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作者刘勃趣品金庸。

中华书局《掌故》杂志执行主编严晓星，畅销书作家填下乌贼诚意推荐。

《金庸江湖志》是“读库”作家刘勃关于金庸小说的随笔杂谈结集。包括《五岳剑派实力考》《少林达摩院的变迁》《杨过的水准问题》等“武评”文章；金庸小说人物分析等。

《金庸江湖志》是“读库”作家刘勃关于金庸小说的随笔杂谈结集。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武侠与金庸”，收录了《五岳剑派实力考》《少林达摩院的变迁》《杨过的水准问题》等“武评”文章；第二部分作者对金庸小说中的二十几个人物进行了精彩分析；第三部分“故事新说”中，作者借前两篇《苗人凤》和《风清扬》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后一篇《趟子手》则借传统武侠小说的元素，书写了一些注定成不了大人物的年轻人。

武侠与金庸

 武侠小说与道德

 武侠杂说

 江湖的变迁

 金庸小说短评

 新旧版《射雕》对照记

 关于《射雕》的一堂写作课

 《越女剑》的写作技巧

 五岳剑派实力考

 少林达摩院的变迁

 武藏、资质与一流

 杨过的水准问题

金庸人物丛谈

 余鱼同

 无尘

 赵半山

 张召重

 汤 沛

 女儿的单身父亲

 黄药师的背影

 杨 康

 杨 过

 《神雕》中的女人

 香香龙女王语嫣

 杨 逍

 殷天正

 成 昆

 宋青书

 赵钱孙

 神山上人

 岳不群

 失恋的男人

 韦小宝

故事新说

 苗人凤

 风清扬

 趟子手

后记

新旧版《射雕》对照记

一直听很多老金庸迷说，金庸的小说还是连载版最好看。2000年左右，从网上找到了《射雕英雄传》的连载版，翻看之后，印象最深的，是金庸开始写《射雕》的时候，是真没规划。郭靖出生时，形容是“月光下只见这孩子眉目清秀，啼声洪亮”，郭靖慢慢长大，则是“这孩子生得筋骨强壮，聪明伶俐”——反正我是觉得真的庆幸，从小读的是修订过的三联版。

下面比较了连载版和三联版的开头两回，写这篇时，金迷正在为张纪中版的电视剧《射雕》撕得天翻地覆，文章里也就顺带扯了两句。题目中旧版指连载版，新版指三联版，至于金庸将再次修订小说，那时还只是江湖上流行的一个传说。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里说，开篇加了张十五说书的一段，是向中国传统评书艺术致敬的意思。致敬归致敬，《射雕》修改前后的比较，显然倒是连载版和话本风格要远为接近。金庸少年气盛的时候虽然曾说，新文学作品“毋宁说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隐隐有自己坚守着中国传统俗文学最后的阵地的意思。但是具体落实到创作，他也还是要拉开和旧小说的距离——说一个小细节，连载版《射雕》里的“包氏”，现在可全改成“包惜弱”了。说到底，现在写小说最多也只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话本风格的东西，只能当小说的元素用，而不能规定整部小说的风格走向。

新旧两版《射雕》的开头，形象改变最大的人物是丘处机。连载版里丘处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按照天下第一高手的气派来写的。动笔写《射雕》之初，金庸心中并没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人物，而真实的历史人物丘处机在道教史上地位十分崇高，不但远非全真教其余六子可比，即使比之创教祖师王重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基础上再加虚构，也确实把他写得怎么厉害都不算过分。

但小说行进的轨迹，却在金庸自己的预设之外，写到后来，高手层出不穷，丘处机的功夫就实在显得普通得很了。报纸的读者，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是很寻常的事，但小说的单行本却不能享受这种优待了。所以后来金庸修改的时候，就小心翼翼的把什么“拳剑功夫，海内无双”，“武功已臻化境”之类的形容一一删去。连带着连他送给郭靖、杨康的两柄短剑都贬了值，原文是“剑刃其薄如纸，微微颤动，剑身周围光芒闪烁，似乎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端的是神兵利器，到现在就不过是“冷气森森，剑刃锋利之极”了。

这么看来，张纪中的电视剧《射雕》，丘处机一出场声势惊人，倒是和连载版小说暗合。但小说无论是三联版还是连载版，开篇都较为平淡，电视剧则一开场就是一段堪称精彩的打斗。这是小说和电视剧艺术规律的不同之处。影视艺术头几分钟的视觉冲击至关重要，而大多数小说家，只要水平稍微过得去的，则恐怕都会追求一种开篇行文时从容不迫的风度。

电视剧还有一处对原著的改动可说不错。小说里是段天德被丘处机追得无处藏身，只好先找叔父枯木，再由枯木推荐去找焦木。电视剧则把两个老和尚合而为一。这两个老和尚均属过场人物，居然占掉两个配角名额，当系冗员无疑。删掉以后，故事的节奏反倒简洁明快了许多。

金庸在小说开篇，安排那么多一晃而过的人物，大约还是最初把丘处机设为绝顶高手留下的后遗症。既然丘处机如此厉害，那么像江南七怪这样武功的人物，大约可以算是江湖上的一般高手了。这个级别的人物多安排几个，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到了，算是留了一记后着。但不承想写到后来，连丘处机也不过是平常而已，焦木、枯木这样的人物，再出场也没有意义，后着完全成了废着。

连载版里，丘处机在牛家村生吃了王道乾的心肝；为了震慑住枯木，丘处机不动声色地毁掉了法华寺门前的一对石狮。这两个情节，都是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化用。用得好不好且不论，但一个太过残忍，一个属于毁坏文物，都和现在人的审美趣味和伦理观念不合，所以现在都被删去。

曲三这个人物为连载版开篇所无。上文已述，金庸刚动笔写《射雕》时，心中未必有黄药师，当然更不会有他这些弟子。曲灵风这个人物隐居在牛家村，很可能是写到郭靖还乡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但这样一写，未免会令读者有书中人物招之即来之感。任何一个好点的小说家恐怕都不愿意自己的小说过多的建立在巧合之上，所以金庸改动时就事先加上一些伏笔，以冲淡巧合意味。

倪匡曾评论道，曲灵风在连载版中是上上人物，在三联版大约就只算中中人物了。就人物论人物的话，这个见解大约不错。但是相比故事里一个人物的塑造而言，金庸要远为重视小说整体上的“真实事物感”。事实上，一部小说里的形象如果全部由上上人物、绝顶人物构成，那读起来恐怕也很难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因此照我看来，金庸开篇时加写曲三这一笔，使得整部小说照应更为严密，还该算是利多弊少。

对江南七怪出场时的声势渲染，三联版比连载版简略很多。大约老爷子也是觉得如果把这几位都写得这么厉害，后面那些真正的牛人就厉害得离谱了。比较有趣的是连载版里柯镇恶出场时还挑着一只大豹。豹子虽然几乎各省都有，但在嘉兴这等人烟阜盛之地，要找到一只倒只怕不容易。P21-37

真真假假的江湖：从天地会与红花会说起

《鹿鼎记》，康熙年间的故事，写了天地会反清。

《书剑恩仇录》，乾隆年间的故事，写了红花会反清。

实则康熙年间未必有天地会，乾隆年间也并没有红花会。但天地会自述历史，确实喜欢追溯到康熙年间；乾隆年间虽无红花会，却确实是帮会大发展的时期。这都是虚虚实实的地方。

一 谁创立了天地会

《鹿鼎记》第八回，韦小宝加入天地会，金庸借莲花堂香主蔡德忠之口，介绍了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缘由与经过：

当初国姓爷率领义师，进攻江南，围困江宁，功败垂成，在退回台湾之前，接纳总舵主的创议，设立了这个天地会……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无法都退回台湾，有些退到厦门，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会，联络国姓爷的旧部。凡是曾随同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

这一说，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提出，民国年间开始流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金庸创作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的时代，许多台湾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对这个设定尤其喜欢。

实际上，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可能性很小。学者们早已对关于郑成功的史料，做过广泛深入的收集，但没有什么材料提到郑成功创立过天地会；清代官方记录里关于天地会的内容也不少，也没哪条记录说天地会是郑成功创立的。

甚至于，康熙时有没有天地会存在，都很可疑。因为学者们所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天地会的官方记录，是乾隆年间的，这些材料追溯创会时间，也只到乾隆前期。

所以，要么就是康熙时尚无天地会——帮会自述来历时把历史拉长，那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要么就是天地会虽然已经有了，但尚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总之，绝不可能有《鹿鼎记》里那么大的声势。

毕竟，组织帮会创业，是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的。康熙年问，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丧乱，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是贾谊所谓的“寒者利福褐，而饥者甘糟糠”，所以“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过秦论》)

这种情况下，在家过安生日子，特别符合“经济人”的理性诉求。相反，偏要学人家反清复明，那是非常有情怀的事。

从这个角度说，《鹿鼎记》里虚构的天地会，写得非常真实。它把陈近南这样真有情怀者的奔波憔悴徒劳无功写得可钦可敬，也写了这种情怀在家国与人道之间难以面对的道德困境：

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不禁打一个突，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不禁长叹，抬起头来。此刻太阳西沉，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红，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第二十六回)

同时，金庸还写了理想大旗下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天地会和沐王府之间的蝇营狗苟叽叽歪歪，把无聊问题上升到大义的高度从而陷入相互攻击的死循环，其间真包含着无穷的世俗人生。

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二 乾隆年间帮会多

有些变化，和皇帝的个人素质未必有多大的关系。

先列两个数据：康熙十八年(1679年)，天下人口一亿六千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则是三亿一千一百五十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

这时的中国，能开发的土地都已经开发，还引进了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但无论如何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乾隆朝这个盛世，看经济总量确实很可观，但一算人均，则非常难看。有学者推算，唐宋盛世，人均原粮占有量都在600千克左右，清代中叶，则仅剩314千克。《书剑恩仇录》第六回，描写了这样的景象：

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低处人家田舍早已漂没。灾民都露宿在山野高处，有些被困在屋顶树巅，遍地汪洋，野无炊烟，到处都是哀鸣求救之声，时见成群浮尸，夹着箱笼木料，随浪飘浮。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这样的惨状，当时确实不罕见。

在生产技术没有突破的条件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多少产量上的提升。所以，即使不考虑土地兼并之类的因素，也会产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流动人口，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很少会为之提供什么保障，所以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保护自己，于是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帮会的主体。

时代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和科举制有关。科举本是社会重要的稳定阀，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刺激了无数人读书求官，而古代简单的官僚体制根本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识字人口，大批人被阻隔在官场大门之外。而就像现在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即使“毕业即失业”也往往不愿意去从事体力劳动一样，这些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也回不到躬耕生活中去了。

尤其是考取了初级功名，但并不能因此进入统治阶层的秀才，这个自命不凡而并未获得多少特权的群体，自然也倾向于惹是生非。《书剑恩仇录》第二回里有这样一段：

余鱼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过秀才。他父亲因和一家豪门争一块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又被豪门借故陷害，瘐死狱中。余鱼同一气出走，得遇机缘，拜马真为师，弃文习武，回来把土豪刺死，从此亡命江湖，后来入了红花会。

这是站在余鱼同的立场上叙事，即使属实，这种极端案例也未必有多大代表性。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些秀才们是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群体。顾炎武曾评论说：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阻挠官府行政的，是秀才；仗势欺人武断乡里的，是秀才；官府一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就群起而哄之的，是秀才；拿住官员见不得人的阴私，而和官员搞利益交换的，是秀才；一个秀才鼓噪，一伙秀才起哄，一个秀才行动，一伙秀才跟进；政府管也没法管，抓也没法抓，对秀才们稍微不客气一点，秀才们就喊上了：这是杀士，这是坑儒。(《生员论》)

今天骂“公知”的词儿，这里基本齐了。

自然，太平的年月越久，考试的次数越多，积压的秀才也就越多，“去库存”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也很容易滑向帮会，扮演狗头军师一类的角色。总之，多余的读书人和多余的农民源源不断的产生，遂构成了帮会发育生长的丰沃土壤。

三 这个帮会有点假

金庸小说好看，但不是了解古代帮会的好材料。天地会写得真实，是因为曲折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跟江湖的距离反而比较远；红花会作风俊爽，心态阳光，思维中二，结局悲壮，体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写《书剑恩仇录》时金庸刚三十出头)现代文人的侠客梦，跟事实无关。

这一层，跟虽然也经过美化，但还保留着较多游民社会真实生态的《水浒传》一比，一目了然。

这里简单捋四点：对杀戮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对富贵的态度，对皇帝的态度。

今人读《水浒传》，往往震惊于其中描写的杀戮之疯狂，更受不了作者对杀人、吃人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的态度。金庸小说无疑要人道主义得多，涉及大规模的死亡时，笔下必带悲悯。《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红花会群雄明明已将乾隆逼入绝境，却为了保全一个婴儿的性命，而功亏一篑。这是孟子说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情怀，按照今日的网络舆论，要被骂“圣母”的。对比《水浒传》里为了赚朱仝上山，李逵可以一斧子把一个可爱男孩儿的脑袋一劈两半的行径，真是不啻霄壤。

金庸也常被现在的读者批，说是男权视角，女性角色都是按照男人的品味塑造的。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把女人当珍宝，把女人当玩物，把女人当工具，把女人当毒品，把女人当毒蛇猛兽……都可以叫作“物化女人”，但就从前面的罗列也可以看出，同属物化，区别也还是很大的。

《水浒传》里，潘金莲、潘巧云是毒蛇，顾大嫂、孙二娘是猛兽，凑上一个木雕泥塑的扈三娘，对女人真是恶意满满。但从游民社会的角度说，产生这样的价值观其实很自然。因为帮会组织强调资源共有，所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而女人偏偏很难分享，所以极容易造成兄弟情义的破裂，而对本就处身社会边缘的江湖好汉来说，这种破裂的后果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要保证组织效率，就非得歧视女人不可。

金庸要提供现代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就不能如实反映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红花会群雄常常就得以赞赏的心态扮演好女人的保护者的角色——骆冰少奶奶的年岁也不小了，不是全会上上下下都捧着，哪能那么完好的保存着一颗少女心？

早有人指出，所谓及时雨宋江，其实就是及时的银子。要被江湖称颂为“有义气”的好汉，撒钱必须个顶个的麻利。相应的，好汉贪财也不被认为是缺陷：武松在张都监手下的时候，帮人走后门收受了许多贿赂，对这种行径，施耐庵大爷写了四个字——“不在话下”，再正常也没有了。

在金庸这里可不行。英雄好汉当然要视金钱如粪土。《飞狐外传》里，红花会三当家赵半山要资助穷小子胡斐，钱是这么给的：

赵半山哈哈大笑，翘起大拇指赞道：“好！”飞身上马，向西疾驰而去，只听他远远说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给你。”

胡斐回过头来，只见大石上放着一个包裹，本来是赵半山挂在白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有些压手，急忙解开，但见金光耀眼，却是二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一共是黄金四百两。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贫你富，若是赠我黄金，我也不能拒却。三哥怕我推辞。赠金之后急急驰走，未免将我胡斐当作小孩子了。”(第四章)

金钱往来，无论接受还是赠予，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胡斐“你给我钱我就要了”的态度，反而要算不拘小节的名士风。《笑傲江湖》里面，莫大和刘正风师兄弟失和，原因竟是“本来朋友都有通财之谊，何况是师兄弟？但莫师哥由此见嫌，绝足不上小弟之门”，似乎是刘正风想赞助莫大，莫大因此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两人就掰了。

这其实都是读书人的矫情，真实的江湖好汉哪讲究这个？

对皇帝的态度不必多说，梁山好汉是“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梁山好汉对体制始终是既仇恨又羡慕，所以最大最终的理想是招安梦。红花会为了利用乾隆排满兴汉，那一阵对皇帝客气一点，就陷入遇到其他江湖好汉，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窘境。

《神雕侠侣》里，郭靖讲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道理时，刻意把皇帝和国家两者做了区分：

不错，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第二十一回)

十五部金庸小说串起来，非常明显，鄙视庙堂，乃是江湖的核心价值观。

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上，都是说不同，不是论高下。

说到底，金庸小说和《水浒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作品，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做个简单化的划分：

精英阶级写给精英阶级看的，是雅文学。

草根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俗文学。

精英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通俗文学。

俗文学对精英阶级可能有陌生化的效果，也就显得格外有趣；通俗文学满足草根的同时，可以保留一些精英的趣味，所以它们都有可能做到雅俗共赏。

但雅对俗文学的赏，正是因为它“俗”；雅对通俗文学的赏，却是因为它“不俗”，所以仍有本质不同。

《水浒传》是俗文学，本质上是游民社会的产物，虽然经过金圣叹这样的文人改造，无关大体。所以小说中今人视为奇葩的事实和价值观比比皆是。然而它也提醒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暴力与血腥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教你直面惨淡的人生。

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金庸国学，深浅几何？固然是网友常常争论的话题，但金庸无论家庭出身还是自身履历，都属于精英阶级。他自称写小说是娱人兼自娱，既然要自娱，那实际上就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大众喜欢，自己也不反感的，这个可以有；大众喜欢，自己不能接受的，这个过滤掉；自己喜欢而大众本来未必关注的，也可用巧妙的手法放进来。最后这一层，喜欢的，管这叫提升格调；讨厌的，管这叫大塞私货。

俗还是通俗，换着看看，挺好。

年轻的时候，我是很爱好“纯文学”的。爱好纯文学，则一要反传统，二要反流行，对金庸这种既传统又流行的东西，按说不该有好感。然而就是喜欢看，所谓嘴上说不要，眼睛却很诚实。

好在，其他爱好纯文学的朋友，大家忙着鄙视的是现代文学史上有牌位的作家，对西方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也喜欢摆出激烈慷慨的决绝姿态，对金庸，基本是表示看不见。我还算大节无亏，倒没有因为对金庸的兴趣被开除出圈子。

这书里有些文章还是大学甚至高中时写的，中二病时的见识，现在回头看只觉得好玩，改也没法改。至于当年的圈子，有成功人士早把当年的旧梦当作自己的黑历史，有坚持者潦倒着。我挣稿费补贴家用，最常用的手法是把传统的知识用流行的语言写出来，算是成了当年自己最鄙视的人。

武侠爱好者，难免对“谁更能打”这样的问题更加关心，于是常常争辩。原先是口头吵过就算，转身就忘，下次再吵时又从头来起。有了网络，论坛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案底，这种辩论就有了累积式的发展，于是有了所谓“武评”圈子，在金庸爱好者里单算一派。慢慢的，喜欢哪个角色就信口说谁最厉害这种证明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

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小说原文)为尚，

孤证不为定说，

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

剿袭旧说为不德，

文体贵朴实简洁，

词旨务笃实温厚。

这类规则却慢慢确立起来。《五岳剑派实力考》等几篇文章，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其实大家都知道，金老爷子的创作未必处处严谨，人物的武力起伏不定，本来一句“写作时的疏漏”就可以解释。但大家还是宁可辩个没完，无他，这里有一种类似弈道的乐趣。

我自己最看重的，倒是《风清扬》《苗人凤》和《趟子手》这三篇。前两篇算是借题说了些自己的感慨；后一篇写到了一些中小门派和二流武功。金庸为其他任何武侠作者所不及，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一些过场小人物寥寥数笔，往往就能形神兼备，我想写的，也是一些注定成不了大人物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