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品读/齐鲁文化经典品读》由王其俊著。孟子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后人尊封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所著《孟子》七篇十四卷，为《四书》之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其俊著的《孟子品读/齐鲁文化经典品读》对《孟子》进行品读，既对《孟子》中的疑难字句进行了解释，也对孟子思想进行了点评。点评过程中，对前人的评注既有借鉴和引用，也有质疑和否定。每章的解读分为“原文”、“注释”、“品读”三部分，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孟子及其思想。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

万章章句上

万章章句下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尽心章句上

尽心章句下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梁惠王章句[1]上

1.1孟子见梁惠王[2]。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3]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4]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5]，弑[6]其君者，必千乘之家[7]；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8]，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9]。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注释】

[1]《梁惠王章句》是《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东汉赵岐为《孟子》作注时，摘取每篇第一章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章句，是汉代经学家、训诂学家常用的字眼，用来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方式，常用作训解古书的题名。

[2]梁惠王：即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惠王，名罃，惠是他的谥号。因被秦国战败，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魏又称作“梁”。

[3]亦：只、仅。

[4]交征：相互追逐。

[5]万乘(sheng)之国：指拥有一万辆兵车的诸侯国。古代的兵车一辆称作“一乘”。古代常用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比较诸侯国的强弱。

[6]弑(shi)：古时以下杀上、以卑杀尊、以子杀父、以臣杀君称作“弑”。

[7]家：古代卿大夫的采地。

[8]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指卿大夫从拥有一万辆兵车的诸侯国中获取一千辆兵车的产业和利益，从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中获取一百辆兵车的产业和利益。

[9]不夺不餍(yan)：指卿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权势完全夺取归己是不会满足的。

【品读】

本章阐明了先仁义而后利的义利观。

魏国是战国七雄(秦、齐、楚、魏、韩、赵、燕)之一。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战国中期，魏国接连被齐国、秦国、楚国战败，割让了大片国土，失去了昔日强盛的局面。梁惠王为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于是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招纳天下的贤士，希望他们为魏国的强盛出谋划策。

公元前320年，孟子前往梁国并首次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首先询问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地赶来，也一定会有对我国有利的良策吧？”孟子回答说：“您为什么开口就讲利呢？”他向梁惠王宣传了国君治理国家要依靠仁义的主张，并从反面分析了国君、大夫、士、百姓舍弃仁义而上下互相追逐私利就会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他认为，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百辆，他们获得的产业和利益不能不说是很多了。但如果他们先追逐利益而后取义，那么，不把国君的产业和利益完全夺归自己，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孟子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从没有讲求仁爱的人遗弃自己的父母的，也没有讲求义的人怠慢自己的君主的。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只讲利呢？”

孟子所说的仁义和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在孟子那里，仁是指亲爱父母和爱人；义是指尊敬上级和长辈，上下级之间要有适宜的礼节。这样，义就是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处理问题要合理、适宜，恰到好处；利是指利益和功利。孟子强调仁义，反对“后义而先利”，显然，他主张先仁义而后利。这就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学术界有人认为梁惠王所问的“利”是指狭义的利益，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只讲仁义而不讲利，把仁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孟子并不是不讲利，只是告诉梁惠王，纵使魏国国富兵强，不过都是小利而已；只有遵循仁义这一根本去做，把仁义当作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才是根本上的大利。

这样理解，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证。《孟子·告子上》第十六章记载孟子的话说：在天地中有最高的爵位，在社会生活中有社会爵位。仁义忠信，不知疲倦地喜好、追求善，这是最高的爵位；公卿大夫这些官职俸禄，是社会爵位。古代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社会爵位也随之而来。现在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用来追求社会爵位；已经得到了社会爵位，便放弃了仁义忠信，那真是太糊涂了，最终连社会爵位也会丧失掉。联系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将看到：孟子赞赏的是古人的做法，反对的是今人的做法。这说明，孟子主张首先坚持仁义忠信“天爵”，公卿大夫“人爵”便会随之而来，不能修养“天爵”以追求“人爵”和有了“人爵”便放弃“天爵”。也就是说，应先“天爵”后“人爵”，用“天爵”制约“人爵”。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孟子的先仁义而后利的主张保持一致。

由此，我们认为，孟子继承了《易·乾·文言》关于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利益的主张，并发展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张，认为仁义与利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统一体，强调用仁义制约利，利要符合仁义，主张符合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接受它，违背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抛弃它。  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孟子游说诸侯的顺序是先齐后梁。赵岐为《孟子》作注时，认为孟子崇尚尧舜的仁义之道，所以把这一章放在《孟子》七篇的开始，这是有他的深刻用意的。我们认为，孟子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主张，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线，它贯串孟子思想的始终。

孟子的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和争论。战国末期的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认为坚持先义后利的人就能得到荣耀，而坚持先利后义的人就会遭受屈辱。西汉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强调义与功利不能并存。宋代以后，“义利之辨”更为突出。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认为道义与功利是互相排斥的。陈亮、叶适则反对程、朱的观点，认为道义与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就无所谓道义。清代的颜元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使二者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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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与鲁是西周时代分封的两个著名的诸侯国，因都在今山东省的范围内，所以，山东又被称作“齐鲁之邦”。我们习惯上所称的“齐鲁文化”也因此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齐鲁文化是指齐、鲁两国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广义的齐鲁文化则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兴盛于齐鲁之邦的所有文化的集合。无论哪一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都是传承与融合的结果，都是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产物。

西周分封之前，山东地区西部是殷商重地，东部则是古老的东夷，被统称为“大东”。周公协助周成王分封天下时，将自己的长子伯禽分封到今山东曲阜一带，建鲁国；将姜太公分封到营丘一带，建齐国；将周文王的四个儿子分封到大东地区，分别建立了曹、郜、滕、郯诸国。另外，大东地区被周王朝分封或认可的诸侯国还有东夷建立的莒、莱等国，以及相传为黄帝后裔所建的薛、邳等国；夏王朝的余绪杞、鄫、费。殷商遗国宋国的一部分也在大东地区。以上大大小小合计有六十多国。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列国的争战兼并，山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演化为齐、鲁、莒、郯、邹等国。南方大国楚、越两国也先后进入山东。越王句践灭吴后，曾迁都琅邪(古邑名，为春秋齐地，在今山东青岛黄岛区琅琊台西北)，长期据有山东东南沿海一带；战国后期，赵国还据有今山东的西北地区，楚国则占有了山东中南部，一度出现了齐、鲁、楚、赵并立的局面。

列国的并立与重组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交融。齐、鲁等国的统治者受封而来时，带来了周王朝的礼乐文化，随后便开始了周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融、与东夷文化的交融。比如，鲁国有众多的商奄之民以及殷民六族，殷文化底蕴十分丰厚，鲁国之社祭便是周社与亳社并存，亳社为殷人社稷之所。孔子即是殷人后代，他临终前曾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又如，东夷之俗“好让不争”，“夷俗仁”，这一传统也被融入鲁文化中，成为儒家仁道思想的重要来源。正如王献唐先生所言：“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齐国之开国者太公到齐地后，其为政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齐为东夷故地，“因其俗”就是吸收、接纳东夷之俗，正因如此，才有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也才有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特色。总之，周文化、殷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三大基本来源。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兼并与融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文化的交融与进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齐鲁之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它在西周以来的历史蕴积之上，兼收并蓄，吸纳了宋文化，莒、郯、薛文化，楚文化，越文化以及燕赵文化，等等，成为当时最为繁盛、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可以说，齐鲁文化是百家争鸣最为丰硕的成果。

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的先声期，鲁有孑L丘，齐有管仲、晏婴与孙武，而周王室与其他诸国，除老聃外，无可述焉。孔丘创立了儒家学派，有弟子三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其倡行“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其编修《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与社会伦理思想更是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正统思想的基础。管仲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礼法并重、注重赏罚的政治思想是后世法家学派的重要源头，他的“通工商，官山海”的经济思想则是后世经济家与改革家的重要依据，他关于仓廪与、食与荣辱与礼节关系的宏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其后同出于齐国的晏婴则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和而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致力于俭约的治国理念以及智慧万千的外交作为，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晏婴之后的齐人孙武，继承了齐国开国之君太公以来的兵学传统与兵家文化，并在战争实践中升华、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兵家文化第一人。

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鼎盛期，诸子学说纵横交织，层出不穷。此时的鲁国虽已没落，但文脉仍在，以其为中心，在邹、鲁、滕、宋、卫一带，形成了众星璀璨的思想文化圈。其中，孔子的后继者子思、孟轲等人形成的思孟学派推进着儒学的发展；出身于儒家的鲁人墨翟创立了墨家学派，提倡兼爱，倡导非攻，在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上都有重要发现，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吴起早年便到鲁国学习儒学并出仕为武将，后成为战国前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参与了魏文侯的变法，主持了楚国的变法，对法家思想和兵学文化都有显著影响。宋国蒙(今山东东明一带)人庄周是战国道家的代表人物，认为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对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影响深远。在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圈中，还曾活跃着编撰《春秋左氏传》的鲁人左丘明，远道而至滕国的农家创始人许行及其追随者，工匠之祖师鲁国的公输般(即鲁班，“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等等。

此时的齐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官办的稷下学宫是当时无有匹敌的思想文化中心，存续长达一百四五十年。盛时的稷下学宫有学士数百，被赐为上大夫者一度达七十六人，同时代的战国诸子几乎被其网罗殆尽。其中较为著名者，有战国法家三大学派之一的田齐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有道家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田骈、彭蒙、宋钎；还有儒家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卿，他主张礼法并用，“隆礼重法”，倡导“法后王”与社会变革，对后世的儒家和法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两位高足李斯与韩非子成为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名家的代表人物尹文，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杂家的代表人物淳于髡等也是学宫之中的佼佼者；而兵学家孙武之后孙膑，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军事谋略家，指挥了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等著名战役，为兵家文化之重要代表人物；齐人扁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是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代表人物；齐人甘德精于天文历算，与石申合著之《甘石星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代表性著作，等等。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形成并繁荣的齐鲁文化，名家荟萃，洋洋大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一部齐鲁文化史就是一部精编版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史，齐鲁文化中的传世经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千百年来对这些经典的诠释汗牛充栋，直到今天，这些经典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品读价值，值得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再加品读，以更好地感受齐鲁文化之韵，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魂。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久远，齐鲁诸子的著述或散佚，或残缺，我们只能从传世至今的完璧中，选择能够代表诸子本人思想学说者，纳入这套“齐鲁文化经典品读”，计有《论语品读》《管子品读》《晏子春秋品读》《孙子兵法品读孙膑兵法品读》《墨子品读》《孟子品读》《荀子品读》《庄子品读》，共八种。

既是品读，就要在充分吸收以往齐鲁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往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古籍整理模式，以当代文化的视角重新梳理齐鲁文化经典，以当代社会的文化符号系统重新解读齐鲁文化经典，突出当代文化的实际需求，拉近社会大众与经典文化的距离，使广大读者能够轻松自由地走进齐鲁文化经典。

从结构上讲，丛书中的每一种书都包括了“人物与文化研究”“原著注释与品读”两大部分内容。在“人物与文化研究”中，旨在实现两个沟通：一是读者与古人的沟通。将人物置于其存在的文化背景中，发掘其文化内涵，寻找其核心精神，找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拘泥于常规的历史人物小传，以便于读者对其了解与认知。二是古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沟通。着力寻找历史人物与相关文化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以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原著“品读”中，我们力图改变以往古籍类著作注释加翻译的习惯，把主动权交给读者，让读者直接与古人对话，直接亲近经典，自觉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重点在疏与解上下功夫，通过恰当的疏与解，引导与帮助读者阅读，而不是越俎代庖。总之，通过对人物与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原著；通过对原著的解读，可以更好地认识与吸纳优秀文化。

这套“齐鲁文化经典品读”丛书，是我们的新尝试，更是我们向齐鲁文化经典的致敬。错谬不足之处，尚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正。

是为序。

马新  2015年12月于山东大学高阁书斋

承蒙马新教授邀我加入《齐鲁文化经典品读》课题组，撰写《孟子品读》。在此深表谢意！

笔者曾于2004年由泰山出版社出版《孟子解读》一书。十几年来，学术界对孟子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孟子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帮助读者读懂《孟子》，全面了解十几年来孟子思想研究的概况，笔者对原书作了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增加了十几年来学术界探讨、研究孟子思想的有关学术信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孟子品读》。

本书对《孟子》全书逐章作了品读、评析。在品读过程中，借鉴、吸取了赵岐、朱熹、焦循、杨伯峻等历代孟子思想研究名家的有关成果。本书中，译文部分主要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各章文学特色的评析主要参考了胡念贻先生的《(孟子>的文学价值》(《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王基伦先生的《孟子散文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29号，1985年)，等等。在此特向他们致谢！对《孟子》书中存有争论的问题，笔者依循客观公正、百家争鸣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是非得失，恳请方家、同仁、读者予以评判。

课题组组长、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马新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订意见。责任编辑王立强老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向他们和山东大学出版社表示真诚的感谢！

光阴荏苒，我毕业离校已四十余载，导师的谆谆教导激励着学子耕耘不辍。在此，深切怀念、感谢母校…一山东大学导师、贤达对学子的教诲！

王其俊

2015年9月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