，始而大笑，继而大哭，最后是破口大骂：

我不该救你这个老王八蛋！不救你也不会被你提拔成匪连长，老子也够不上阶级敌人的线呀！

之后的一段时光，常义勇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再不拿他给阶级敌人的队伍中充数了。但支左部队一撤，县官不如现管，常义勇就又变成了匪连长，而且给加上了“辱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行罪名，全家老少到底还是被赶回了农村老家。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他二小子来看我父亲，说他爹没能熬到好时候，死在乡下了。这回二小进城就是跑他爹的事情的，然而有关方面答复道：

常义勇是解放战士，只要有解放证书，压根儿就不算阶级敌人。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落实政策的问题。

但常义勇临死，却嘱咐孩子们将那份和平解放证书放进他的棺材，随他下葬了。

死者最后这一决断的用义，却是我们生者难得破解、不得而知的了。（p098－100）

就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一方面，文学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表现出空前的活跃。这种空前的活跃至少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老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日后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更为年轻的作家。这些人基本成为今天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二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十分踊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作现象，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众语喧哗式的关于创作理论、审美范式、文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讨论、议论及争论。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反思、坚守，也有对外来理论的译介、传播，更有在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等等。三是文学阵地快速扩张。恢复了一批文学刊物，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的分众化现象初现等等。这种空前的活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也反映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以及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后社会，包括文学转化的兆始。在这种众语喧哗的繁荣之中，也隐含着文学的分化时代即将到来。这种分化在当时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已经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势头。主要是，创作方法更加多样，作品样式更加丰富，审美追求的不同体现，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暗含的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无疑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式的繁荣。但是，其中也表露出人们的某种迷茫、偏执，以及非文学化、非道德化等不仅仅是涉及文学样式、风格，同时也涉及价值体系的选择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不仅是关乎文学的，也是关乎社会、文化、历史的。比如，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新建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在空前的大繁荣之中，包含着空前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在繁荣之后将要出现的挑战、危机。事实证明，在此之后不久，文学进入一个“无主题”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影响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显现出弱化的趋势。在许多方面，文学甚至被技术、资金等绑架。文学关于提升净化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激发人们向善向美的功能也受到了考验。文学与时代，与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的问题。

但是，不论时势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或缺的魅力。文学的旗帜在人们的物质精神天地中仍然猎猎飘扬。《黄河》就是在那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出现的，并在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坚守着自己文学的品格，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执着地、顽强地、甚至有些无畏地存在着。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刊物出现了。这是文学的幸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有许多文学刊物消失了、转向了、改变了。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关心，不再讨论。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各类刊物推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出手不凡，手段了得，影响广泛。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一些人们不再以培育文学的新生力量为己任，而是以追求生存为当务之急。但是，《黄河》没有。《黄河》走过了三十余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更替了几批编辑人员。但是，她坚持文学的原则一以贯之；为中国文学助力呐喊的原则一以贯之；在文学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刻，她不改初衷、一往无前的品格一以贯之；表现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求中的思考、奋斗一以贯之。

作为一种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诞生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但是，《黄河》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从她诞生的时刻起，《黄河》就至少把目光投射在中国的文坛。她重视以山西为主的地域文学的发展，但是，绝不保守，绝不封闭，绝不画地为牢。《黄河》刊发了大量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我曾经说过，非常佩服当时为这个刊物起名的人们。他们那时就没有准备把《黄河》办成一种地域性的刊物，而是要以此来表达对黄河以及因黄河而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注。这种努力使《黄河》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舞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刊发了大量的晋地之外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马波（老鬼）的《血色黄昏》、杨志军的《海昨天退去》等；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阎连科的《鸟孩诞生》等；诗歌如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北岛的《回顾与思考》、欧阳江河的《博尔赫斯之谜》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以及被列入《作家书斋》栏目中的文章，多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所撰。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黄河》三十年的历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回顾。从中可以领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某种缩影。在这里，我们……直接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严肃的探讨，如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不同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学与文化、文明的讨论，文学作品文体、结构的新变，国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等，都有非常严肃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黄河》刊发了大量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回顾历史，或思考文学的发展规律，或表达文化心结，或介绍创作心得等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一份文学刊物的品质，也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之树，虽然没有现实的功利价值，但却是任何一个时代与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枯萎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将发生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步入复兴的历史之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学将承担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文学，将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何给努力前行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精神力量、情感追求、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是文学不能回避的使命。具体而言，我以为这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文学如何引领时代？中国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即将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知、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方法、奋进的勇气。文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无法回避这个既关乎民族复兴，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时刻，必须表现并推动其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文学如何完善灵魂？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而精神世界的完善除了内心情感的净化升华之外，更离不开正确价值体系的重建。怎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涵，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观、方法论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之形成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能够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缺陷，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体系、精神资源的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文学必须承担的使命。

三是文学如何发展进步？文学虽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但文学当然具有自身的品格。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表现手法空前丰富，风格流派空前多样，样式类型不断出新。但在经过一个急遽变化之后，是不是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调整？在吸纳了众多的空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表现手法、形式体裁、传播技术等之后，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反思，使文学从外部的变化更多地回归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从疏离人所存在的社会生活回归到“这一个”人与社会时代的融合之中。也许，这种努力将使文学自身的变化出现飞跃，使文学的魅力更具光彩。

我希望，并且更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文学将重新焕发出自己光芒四射的魅力。文学属于时代，更属于人类。而《黄河》，无疑将成为这一新变的重镇。

2015年7月5日于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