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夜雨(第1部)》是张恨水“痛定思痛”之作。作者以冷峻理性的笔触，在控诉日寇的战争暴行同时率先对民族心理进行探索解剖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劣根性”。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蜀东山村众生图。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幽默犀利在小说的描写功力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张恨水著的《巴山夜雨(第1部)》讲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李南泉带着全家住在临时首都重庆乡下躲避没日没夜的轰炸，同时住在这个村子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共同促成了战时后方的小社会。没有露几次面的方院长和方家的小姐少爷代表的官方阶层，他们秉持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原则照常挥金如土且恃强凌弱；以石正山、袁四维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家庭，不论前方抗战的环境多么恶劣，依然唯利是图、桃色新闻不断，毫无知识分子的尊严感和道德感……小小的避难乡村有的是故事，各种人物演绎着各自的人生，但是总的生活是苦难的，物价飞涨、房屋简陋，都让坚持着文人风骨和正义感的人们过着痛苦的逃难生活。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第一章 菜油灯下

第二章 红球挂起

第三章 斯文扫地

第四章 空谷佳人

第五章 自朝至暮

第六章 魂兮归来

第七章 疲劳轰炸

第八章 八日七夜

第九章 人间惨境

第十章 残月西沉

第十一章 蟾宫折桂

第十二章 清平世界

第十三章 各得其所

第十四章 茅屋风光

第十五章 房牵萝补

第一章

菜油灯下

四川的天气最是变幻莫测，一晴可以二三十天。当中秋节前后，大太阳熏蒸了一个季节，由两三场雷雨，变成了连绵的阴雨一天跟着一天，只管向下沉落。在这种雨丝笼罩的天气下，有一排茅草屋背靠着一带山，半隐沉在烟水雾气里。茅草檐下流下来的水，像给这屋子挂上了排珠帘。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他们认为这种叫作“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竹片夹壁上开着大窗户，窗户外面一带四五尺宽的走廊，虽然是阴雨沉沉的，在这走廊上还可以散步。

我们书上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南泉先生，就在这里踱着步，缓缓来去。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中等身材，穿了件有十年历史的灰色湖绉旧夹衫，赤着脚，踏上了前面翻掌的青布鞋。两手背在身后，两肩扛起，把那个长圆的脸子衬着向下沉。他是很有些日子不曾理发，头上一把向后的头发，连鬓角上都弯了向后。在这鬓角弯曲的头发上，很有些白丝。胡楂子是毛刺刺的，成圈地围了嘴巴。他在这走廊上，看了廊子外面一道终年干涸的小溪，这时却流着一湾清水，把那乱生在干溪里的杂草洗刷得绿油油的。溪那面，也是一排山。树叶和草也新加了一道碧绿的油漆。

在这绿色中间，几条白线，错综着顺着山势下来，那是山上的积雨流下的小瀑布，瀑布上面就被云雾遮掩了，然而还透露着几丛模糊的树影。这是对面的山峰，若向走廊两头看去，远处的山和近处人家全埋藏在雨雾里。这位李先生似乎感到了一点儿画意，四处打量着，由画意就想到了那久已沦陷的江南。他又有点儿诗意了，踱着步子，自吟着李商隐的绝句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有人在走廊北头窗子里发言道：“李先生在吟诗？佳兴不浅！”李南泉道：“吴先生，来聊聊天吧，真是闷得慌。”吴先生是位老教授，六十岁了。他穷得抽不起纸烟，捧着一支水烟袋走出屋子来。他虽捧了水烟袋，衣服是和这东西不调和的，乃是一套灰布中山服，而且颜色浆洗得惨淡，襟摆飘飘然，并不沾身。他笑道：“真是闷得慌，这雨一下就是十来天。可是下雨也有好处，不用跑警报了。”李南泉笑道：“老兄忙什么？天一晴，敌机就会来的。”

吴先生手捧着水烟袋正待要吸烟，听了这话，不由得唁了一声，因道：“我们这抗战，哪年才能够结束呢？东西天天涨价，我们还拿的是那永远不动的几个钱薪水。别的罢了，贵了我就不买。可是这米粮涨价，那就不得了。我吴春圃也是个十年寒窗的出身，于今就弄成这样。”说着，他腾出一只捧水烟袋的手，将灰布中山服的衣襟连连牵扯了几下。李南泉把一只脚抬了起来，笑道：“你看看，我还没有穿袜子呢。袜子涨了价不是？干脆，我就打赤脚。好在是四川打赤脚，乃是最普通的事。”

吴春圃笑道：“许多太太也省了袜子，那可不是人乡随俗，是摩登。”李南泉摇摇头道：“不尽然。我太太在南京的时候，她就反对不穿袜子，理由是日子久了，鞋帮子所套着的脚板会分出了一道黑白的界线，那更难看。”李太太正把厨房里的晚餐做好，端了一碗煮豇豆走过来，她笑道：“你没事讨论女人的脚？”李南泉道：“无非是由生活问题上说来，这是由严肃转到轻松，大概还不至于落到低级。”

吴先生鉴于他夫妻两个近来喜欢抬杠，恐怕因这事又引起了他们的争论，便从中插上一句话道：“阴天难受，咱们摸四圈吧？”李太太一听到打牌，就引起了兴致，把碗放在窗户台上，牵了牵身上穿的蓝布大褂，笑道：“吴先生能算一角，我就来。”吴先生默然地先吸了两袋水烟，然后喷着烟向李南泉笑道：“李先生不反对吗？”

李南泉笑道：“我负了一个反对太太打牌的名声，其实有下情。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真够忙的，我的力量根本已用不起女用人，也因为了她身体弱，孩子闹，不得不忍痛负担。她一打牌去了，孩子们就闹得天翻地覆。统共是两间屋子，我没法躲开他们。而我靠着混饭吃的臭文章就不能写，还有一层……”李太太摇着手道：“别说了，我们不过是因话答话，闹着好玩儿，你就提出了许多理由。住在这山旮旯里，什么娱乐也没有，打小牌输赢也不过是十块八块的，权当了打摆子。”说着，端起那碗菜，走进屋去。

李先生看看太太的脸色有点儿向下沉，还真是生气，不便再说什么，含着笑，抬头看对面山上的云雾，隔溪有一丛竹子，竹竿被雨水压着，微弯了腰，雨水一滴滴地向下落，他顺眼看着有点儿出神。吴先生又吸了两袋烟，笑道：“李太太到南方这多年了，还说的一口纯粹的北平话。可是和四川人说起话来，又用地道的四川话。这能说各种方言，也是一种天才。你瞧我在外面跑了几十年，依然是山东土腔。”李南泉分明知道他是搭汕，然而究是朋友一番好意，也就笑道：“能说各种方言，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技能吧？”（P1-3）

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最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