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著的《文鸟(精)》选译了《永日小品》和《文鸟》等篇,先后作于1908年、1909年,是他一面创作小说,一面写下的。那时,他四十一二岁,辞去大学讲师,刚进《朝日新闻》社当专业作家不久。生活较为稳定,创作进入高潮,他以清淡自然的笔致,深刻揭示和抨击社会的黑暗面,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利己主义进行细致的剖析和无情的鞭挞,同时也跟自己心中的暗影搏斗。我们在作者平淡质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生活的惨淡,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怎样辗转于明暗之中。漱石提倡有余裕的生活,然而他自己却常常得不到,《雾》《印象》《过去的气味》等描写英国留学时的感受,是多么迷惘、惶惑;《碳盆》中的窘迫生活,直觉寒气逼人;人世间感情淡漠,美好事物被扼杀,连鸟儿、猫狗都难逃厄运,如《猫冢》《文鸟》;但人生的童年又不乏明丽的色彩,读了《蛇》《柿子》《纪元节》《队列》,又能让人在压抑中轻舒一口气;《心》可称是《文鸟》的姊妹篇,描写优美、寓意深邃,朦胧的意境,曾引起许多后世评论家们无尽的猜想。
夏目漱石著的《文鸟(精)》选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部分经典散文作品,如《永日小品》《文鸟》《过去的气味》《猫冢》《心》等,从作品清淡自然的笔致,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利己主义的精细剖析和无情鞭挞,可以看出他生活的惨淡,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怎样辗转于明暗之中。内容并无多大奇特、曲折,然而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出个中滋味,从而引发读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永日小品
元旦
吃过年糕汤,回到书房里,不多一会儿,来了三四位客人,全是年轻小伙子。其中一位穿的是礼服,显得怪不自在。别人穿的是和服,而且是日常服装,一点不像过年的样子。这伙人望着穿礼服的,“啊哟,啊哟!”大家伙嚷了一声,显出惊讶的神气,最后我也“啊哟”了一声。
“礼服”掏出一块白手帕,胡乱擦擦脸。随后,便一口一口地喝起屠苏酒来,别的同伴也大吃大喝起来。正在这时候,虚子①乘车来了。他穿一身带家徽②的黑和服,外罩黑短褂,式样无疑是老掉牙了。我问虚子:“你穿了这身带家徽的黑和服,是准备去演能乐⑧吗?”他答道:“是啊。”于是他提议:“唱支歌怎么样?”我说:“好哇。”
随后,我们两个人唱了一支东北调的谣曲。这歌,我还是很早以前学的,几乎没有复习过,因此每句都唱得含糊不清,连自己也觉得走了调。好容易唱完了,那些年轻的听众,不约而同地说我唱得不好。其中“礼服”也插嘴说:“你的嗓门直发抖。”他们这些人原对歌谣一窍不通,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懂得虚子和我之间的优劣。但是受到的批评虽然外行也还有点道理,没奈何,连说他们一句“糊涂”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时候,虚子谈到他最近学打鼓的情形。那些谣曲的门外汉便央求他:“您打一回吧,让我们欣赏欣赏。”虚子对我说:“好吧,那就请你来唱。”我一向不懂伴唱的规律,被他一邀请,既觉为难,也觉新奇,便答应:“好的。”于是,虚子打发车夫把鼓拿来,鼓一来,便叫人从厨房端来炭炉,在火红的炭炉上烤鼓皮。大家惊奇地望着,我对这种猛火烤鼓的方法也觉得惊奇,忙问:“这不要紧吗?”“嗨,没有关系。”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指尖嘭的一声弹一下鼓皮,那声音很好听,便说:“大概可以了。”撤去炭炉,系紧鼓带。他那穿着带徽和服,摆弄着飘动红穗的身段,显得风度翩翩的神气,引得大家肃然起敬地注视。
过了一会儿,虚子脱去外褂,抱起了鼓。我忙请他:“稍微等一下。”首先我不知道我唱到哪里,该他打鼓,想先问他一下。虚子耐心地给我解释,在这儿得喊几声号子,在那儿得怎样打鼓,然后说了声“请吧”。我根本没有领会,但要彻底弄明白,还得花上两三个小时。没办法,只好马马虎虎答应了。于是我唱起《羽衣曲》来。刚唱到“春霞弥漫飘无定”的一半处,怎么也唱不好,开始有点后悔了,而且马上感到兴致索然了。但是,如果唱到半截突然转为高腔,势必破坏了整个曲调,我就只好没精打采地勉强唱下去。这时候,虚子突然嘭的一声打了一下鼓,高声吆喝起来。
我做梦也没料到虚子的吆喝这样猛烈,我原以为这儿的吆喝只是柔美悠长的,可他这一喊,简直是白刃肉搏,震破了我的耳膜。我的歌被他的这种嗓门,抑扬了两三次。好不容易歌声刚要平稳下来,虚子便憋足气力又从旁大喝一声。我被他喝一次,嗓子就发一阵抖,随后就低下去了。不多一会儿,那几位听众都吃吃地笑起来。我也暗自嘀咕,愈唱愈笨了。这时候,“礼服”先站起来,忍不住扑哧一笑,我也随着一起笑了起来。
一哄而起,我挨了大家一顿狠狠的批评,其中“礼服”的批评特别尖刻。虚子一边微笑,一边没奈何自己打鼓自己伴唱,欢快地唱完了一曲。过了一会儿,他说还有地方要去,便乘上车子走了。后来,我又被那些小伙子奚落了一番,连妻子都参加进来挖苦自己的丈夫。然后,她称赞虚子先生打鼓时,衫袖忽闪忽闪地飘动,颜色极为好看。“礼服”马上附和。我却觉得虚子的衫袖的颜色和闪动,并没有什么好看。
蛇
打开木栅门走出门外,路上马蹄踩过的洼洼里都积满了雨水。脚踏上去,就有一道泥水发出声溅到脚边来,抬起脚来好像有点痛。因为右手提了一只水桶,抬脚落步很不方便。当脚下打滑,强挣着站稳身子时,为着保持上身的平衡,直想把手里的木桶扔掉。走没多久,桶子又嘭的一声掉在泥水里,眼看人也要跟着跌倒下去,我马上骑在木桶的提梁上。抬眼一望,叔叔正在前边一间①来远的地方,披着蓑衣的肩后背一张张开的三角网。只见他的斗笠微微一动,听见斗笠下边说:“这路好难走!”不多一会儿,他那披蓑衣的身子便模糊在雨水中了。
站在石桥上往下一看,一股黑水从草丛中推涌出来。平时,在不超过脚踝骨三寸深的水底下,看得见浮游着长长的水藻,水流是很清澈的。可是现在,河底都混浊了。污泥从底下泛上来,雨水打在河面上,一个连接一个的漩涡从河中顺流而下。叔叔看了一会儿泛起的水涡,喃喃地说:
“可以捉到几条鱼的。”P1-5
东京杂司谷墓地,每到春秋祭扫季节,常常阴雨绵绵,茂密的林间缭绕着淡淡蓝色烟雾,高矮错落的各式墓碑在烟雨交织中,越发显得静穆、神秘。偶尔有一两声鸦叫,惊破墓地的沉寂。
夏目漱石的墓,就在园中的东南隅。他曾在一篇小说中描述过这座墓地,还借主人公之口说过:“既然这么好,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后来,作者果真就埋在这里了。
他的墓穴很气派,灰色花岗岩的高大墓碑,好像一把帝王的高背椅,上面镌刻着两行大字:
文献院古道漱石居士
圆明院清操净镜大师
碑前是石雕供台,四周围着厚厚的石栏,背衬苍郁丛林,显得肃穆而庄重。
尽管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让他当之无愧,可如果他活着,未必喜欢这样豪华的墓碑。他一生大多是在清贫、淡泊、孤寂中度过的。他不慕名利,最大的要求不过是能安安静静地写作,不再为糊口四处奔走。
夏目漱石出生成长在明治维新年代,正值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发展,提出“文明开化”“殖兴产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整个社会急剧变化。封建领主向资产阶级转变,若跟不上这个变化,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漱石的祖先世代为地方“名主”,到他父亲时,已日趋没落。他怕被时代淘汰,鼓励孩子们进新学。家中的五男三女,漱石是最小的孩子,却不受疼爱,一岁左右就把他送给别人家做了养子,十岁左右领了回来。他上面的四个哥哥,一个早夭,两个还像公子哥儿一样放荡。年轻轻地丧了命。还有一个哥哥依旧成天玩乐,眼见也成不了气候。所以父亲让他在二十岁时恢复了原籍、原姓。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在他的小说和回忆录中都有描述。
漱石自幼懂得用功,加上传统儒学的影响,最喜欢读汉文典籍,《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唐诗宋词,读得津津有味。汉学立志,但他知道在这样奋发图强的时代,必须掌握外语。他上大学专攻英语,成绩出类拔萃,一直获得奖学金。毕业后一度在外地当教师。后来被派往伦敦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教书,讲授英国文学。
年轻时,他曾幻想当建筑师,要为后世留下“长久的业绩”,由于一位朋友的劝告,才走上文学的道路。
但是,他的文学生涯却是惨淡、痛苦的。尽管他写出不少名篇,在文坛上声名卓著,尤其深受知识阶层、大学生们的爱戴,众多门生称之为“漱石山脉”,他心中依然感到苦闷、孤独。原来维新后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军事侵略势力大肆扩张,以及作者自己在文坛上显赫地位。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鼓舞。相反,他清醒地看到社会的黑暗、虚伪和腐败,人们不择手段地争名逐利、道德沦丧、人情淡薄,使他痛心。他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授予他的博士学位的奖励,他以犀利的笔锋向黑暗势力开战。
他曾说过:“一言以蔽之,现代日本的开化,可归结为只是表面肤浅的开化。”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批判意识、自我意识和科学、民主意识。他的作品反映了明治时期,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身心上所承受着的巨大压力。他身为作家,关心的是社会现实、伦理道德。但是,面对社会的黑暗和堕落,他无能为力,越写越觉失望,越觉暗淡。他曾几度神经衰弱,甚至发狂。他面对现实的眼光是悲哀的,内心是痛苦的,自然他的大多作品带着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有时,他竞觉得自己“抱着无限的后悔和恐怖,朝着漆黑的海面,静静地跌落下去”。
漱石也曾想冲破自己的暗淡心理,却失败了。“当我正决心向一个方向冲出去的时候,好像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可怕的力量,突然紧紧揪住我的心,使我丝毫动弹不得。”这时,他认识到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是造成人间黑暗面的总的根源。最后,他提出了他的“则天去私”的人生哲学的观点。
傅雷先生在论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曾说过: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而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漱石并未屈从自己心中的暗影,正像他最后一部作品《明暗》的题示,他要展开一场明与暗的搏斗,要摆脱黑暗的笼罩,去攫取光明。这是他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个长篇,但因胃溃疡复发,终于未能完篇,而悄然地离开了人世。那是1916年,他四十九岁。
漱石的散文也蕴含着“明与暗”的纠葛。他的主要散文集有:《漾虚集》《文鸟》《永日小品》《十夜梦》《满韩记行》《病中随想录》和《玻璃门中》等。
本集选译了《永日小品》和《文鸟》等篇,先后作于1908年、1909年,是他一面创作小说,一面写下的。那时,他四十一二岁,辞去大学讲师,刚进《朝日新闻》社当专业作家不久。生活较为稳定,创作进入高潮,他以清淡自然的笔致,深刻揭示和抨击社会的黑暗面,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利己主义进行细致的剖析和无情的鞭挞,同时也跟自己心中的暗影搏斗。我们在作者平淡质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生活的惨淡,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怎样辗转于明暗之中。漱石提倡有余裕的生活,然而他自己却常常得不到,《雾》《印象》《过去的气味》等描写英国留学时的感受,是多么迷惘、惶惑;《碳盆》中的窘迫生活,直觉寒气逼人;人世间感情淡漠,美好事物被扼杀,连鸟儿、猫狗都难逃厄运,如《猫冢》《文鸟》;但人生的童年又不乏明丽的色彩,读了《蛇》《柿子》《纪元节》《队列》,又能让人在压抑中轻舒一口气;《心》可称是《文鸟》的姊妹篇,描写优美、寓意深邃,朦胧的意境,曾引起许多后世评论家们无尽的猜想。
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读别林斯基论文艺时,曾说过:“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是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漱石的散文,描写的大多是生活即景、片段,有的像超短小说,内容并无多大奇特、曲折,写得很轻松,然而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尝出个中滋味,才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过却没有感受到的内涵和美好,从而产生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提高我们的修养、趣味和情操。漱石是位老辣的作家,他的散文是他作品中很重要的部分。
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正是漱石创作进入高潮的时期,他对鲁迅先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和一些同学最初在东京合租的宿舍,就是漱石的故居。甚至鲁迅先生的胡子,都能看到漱石的面影。鲁迅的散文集《野草》的文体形式,更能清晰地看到漱石散文《梦十夜》的痕迹。鲁迅还翻译过《永日小品》中的两篇:《挂幅》和《克雷格先生》。
可以说,小说加散文才构成漱石完整的形象。他的散文除了感情细腻,文风淳朴自然外,尤其注重环境气氛的描写,很快便能引人入境,跟作者共同呼吸感受了。
学昌
2016年4月
这部译稿本来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适夷先生应南方某出版社约稿,作为丛书之一翻译的。当时他有许多工作,加之年事渐高,眼力不济,征得出版社同意.约我合译。
谁料在丛书出版过程中,适逢该出版社体制改革,一家分为多家,又偏偏遇到责任编辑退休,不知怎样交接的,混乱中这部稿子竟然丢失了。那时没有电脑,无所谓存盘,因为催得急,也没留下底稿。
这内情,适夷先生全然不知,他不愿为难编辑,从不催促,一直蒙在鼓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他九十多岁,身患重病住院时,跟我说,丛书已转到天津一家出版社,以后他们会跟我联系。先生尚在,我也不敢贸然询问。
到了世纪之交,先生病笃,昏迷,我才鼓起勇气写信向天津那家出版社询问,答复根本未见此稿。我再与原出版社联系,说老编辑早已退休,无人知道此事,也未见过此稿件。经过多方辗转,联系到那位已退休的责任编辑,并附上他当年的亲笔信复印件,追问原稿的下落时,他哀叹自己年老病衰,退休多年,已无能为力,他也不知该找谁,只表示了遗憾。
我们花费了那么大心血,尤其适夷先生八十多岁高龄,下了那么大功夫,不出也罢,稿子竞弄没了,也没个交代,何况还是他们约的稿。
这样的信件追索浪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无人知晓,无人负责。我就好像走进四壁棉花墙的屋子里,敲敲哪儿都没反应,让人无限沮丧,却又无可奈何。我就是坐火车跑过去,都不知该找谁。那么厚的一摞稿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实在想不通,就找到作家权益保护委员会,说明原委,提交了申诉书和当初的约稿信、编辑信件、即将出版的广告等证明材料。大概他们听了也很气愤,发了比较严厉的通告吧,不到二十天,那家出版社不但原稿退回,还把已打好的清样和选题报告都给我寄来了。附信说是翻箱倒柜,终于在仓库的一个旮旯儿里找到了。这一扔.就是十几年。我当然感到欣慰,谢天谢地,毕竟在适夷先生病逝前,原稿总算找回来了。
然而。时过境迁,在商潮奔涌的时代,谁肯出版这种不赚钱的纯文学作品呢?我接连找了几家出版社,都碰了壁,有点灰心丧气。心想先放放吧,别跟时代较劲了。
这一放又是十来年,其间还曾找过先生工作过的出版社,又浪费了很长时间。然而,我终不甘心。仔细地反复阅读原稿时,似乎看到了适夷先生孜孜不倦的身影,他伏案工作,不断推敲,耗费着自己的心血。他喜欢漱石的作品,欣赏他的文学价值,一定要译出相辅的文字。这时,我忽然发觉,适夷先生用心良苦,约我合译,也是为了提携我啊!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为振兴发展、激奋人心的时代。适夷先生一直不停地写作、参加会议、为别人看稿,我就是受益的后辈之一。 于是,我又做了最后一次校对,鼓起勇气再投。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马合省先生不弃,使这部历经近三十年坎坷的旧稿,得见天日。也可告慰先生了。今年是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也权作纪念吧。
时代在前进,一部好作品,永不过时。希望读者喜欢,不当之处,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董学昌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