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感觉这一词在艺术里用得相当普遍。比如一个跳舞的人，同样接受舞蹈理论的教育和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各种姿势完全符合要求，但当我们说他缺少感觉时，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最细致的地方到什么程度最合适。
王干：也就是分寸感。
王蒙：这些细致的分寸只能用感觉来表达。在艺术当中，舞蹈可以说是最有科学性的，你可以录下像来分析，甚至可以搞出数据来，比如手指到什么角度，但也不行，只能靠感觉。音乐也是这样。音乐是富有技巧性的，但只有技巧没有对声音的感觉以及对声音最细腻地方的分辨就永远成不了音乐家。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左”的东西比较厉害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感觉，完全排斥感觉，也不敢忠于自己的感觉，也不敢细腻入微地把自己感觉的财富充分地调动起来使用起来。我说莫言的感觉好，就是看了他的《爆炸》，印象特别深。
王干：我特别喜欢《爆炸》这部小说，它完全是感觉的大爆炸。
王蒙：这个小说里写他父亲打他一个嘴巴，他连着写了几百字。我几年前看的，不知印象对不对。就是这一个嘴巴，整个世界在他的感觉当中写得相当好。类似的例子在作品中多极了。我觉得感觉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对生活的感觉，一个作家可以写到风霜雨露，写到春夏秋冬，写到声音、形象、色彩等等，都是对生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第二是内省力，就是对人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灵魂深处的最细微变化的感觉。托尔斯泰作品里的感觉简直细致到像工艺品一样。第三，就是对艺术本身的感觉，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感觉，这是事实，有时候似乎是很普通的概念，比如说你的作品不够精练，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但有时候一泻千里、挥洒自如、汪洋恣肆也是可贵的，那么界限在什么地方?只能靠感觉，没法靠字数。比如一个短篇写到万字以上是不是就过多了呢?两千字以下是不是就过少呢?绝对不可以这样说的。甚至在结构上也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你觉得他太单纯，需要有一点闲笔，比如很短的小说要凭空说几句题外的话才能有空间，这些都要有感觉。感觉还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也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我觉得有没有感觉是艺术和非艺术起码的界限，如果没有最普通的艺术感觉，尽管你可以写很好的文章，有它的新闻价值、历史价值、社会效益，还有各方面的价值，但它不是艺术。艺术的高下不单纯是一个感觉的问题。这就回到了我们讲过的“文学是魔方”的说法，文学是整体的东西，是全局的东西。仅仅有了感觉的这一面，缺少另一方面的东西，比如经验、人格，包括哲理思辨，没有充足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只有零零星星各种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就会像迷宫一样，作家就很可能迷失在感觉中。这里我愿意谈谈莫言。你的文章谈到了莫言的好多作品，但这些作品像《红蝗》我都没有看。莫言有非常出色的感觉，也有相当可观的艺术勇气，但他毕竟还没有成熟到把这一切感觉、勇气以及中国人常说的才、学、识和经验、经历并驾齐驱融会贯通的程度，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倾斜。他在感觉上非常满足，但那些谈创作的文章就非常孩子气，实在不像一个大作家，他还不能够将这些东西融会贯通。又加上我们国家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刊物非常多，文学作品发表得异常容易，一个人有了名气之后，刊物纷纷要他的稿，他完全可能使自己包括感觉在内处于超负荷的支付状态，求大于供，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感觉膨胀，而其他方面跟不上来。
P46-47
这本题为《90年代对话录》的书，是我在90年代与诸多作家、评论家、理论家交流的一种记录。法国文学大师罗兰·巴尔特为了追求中心分散、众声喧哗的解构主义效果，，曾以《恋人絮语》进行过试验。我没有刻意去表现这种效果，但现在辑录在此的《90年代对话录》客观上把90年代文学的多种声音汇集在一起，留下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痕迹。在这本书里，可能看到的是一个饶舌而多嘴的我，一种观点会在两种以上场合讲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与我对话的人，他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姿态，不同的说法，可能是了解90年代和90年代文学一个最基本的“视窗”。
将这本书取名为《90年代对话录》是因为我曾对80年代文学进行过一次较有意义的对话。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我和王蒙先生围绕80年代文学的诸多问题进行过系列对话，后结为《王蒙王干对话录》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现在《90年代对话录》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颇有续编和姐妹篇的味道。将两者比较，可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1．前者是有计划的两个人的系列对话，后者则是随机性的对话和座谈，参与对话的人数达五十人次以上。2．前者是对新时期文学的某种概括和总结，后者则是与90年代文学同步进行的，对话的时间长达十年，对话的展开时间也正是90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有点同期声的味道。3．前者的文字是由我根据录音整理而成，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修饰性，而后者则全是由他人整理，我个人谈话的内容比前者更本色更原生态。
两本对话的差异，很能说明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如果说对话这一文体本身带有“浮躁”的因素，那么80年代末期还只是两个人的“浮躁”，到了90年代则是群体的“浮躁”，作家如此，评论家亦如此，而且这种“浮躁”尚在延续，并没有终结。因而我将1988年的两篇对话和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与学生的一篇关于“新状态文学”一的对话也附录进来，一是说明对话这种文体的“生命力”之盛，二是说明90年代“浮躁”之风之甚，我和张未民、张颐武以对话来谈“新状态文学”本己“浮躁”(虽然另有关于“新状态文学”的长文)，而批评者亦用非学术的对话体批驳之，可见“浮躁”像流感一样容易被感染。如今，有人形容说，看书进入“读图时代”，论文学则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是耶非耶，留待世人评说。有一点倒是可以保证的，我以后大概不会再用这种谈话的方式来“说”文学了，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1999年12月12日于金陵碧树园
因为排版技术上的原因，此书拖延了一年。90年代仿佛还在昨天，但新世纪文学的第一年也到岁末，“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本书的出版是我告别青年时代的一种方式，书中这些年轻的嗓音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记录。这里我要感谢那些帮助本书出版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帮助整理谈话记录的朋友，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样的文字结集出版。是为后记。
2001年12月6日又记于北京朝内
(收入文集时，将此书中朱立元教授与学生对话删
去，王干2016年12月8日又注)
一九八八年冬至一九八九年初，我们两人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斑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也可能是这种文体比较新鲜活泼的缘故，对话单篇分别在各地报刊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现将单独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书，以便读者、研究者和文学界的朋友了解对话的整体风貌，从而进行真诚的、友善的而不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对话”。
王干著的《王蒙王干对话录90年代文学对话录(精)/王干文集》记录了王干与王蒙之间的对话，还收录了王干与苏童、韩东、毛焰、朱文等作家、艺术家的对话多篇。内容涉及文学起点与形态、走向，以及现状和展望，还包括对长篇小说的讨论、女性文学和个人化写作，等等，观点犀利真实，字字珠玑，是一本涵盖范围极广、文体新鲜活泼的佳作。
王干著的《王蒙王干对话录90年代文学对话录(精)/王干文集》记录了王干与王蒙的对话，还收录了王干与苏童、韩东、毛焰、朱文等作家、艺术家的对话多篇。内容涉及文学起点与形态、走向，以及现状和展望，还包括对长篇小说的讨论、女性文学和个人化写作，等等。观点犀利真实，语言机警、泼辣风趣，是一本涵盖范围极广、文体新鲜活泼的佳作。全书内容丰富，对话真诚、友善且又富有深意，全面展现了文学的多样性，以及对文学的观点看法，值得读者细品其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