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波尔多到北京
1944年，我出生在波尔多，我爸爸在铁路系统工作。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那儿的葡萄酒是很有名的。我在波尔多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1962年，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波尔多大学。那时候，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的不是很多。有意思的是，1973年到了中国以后，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而成了一名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中国有一部革命京剧样板戏叫《红灯记》，里面的主人公叫李玉和，他就是一个铁路扳道工。所以，我到中国之后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啊，你爸爸跟李玉和一样，都是铁路工人。”其实，由于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能够读完小学、中学，再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更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1962年上大学时，我对人文科学很感兴趣。在人文科学里，我曾考虑要不要上历史系，因为我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我更喜欢学习语言。波尔多离西班牙不远，所以我想要上西班牙语系，因为我在中学时对语言就比较感兴趣，学习过西班牙语。上了大学之后，英语是必修的课程，所以我也学了英语。我们现在写学术文章常常用英语，不用法语，因为法语没人看得懂，所有国际科学方面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当时，波尔多大学在法国算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在法国，波尔多也是一个大城市。波尔多大学有一些科系是比较有名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其中西班牙语系不仅是波尔多大学，在当时的法国也是最好的系。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学习汉语，于是就选择了中文系。当时法国只有两所大学有中文系，一个是波尔多大学，另一个是巴黎大学，其他地方都没有。现在，法国各地的大学差不多都有中文系。在当时的波尔多大学中文系，我们只学文言文，也就是古代汉语，看《论语》《孟子》之类的书。教我们的老师当中也没有中国人，就是一个法国汉学家。他是很传统的汉学家，只对古代汉语感兴趣，所以我们的老师不会说汉语，学生也不会说。我上中文系就是学习古代汉语和文言文。不过，我同时还兼修了普通语言学，所以我大学毕业时有两个学士学位，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普通语言学的。1967年，我从波尔多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后来，我又在此读了硕士，毕业论文的内容是关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那个时代，波尔多大学中文系同现在的中文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波尔多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很少，就我们三四个人。我记得，我上一年级时有三个学生，老师只有一个。这位老师是一个教授，是研究中国汉朝的专家，专门研究《史记》和《汉书》。他的文言文很好。所以，他教我们的汉语就像诗的语言一样。我们学的主要是古代汉语、文言文，直到今天我还在研究古代汉语语法。在波尔多大学中文系的这几年，我们学了不少与此相关的课程。比如，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了清朝的一个著名戏剧《长生殿》。此外，我们还学了《论语》《孟子》《韩非子》、魏晋南北朝的《世说新语》、唐朝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元朝的杂剧等。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其实，这些东西现在对中国人来讲也是很难的。那时候，法国学者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汉学家。法国最有名的汉学家雷慕沙，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就不会说中文。18世纪或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都不会说中文，但认识很多汉字，都很懂中国的古典文献。（P6-10）
我长期研究中国语言，从中合格角度也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变化真是很大，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变得这么快。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法国好。中国也是全世界在经济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之一。
——贝罗贝
阿兰·贝罗贝教授是我访谈的第五位北京大学国际校友。他个子不高，但待人亲和，脸上总挂着一种纯真、灿烂的笑容，让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他交谈，轻松快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在访谈贝罗贝教授之前，我完成了对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萨安娜夫妇，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斯塔法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巴斯蒂的访谈，成果分别以《“黑脚”的汉语之路》《中罗两国的桥梁》《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在历史与现实间探寻中国》为名出版了。对贝罗贝教授的访谈用时比较长，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时间总是不合适。经过反复沟通，2015年7月，贝罗贝教授来北京大学讲学期间，我们在临湖轩进行过两天的访谈。2016年5月中旬，我又专程到了法国，在巴黎蒙帕那斯车站不远的假日饭店里，我们进行了三天的访谈。
与其他被访的国际校友相比，贝罗贝教授似乎不仅“不善言谈”，而且“被动性”比较强。他有很多值得讲述的故事，如曾经夫妻一同留学中国，在未名湖畔度过数个浪漫春秋。又如，学成回国后，他曾为法中两国领导人以及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做翻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法中关系的发展。再如，他在中国学习期间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状况，以后在无数次来华过程中又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不过，对于这些，贝罗贝教授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不愿意过多提及，而乐此不疲的是讲述他的学术研究。记得我们第一次访谈时，他只用了差不多半小时就将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讲完了，真的是高度概括，这是始料不及的。可是要想将访谈整理成书，至少也得几万字吧，我只好不断地追问他。因此，我们的访谈记录中重复之处非常多。实际上，贝罗贝教授的人生经历虽然不算坎坷，也没有大起大落，但丰富多彩并偶有曲折。只是在他的讲述中，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平淡和平常，行云流水，就像是不见高山也没有深谷。
1944年，贝罗贝教授出生在波尔多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72年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3年贝罗贝教授作为法国第一批交换生来华留学，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74年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国之后，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贝罗贝教授还给包括总统在内的法国领导人做过翻译。但是，贝罗贝教授最喜欢的还是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发表了《双宾语结构从汉代到唐代的历史发展》《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论差不多、几乎、差点：一个汉语的语法对比语言学问题》《古代汉语中的动之名结构》《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二十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汉语的语法演变：论语法化》《语义演变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汉语意愿动词的历史演变》《汉语历史语法与类型学》《“老乞大”的个体量词和语言循环现象之关系》《西汉初期的概数表达》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另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贝罗贝教授就在法国出版了330多页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由于这些学术成就，贝罗贝教授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员。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专集纪念贝罗贝教授的70岁生日。
在访谈中，我问贝罗贝教授：“您对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他总是非常谦虚地说：“这个我自己不好评价，我可以向您介绍一些同行，也是我的朋友，您可以看看他们写的相关评论，也可以采访一下他们。”根据他的建议，我在整理访谈录音的同时，又请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陈峦明先生帮助，搜集了有关贝罗贝教授的各种评论文章，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蒋绍愚教授。蒋绍愚教授与贝罗贝教授相识多年，而且都从事语言学研究，对贝罗贝教授的人品和学术水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他的评价也很恰当。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研究员、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王士元教授2009年在祝贺贝罗贝教授65岁生日时的致辞，也对他的人品和学识做了高度评价。在得到贝罗贝教授的授权后，我也将它们收入书中。
访谈稿整理出来后，我请贝罗贝教授审阅。他老人家大笔一挥，几个大大的叉号将一半的内容“枪毙”掉了。我能够理解贝罗贝教授的做法，因为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而对其他方面的内容并不太在意。可是，我要完成一本书的任务，怎么办呢？我只好在贝罗贝教授的学术成果上打主意。然而，贝罗贝教授的研究专业性非常强，我完全不懂，无法像介绍萨安娜、巴斯蒂、白乐桑和穆斯塔法等校友的学术成果那样介绍他的学术成果。最后，我决定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整理的贝罗贝教授的两次演讲稿和六篇学术论文来充实、拓展访谈的内容，使读者能从我的访谈、学者们的评价和他自己的著述三个维度来认识贝罗贝教授。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和为了便于阅读，我删去了贝罗贝教授这六篇学术论文插在文中和放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但在文未标出了原文的出处。
总之，透过本书的这些文字，读者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贝罗贝教授的学术生涯，也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还可以发现他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友好真情。
孔寒冰编著的《执着的汉语史学家(法国著名汉语语法学家阿兰·贝罗贝教授口述)(精)》讲述了1944年，贝罗贝出身在波尔多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72年入职法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3年，贝罗贝教授作为法国第一批交换生来华留学，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院，1974～197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国之后，除了继续自己学术研究之外，贝罗贝教授还给包括总统在内的法国领导人作过翻译。但是，贝罗贝教授最喜欢的还是研究汉语的语法历史演变，在这方面做了突出的成就。贝罗贝教授的人生经历虽然不是充满坎坷，也没有大起大落，但丰富多彩并偶有曲折，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孔寒冰编著的《执着的汉语史学家(法国著名汉语语法学家阿兰·贝罗贝教授口述)(精)》是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中的一本，是了解北大的非常有意义的读物。
透过本书的这些文字，读者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贝罗贝教授的学术生涯，也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还可以发现他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友好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