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汤志钧
60年前，上海历史研究所初建，提出主要研究任务是以中国近代史为重点，以上海史为中心。
以近代史为重点，不等于近代史以外的历史不研究；以上海史为中心，说明上海史以外的历史也得兼顾。
然而，“中心”和“重点”，也会有不同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心”和“重点”也不会一成不变。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本来是研究经学史的，后来由经入史，由今文经学而康有为，由古文经学而章太炎，这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日渐发展的。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恢复后，我主持《近代上海大事记》（1840—1918年）的编写，关注全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侧重于近代上海大事的记述。用编年体形式，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适当照顾有关事件，系统整理近代上海的沿革变化、市政建设、群众团体等；尽量反映上海首次出现的主要工厂、洋行、银行、学校、出版机构、医院等；对与上海有关的政府官员职官表，英、法、美、日、俄、德等国驻沪领事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名录等，另列专表。这样，既有利于人员的培养，又可使读者对上海的历史沿革能有比较具体的了解。
历史研究是要详细占有资料的，编写大事记，就是将所辑资料逐年排列，使之事有终始，言有根源。过去所辑《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汇编》和《辛亥革命在上海》等，正是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才汇编成书的。当编写《章太炎年谱长编》时，考虑到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曾三赴日本，一去台湾，民国成立后，又北任巡边使、南下新加坡，不实地调查，征询耆老，终感不安，于是趁两次赴日本讲学、研究的机会，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明治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至守屋图书馆寻访，在新加坡查阅《天南新报》《振南报》等报刊档卷，在港澳台地区也时有所获，丰富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的内容。
我曾以“持之以恒、言之有故”为治学箴言。持之以恒，不为时风世风所动摇；言之有故，言必有据，拒绝空谈。以此为治学不变的信条，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坐得住冷板凳，不屈服于外部环境的诱惑和压力，以期做到平淡为学、力行恒久。
一
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募建和发展，我也有着亲身经历和体会。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时值筹备初建，全所连同工作人员不到10人，研究人员除筹备处主任李亚农、委员徐崙外，也只有洪廷彦和我，程天赋则系兼任。徐崙带我见李亚农。李长期患病，精神却很振奋，他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说：“您三十岁即出论文集，太早，清代学者都是五十岁以后再出论文集的。”真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时很难接受。但是，他却把我们的书稿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史论丛》，却是意想不到的，我对他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深为感动。此后编集的《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就没有采用早期之作。
1960年8月，《辞海》召开初稿辞目和质量会议。接着，在浦江饭店召开各学科召集人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修改，除上海外，向京、杭、宁等地约请专家，我到浦江饭店集中了中国经学史条目约400余条，写出初稿。我还于1961年12月21日—1962年2月3日参加了《辞海》征求意见组，到郑州、开封、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和嵇文甫、蒙文通、徐中舒、唐长孺等先生进行座谈或专访。1963年4月，《辞海》试行本出版前，我又被集中一次。
当时，极左的影响不少，有认为经学是封建糟粕的，有认为写经学史辞目是“扫垃圾”的，这样辞目一删再删，旧《辞海》《尚书》《诗经》的篇目本来都设辞条，如今剩下有限几条。条目编订时，干涉也不少，没有办法，就将“考据”和“乾嘉学派”条目征求意见，特别是评价问题。当时，《文汇报》开辟学术版，聘冯契和我为特约编辑，我写了《简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其中例证就是编辑《辞海》经学史条目“考证”出来的。
在浦江饭店集中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新建设》都来约稿，曾先后撰文，并与周予同先生合署以应。辛亥革命50周年，我主持“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还应中华书局之邀，编辑《章太炎政论集》。
1971年，中央决定重新标校二十四史，我参加了卷帙最长的《宋史》，由张家驹和我任“通读”。《章太炎年谱长编》也大体完稿。
1983年11月—1984年5月，我前往日本，讲学之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明治文库，以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等处得到不少可贵资料，又从守屋图书馆查阅《台湾日日新报》。次年，去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访问多次，看到不少海外出版物。又到新加坡看到《天南新报》和章太炎佚札，以及1917年章氏在南洋的活动、讲学记载。此后，续有所得，写出《章太炎年谱长编》。
二
1977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备恢复，邀请我重回历史所；我想到学校教书。当时也有两所大学相邀，但不能如愿，只能返所。
1979年3月，在成都参加“中国历史规划会议”。我为华东组负责人，曾游青城、都江堰、工部草堂、王建墓、武侯祠、南郊公园。会后去重庆，参观红岩、周公馆、北碚公园。4月5日，乘轮南下，抵武汉，唐长孺、章开沅来接，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讲演。其后，乘轮返沪，与王仲犖夫妇同行，谈编辑《章太炎全集》一事。
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我除撰文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外，并负责将《辛亥革命在上海》的资料修订重印，分送海内外学者。1982年起，我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近代史研究室和图书馆。
当时历史所仍以中国近代史为重点，以上海史为中心，我坚持从资料入手，先从编辑《近代上海大事记》入手，然而除旧公共租界工部局、旧法租界公董局的档卷尚有存留外，其余未曾发现。早期报刊《申报》，1872年才创刊，只有在《上海新报》和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中摘录，其他方志、文集、专著、笔记、杂录和外文书刊也有不少。由我拟定编辑条例，分工编订，于1986年完成，写有前言，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曾到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多次，港澳台地区也都去过。出访讲学之外，主要关心古籍的流失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佚文。1991年5月21日，到新加坡整理完成丘菽园家属所藏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书札是最有价值的。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汉学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讨论会。
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梁等函札，为梁启超、叶觉迈、唐才常、狄葆贤、冯镜如、郑观应、经元善写给丘菽园的信，以及美国、加拿大等保皇会来函等，都很有价值。
1992年，从香港讲学返沪仅6天，即应日本立教大学之邀，与郁慕云飞赴日本，作专题讲演。接着，又到台北，再至台中，在东海大学讲学，吕士朋教授亲自相接。台湾研究生课程需计算课时，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又纷纷邀请，于是台北课程排在星期四至星期六，使我星期一至星期三可以自由安排，日夜讲学，一天最多讲6—8小时，在东海大学博士研究生课中讲了经与经学、今文和古文、秦汉博士和儒家独尊、王莽和刘歆、清代经学和宋学、康有为与古今文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龚自珍和魏源、邵懿辰和戴望、经学的改造、经学的重振和清末国学、经学和近代学术、如何研究经学等课题。在历史研究所讲了戊戌变法研究资料概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大同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等。
与此同时，又为东海大学中文所、台湾大学中文系、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台北中兴大学文学院、东海大学政治系等作过报告。
第二次访台是1997年，系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由郁慕云伴往，作了5次报告。
1992年，从台湾地区及日本讲学归来，突然发病。休养期间，将缃帙留有文篇编成《鳞爪集》，并将历年所写经学史论文，编写成《经学史论集》。写了《康有为传》《章太炎传》，并编成《陶成章集》。
上面所述论著，是我在历史所期间根据自我研究的步伐写成的，不是历史所的规划。如果要说我对历史所的贡献，只有两点：一是保证历史所重点课题的完成。1978年历史所恢复后，加强对上海历史的研究，着手编写《近代上海历史大事记》。我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因此组织力量，由我和吴乾兑主持，编成《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共计120余万字。二是购买图书。历史所筹组和初建时，并无图书资料，时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书价格极低，如百衲本二十四史，仅400元，零星小件，价格更低，像如今已成善本的《公车上书记》《四上书记》，仅一角钱一本。当时还有文物仓库，堆满了“文革”中抄来的书籍。历史所去选择，不需付钱，但封存已久，有人怕脏，去了一次不去了。我和图书馆的杨康年却乐在其中，选了一卡车的旧书而归。所选之书，不乏善本，如冯桂芬的手稿、宗方小太郎的日记等。
我将历年所写论文，选择一部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曰《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其他撰著，尚待选择整理。《梁启超全集》已将完稿，是我和汤仁泽合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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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值此之际，为进一步弘扬历史研究所潜心学术、心怀天下的优良治学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充分发挥史学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功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我们邀请历史研究所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在职科研人员撰写、整理和编辑了这本回忆文集。
由于2006年所庆50周年时出版过一本所史《通变知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历程》，内容和图片非常丰富，加之本回忆文集篇幅所限，因此书中图片以历史研究所近10年的活动为主，兼顾基本的所史沿革和研究重点。此外，本书还补缀了近10年的大事记，并附录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文革”前历史研究所的部分珍贵档案资料。
回忆文集的编撰工作始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的指导和关心下进行，并得到历史研究所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王健具体负责全书的结构策划，张启民、叶斌、金颖华、张秀莉、施恬逸先后参与了组织和编辑工作，邵建、马军、彭晓亮、葛涛、高俊、徐涛、何方昱、沈洁、戴海斌、金秀才、田一平、祖宗人等也作出了各自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缪宏才、总编辑唐云松和责任编辑章斯睿为本书的按时出版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发展轨迹
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汤志钧
在历史所讲历史所的历史 汤志钧
六十华诞 三个时期 张 铨
潘光口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学科发展
丁美臣口述：我与历史研究所二三事
办公室工作琐记 吴竟成
点赞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徐元基
图书资料室“三迁”琐忆 沈志明
学术发展
关于《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汤志钧
传统中国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芮传明
回忆历史所的工运史研究 郑庆声
攻克重大项目难关 汤仁泽
历史所培育我成长 齐国华
学术生命赖以依托的大树——为庆祝历史所成立60周年而作 杨善群
本人最有价值的一段人生旅程——在历史研究所工作14年的回忆 周永祥
步入学术殿堂的经历 孟彭兴
学人风采
沈以老与我的两三事 罗义俊
陆志仁书记、沈以行所长的关怀使我安居乐业 王仰清
历史研究所和父亲的学术研究 方小芬
汤志钧口述：历史研究要持之以恒，持之有故
唐振常先生与历史研究所——兼怀上海史室已故同仁 熊月之
怀念唐师 郑祖安
“十年磨一剑”——难忘历史所老所长李华兴老师的教诲 马 军
悼念上海工运史专家姜沛南先生 马 军
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对吴乾兑研究员的点滴回忆 马 军
记忆中的章克生先生罗苏文
任建树口述：终身反对派的书写者
张铨口述：咬定青山不放松，专心致力工运史
刘修明口述：理论、历史、现实三者要结合
罗义俊口述：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
历史研究所大事记（2006—2016）
附录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关于建议在上海筹建历史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关于工作近况的报告（1957年3月15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关于筹备工作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7年8月7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1957年、1958年工作计划（1957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填报科学研究机构调查表及附件（1958年9月11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关于上海历史科学工作的五年规划（草案）（1958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关于上海市中国近代现代史科学工作的五年规划（修改稿）（1958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1958—1962年工作规划（草案）（1958年）
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
委员会1959—1962年科学研究工作规划（1958年12月28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年（1959—1966）工作规划（草稿）（1959年8月7日）
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召开正式建所大会的通知（1959年9月25日）
陈其五在上海历史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摘要）（1959年9月26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情况介绍（初稿）（1959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历史沿革、设组及研究人员的概况（1961年7月5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概况（1963年4月11日）
后记
鉴往知来 一元复始
黄仁伟 王健
今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我们请所内的老领导、老专家和老同志们回忆了他们在历史所工作的点点滴滴，汇编成书，以此为所庆的献礼，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孔子曾经说过“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人到了六十岁时，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听取、分析各种意见。六十年人生阅历沧桑足以使一个人能够冷静对待世事，一个研究机构大致也要经过反复磨难，才能面对学术风云而心平静气地思考研究。历史所从创建到今天的风雨变幻，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来者发掘与弘扬，并在此基础上鉴往而知来，不断探索历史所的前进方向。
所史由每一位在所内学习、工作过的同仁写成，本书所收录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所史的点滴积累，会引发更多的感悟、感恩、感佩。
所运系于国运，国运盛则所运昌。遥想195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草创之初，筚路蓝缕，赖有李亚农等学界先贤总持其事，把握方向，为历史所的未来发展擘画出蓝图。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不到十年，就集合了一批科研骨干，整理出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等一批至今看来也仍然十分有价值的史料丛书，同时又广为搜罗，为本所积累了大批的珍贵典籍，使后辈学人受益无穷。
十年浩劫，历史所科研工作陷于瘫痪，院所建制撤销，一批专家学者受到冲击，历史所的发展更无从谈起。直至改革开放后，历史所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的快车道。整个历史所形成新的布局：以上海史为中心，又旁及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工运史、江南史等多个领域，迅速崛起于中国史学界，进而与国际史学界建立起交流网络，成为中国史学领域的研究重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不仅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舞台中心，学术文化话语权也在迅速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所凝聚力量，调整结构，加快步伐，形成学术梯队和核心竞争力，履行新的历史使命。
历史所的六十年历程表明，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在于集体力量的凝聚和提升。研究所的基础在于以科研人员为主干，行政、图书资料、编辑翻译等各方面人才构成的团队整体。就当前来说，这支队伍的关键仍然是选拔领军人才和培养科研骨干，历史所有一批颇具潜力并已崭露头角的人才，可以在国内外史学界大显身手。引进网络信息人才也是紧迫任务，尽管历史学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主，但是信息化也是整体大趋势，历史学也不例外。
历史所向来就有集体协作的好传统。成立之初的20世纪60年代，历史所就重视组织科研项目的集体攻关。无论是沈以行先生所领导的早期上海工运史史料搜集，还是汤志钧先生等主持的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整理等，都体现了团队协作精神。80年代以来，从唐振常先生主持《上海史》课题，到熊月之所长主持编撰《上海通史》，都是通过团队集体协作而获得了很大成功。无疑，集体攻关项目需要学术带头人的精心设计、组织和审改，特别是需要高出一筹的眼界和思维。
历史所形成鲜明的研究特色，就是以上海史为中心，探索近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与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确立这一研究方向，是历任历史所领导经过几十年反复比较、反复实践、反复积累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既实事求是，又远见卓识。由此，本所的上海史研究就不同于狭隘的地方史研究，其具有国家高度和世界广度的意义。以此为基础，上海史就可以带动或参与其他领域的专门史研究，如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乃至外交史等；带动或参与其他地区史研究，如江南史、长江流域史、大运河史、沿海城市史等；带动和参与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如梁启超、李鸿章、章太炎、陈独秀、鲁迅乃至国民党高层的研究。一部上海史，半部近现代中国。不断深入理解上海，才能更实证地解读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更深入地理解近现代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关系。这些学术意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
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保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碰撞，产生思想火花，推动学术进步。如今，历史所又在推动史学研究与高端智库建设相结合，为当代中国提供可鉴戒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要为上海提供现代化进程中先行一步的可行思路。历史学家不是远离现实的隐士，他们不应当只是解释过往的历史，更应当参与创造未来的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和现实是相互转换、相互延伸的，没有截然分割的鸿沟。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司马光，还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无一不是把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的大师。历史所的创立者们也曾经是党的战士，这与他们的学术追求并无二致。
当我们阅读前辈学人对历史所的记忆文字时，他们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跃然纸上。创建历史所的老一代学者们曾经蒙冤受难，曾经物质困乏，曾经被迫中断写作，但他们从未放弃，视史学研究为终身归属，无须计较名利，却乐此不彼，甘之如饴。改革开放初期进所的学者们大部分也已退休，但依旧奋笔疾书，保持着坐冷板凳的清风傲骨，术有专攻，著有独论。许多资深科研人员，或精于版本，或熟稔数种外文，尽其所长，配合科研，鞠躬尽瘁。总之，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以读书文章为终身之志业，为中国史学发展发光发热，这就是历史所的精神。这种精神令我所后辈仰望，给我们以鞭策，砥砺我们前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年是一个甲子轮回。因此纪念历史所成立六十年有着特殊意涵。天干地支回归本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历史所的明天，有待新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16年7月16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
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历史所的一些老同志们回顾了历史所建立的过程、经历的曲折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汇集成这本《史苑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书中既再现了历史所建立的历史过程，又表达了这些老同志对历史所的丰富感情。内容丰富而真实，感情真挚。
《史苑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老同志们所写的回忆录，值历史所成立60周年之际，他们怀着真挚的情感，对历史所的建立过程、经历的坎坷曲折等进行回顾，既表现了对60年来历史所经历的缅怀，又表达了对历史所未来发展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