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是咕哝了什么，还诧异地、不知为何带着懊恼地眨了眨眼睛。这个动作连带着我那木讷、像聋哑人似的反应，让他们开始觉得我不怎么懂英语。那个高个子的越过我的头顶，将公寓迅速扫视了一遍。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转瞬而逝，接着，那觉得他们认为我是个清洁工的猜想便被他们紧接着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和高音量的说话声佐证了。
“只是几个问题，麻烦了。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他像在对孩子说话似的，把每个单词都重读，让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我们可以进去吗?”
我的尴尬，或者是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我的声音硬了起来。我听到自己的口音因为声音的颤抖而加重了：“我可以知道……”我清了清喉咙，“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高个儿“牛仔”眼中闪过一丝解脱。“你很快便会知道的，”他说，并恢复了自己权威的口气，“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女士。”
站在厨房里，我给自己倒了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没理由紧张，我的护照还没过期，但他们依然坐在客厅里，正等着要审问我的那两个人让我焦虑。我一边从橱柜里又拿出两个杯子，一边想着是不是该给安德鲁或者乔伊打个电话。他们都是正直的美国公民，也都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最终，安德鲁被选定了：他是我19岁时在以色列认识的老朋友，会是证明我守法、可靠的上佳人选。但是，光在内心构想我要在电话里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切就已经让我再次感到口渴了。
等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发现探员们已经把椅子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放回到地板上，那些椅子是我早前为了清洁地板而反扣在桌上的。高一些的探员已脱掉了外套，正背对着厨房坐着。我看到那个绝非善类的探员站在真空吸尘器的旁边，正巡视着屋内。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真空吸尘器旁的探长问道。
一阵痉挛穿过我的手，让托盘上的玻璃杯也晃了晃。“是的，这是我朋友的公寓，”我说，把头歪向杜迪和夏琳的结婚照，“他们现在在远东，正享受着一次长游，我为他们看家和照顾猫。”弗兰妮和佐伊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他的目光在水槽和书架下的猫粮上停留了一会儿。“你是怎么认识这对夫妻的?”他又看回那张照片，“这是他们租的房子，还是他们自己的房子?”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我说，一动不动，“我已经认识杜迪好多年了，自打我在以色列时起，他是我儿时的伙伴。他的妻子是个美国人——”
这个探员咕哝了些什么，环顾四周，说：“你是从以色列来的?”
“是的，长官。”
他漫不经心地向窗外望去，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利用这个空隙走到桌子附近。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
“大约两个月。”我把托盘放下，松了口气，“他们计划在春天来临之前回来。”我郁闷地想起自己的烟抽完了，“但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就是这儿的人，”我用眼睛搜索着无线电话，打算打给安德鲁，“你可以问问他——”
“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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